從一窮二白到工業化——中國「三線建設」運動的持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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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在新中國的外交史上是個弔詭的年份。在北方邊境，中蘇關係完全破裂；在南方，隨著越南戰爭的加劇以及美國向台灣海峽增兵，中美兩國的關係也日益緊張。當時的中國政府對可能發生與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爭十分憂慮。彼時，中國的軍工產業普遍分布於東三省及東部沿海地區，一旦開戰，敵方可以在戰爭初期就癱瘓中國的軍工生產線。因此「三線建設」被提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

所謂三線，是指遠離可能的戰爭區域，即「國土防禦第三線」。這些地區普遍集中於中國的中西部深山中。通過下圖我們可以看出，三線地區的地形坡度和海拔高度決定了在當時的條件下，比較符合戰場防禦的要求。

三線建設在推進之初就首先考慮了國土防禦的重要性，並以此作為選址的重要依據。「分散，隱蔽，靠山，必要時進洞」是選址的重要標準。

據估計，在三線建設高峰時期的1965-1971年期間，國家向三線地區共投入約1400億元，佔到同期國家總投資的一半以上(Naughton, 1988)。這些投資深刻地改變了三線地區的經濟狀況，經過近10年的建設，到1977年，這些地區的工業產出提高了近37%。

本文作者將三線運動的工業化投資作為一種「類自然試驗」，用以探尋這些外生的投資對周邊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

基準回歸

作者使用OLS回歸作為基準回歸。

$y_{it} = chi_{i,64} cdot beta + gamma ManuEmp_{i,85} + epsilon_{it}$

其中 $y_{it}$ 可以分別為在1985年市場化改革後的每一年，當地城鎮人口比例、製造業僱傭人口比例、服務業僱傭人口比例。 $chi_{i,64}$ 為三線建設投入前，該地的一些特徵元素，比如地理條件、自然資源、城鎮人口比率、工業發展水平、現有基礎設施以及截距項。用 $ManuEmp_{i,85}$ （1985年當地製造業僱傭人口比例）來代表當地的三線建設投入情況。

基準回歸的結果請參照下表。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發現，存在三線建設的縣在運動結束之後仍然有更高的城鎮化率、更高的製造業僱傭比率、和服務業僱傭比率。以2000年為例，1985年的製造業從業人員比率每提高1%，就會使的2000年的城鎮人口比率提高2.18個百分點。

使用OLS基準回歸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必須防止內生性的出現，即必須保證 $E[ManuEmp_{85}|chi_{i,64}] = 0$ , 否則係數估計就是有偏的。作者認為，由於三線建設選址的首要考慮因素是國防需求，而非現有條件和未來經濟發展潛力；同時，作者直接控制了作為工業投入選址重要標準的地理和經濟特徵，退一步講，即使有些縣的條件適宜經濟發展，這一優勢也應該在64年之前的發展中就有所體現，為此作者拋棄了在三線建設前經濟就已經相對發達的地區樣本，之後的樣本均為農村農業占經濟主導的縣；更進一步來說，當時的決策者由於面對的是突發的國際關係變化，因此決策的過程也非常倉促，加上當時普遍存在的「人定勝天」的樂觀思想，地點是否適宜經濟發展決策者可能並未納入審慎考慮。

作者為了驗證對於決策者決策過程的假設，使用了第二汽車製造廠(The Second Auto Works)作為案例研究。

根據1965年公布的規劃，第二汽車製造廠的選址最初並不在十堰，而是在十堰以南500公里的湘西。兩者具有相似的地形、坡度、海拔、距海岸距離等地理要素，並且人口和經濟基礎都非常薄弱。但是經過十年的三線建設投資，十堰的城鎮化、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都顯著領先於湘西，並且在2000年，這一優勢仍然存在。

僅有一個案例還不夠。

作者利用40個處在三線建設區域內，但並未接受三線投資的市，使用Synthetic Control(Abadie et al., 2010)方法構建了一個「反事實」的十堰市，即，假設二汽並未在十堰建廠，十堰在85年之後的經濟狀況。這個「反事實十堰」的各項指標見下表的第三列。

可以看出，Panel C中，第一列與第三列存在顯著的差異，即假如二汽並未在十堰建設，那麼十堰現在的經濟狀況將天差地別。

效率與社會總福利

三線建設對於提高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城鎮化和結構轉型效果顯著，雖然這種不考慮效率的投資行為有損社會總福利，但是作者通過模型計算得出這種福利損失相對較小。

作者利用一個兩部門社會福利均衡模型來闡述這一發現。

在這個模型中，假設每一個區域 $i$ 都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即不存在跨區域的勞動力流動，並且每個區域的商品價格外生。這個經濟模型中存在兩個生產部門，即農業生產部門A，工業生產部門M，表示為 $j in {A, M}$ 。

生產方程為：

$Y_{i, A} = A_{i, A}L_{i, A}^{alpha}$ $Y_{i, M} = A_{i, M}L_{i, M}$

根據中國的特點，我們假設農業生產是規模收益遞減的，工業是規模收益不變的。同時假設所有工人在初識階段都出生在農村地區，但可以選擇移民到城鎮部門。

那麼這個模型的競爭均衡就可以表示為：

移民決定： $ln(omega_{i, A}) = ln(1-delta) + ln(omega_{i, M})$

勞動力需求： $ln(omega_{i, A}) = ln(omega_{i,M})$ $ln(omega_{i, A}) = ln(A_{i, A}) + ln(alpha)+ (alpha - 1)ln(L_{i, A})$

勞動力市場出清條件： $L_{i, A} + L_{i, M} = L_i$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作者將估算的各個參數值代入均衡條件，發現社會總福利的損失並不大。（詳盡推導過程可參看Paper，此處略去）

結論

本文通過幾種不同的方法考察了工業投資的溢出效應。發現中國60到70年代的三線建設投資，對於當地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和城鎮化水平都有顯著推進作用，並且這一作用在運動結束後仍然有效。

三線建設將工業投資從條件適宜的沿海地區轉向內地地區，以總產出下降為代價削弱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不平等。但作者通過兩部門模型測算，發現這一總產出損失可能並不大。

Reference: Fan Jingting, Zou Ben, 2015.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Third Front』 Movement. Working Paper.

寫在文末。
其實我並不清楚這篇文章嚴格意義上算不算做量化歷史的範疇，只不過由於本綜述作者就在這樣一個三線廠的家屬院長大，對於三線建設和老軍工人的生活有著足夠的切身體驗。雖然這篇Paper的結論認為社會總福利的損失並不算大，但是對每一個當年從一線城市支援三線建設，不遠萬里舉家遷移到山溝里的三線建設者來說，這一決定改變了他們，甚至他們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生。
向三線建設者致敬！
此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