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創傷的原因—不同文化的視角

最近天災人禍頻發，給受災人民帶來了心理創傷。在創傷心理領域有非常多的研究關注天災人禍之後，人們的心理反應，有許多有價值的結果指導我們對於災後的危機干預、心理恢復和心理援助。

在DSM-IV-TR中對於心理創傷有一個專門的定義：個人直接經歷一個涉及死亡，或死亡威脅，或其他危及身體完整性的事件，或目擊他人發生這樣的事件；或經歷家庭成員和其他親密關係者預料之外的暴力的死、嚴重的受傷或死亡威脅（標準A1）。個體在經歷上述事件中必須包括強烈的害怕、無助感和恐懼（標準A2）（APA, 2000）。

簡言之，經歷一個心理創傷事件，包含著兩個因素，一是客觀上暴露於創傷事件（A1），二是主觀上感受到強烈的恐懼和無助（A2）。

我們可以推測，在最近發生的幾次天災人禍中，例如天津港爆炸事件、陝西山體滑坡等等，都可能給受災的當事人帶來上述兩方面的心理創傷。有研究指出，13%——30%的美國人一生中會遭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自然災難（Briere et al.,n2000），而根據遭遇的災難類型和嚴重程度的不同人群中真正患PTSD的比例在3%——60%不等，所以個體在天災人禍中也是有自己的應對能力和心理韌性的，並非無法避免和恢復，有近7成的個體會在災難後一年左右恢復到災難前的心理健康水平。那麼到底哪些因素導致患PTSD的風險增加了呢。

西方世界有非常多的研究討論了PTSD的風險因素；而近年來隨著汶川、雅安兩次大的地震災難之後，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豐富起來。我這裡從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和各自的特點出發，對比看待我們不同文化下面對創傷壓力，其中最有風險導致我們出現心理問題的部分在哪裡。

西方世界，我介紹兩篇非常著名的元分析。

第一篇：Brewin（2000）在成人群體中做了Meta-analysis ofnrisk factors for PTSD，提出了14個PTSD的風險因素，分別是：性別、年齡、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教育水平、智力、種族、過往精神病史、童年虐待、過往創傷史、其他童年困擾、家族精神病史、創傷暴露程度、災後其他生活壓力、災後感知到的社會支持。結果顯示：效應值全部顯著，但大小不一樣。

可以分三組：

• 影響力最大的高風險因素：

1. 創傷暴露程度高：直接親身經歷了受傷和死亡威脅，或親眼目睹親友的死亡和受傷，房屋的倒塌，並且在經歷這一切時主觀上十分恐懼和無助。
2. 受災之後缺少社會支持：缺少渠道去表達內心的恐懼、擔憂、無助、自責等一系列負性情緒；面對自己災後的身心癥狀，缺少專業人士的指導，擔心自己發瘋和身心無法恢復。災後其他生活壓力：比如災難中損失了財產，災後生活困難。

• 影響力中等水平的因素：

1. 性別：研究發現女性患病可能性更大（Breslau et al., 1999; Leskin & Sheikh, 2002）

2.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在面對創傷事件時有更強的心理抵禦能力（Kulka et al., 1990）

3. 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越高，可能能夠接觸到的信息和知識越多，應對災難時通過各種渠道尋求專業的心理支持、獲取心理資源的能力也更強，從而使患病可能性下降，這可能是教育水平帶給創傷者的影響。

4. 智力：可能和受教育水平類似，也不排除在腦機制上有關聯。

5. 過往精神病史：在創傷之前有任何精神類的障礙都可能導致PTSD患病可能性增加（Brady et al., 2000）。

6. 童年虐待和過往創傷史：不論童年期虐待和過往的創傷經歷在個體的記憶中是否清晰記得，但作為其自傳體記憶系統的一部分它們都依然存在，當再次經歷創傷事件的時候，過往的這些創傷歷史都有可能更容易被提取和回憶起來，引起個體的心理不適，從而增加PTSD的可能性（Breslau, 1999）。

7. 其他童年困擾

8. 家族精神病史：PTSD在DSM-IV中作為焦慮譜系障礙，在DSM-5中單列出來作為創傷後應激障礙，都屬於一種精神類障礙，而從過往的臨床經驗看，精神類障礙在遺傳上是有一定影響的（例如Bassuk et al., 2001）

• 影響力相對低的因素：

1. 年齡：年幼者與老年人患病可能性更大（Atkeson, Calhoun, & Koenen, 2002）

2. 種族：少數種族（在美國是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相比白人患病可能性更大）（Kulka et al., 1990; Ruch & Chandler, 1993）

以上14個因素影響力大小有不同，但是都是非常顯著的影響因素。

第二篇，Ozer（2003）在成人中探討了PTSD的風險因素，它建立在第一篇綜述基礎上，做了更進一步的分析，考察了PTSD的7個預測因素：過往創傷經歷（prior trauma）；創傷前的心理適應水平（priornpsychological adjustment）；家族精神病史、災難中感知到的生命受威脅程度、災後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創傷時的情緒反應（peritraumatic emotional response）；創傷時的解離癥狀（peritraumatic dissociation）。

二者相同的部分不細說。這篇文章中獨特的兩個部分是：

• 創傷當下的情緒反應（peritraumatic emotional response）：

在PTSD的生理機制研究中發現，創傷事件往往突發，會引起腎上腺的高度喚起，而海馬和杏仁核起到對潛在危險處境和創傷事件記憶的登記作用。而阻止腎上腺素可以改變高度情緒喚起的記憶形成——正是這種高度情緒喚起的記憶，成為PTSD早期癥狀的重要來源。進一步的研究發現HPA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naxis）即下丘腦-垂體-腎上腺這個激素調節的軸是產生和維持PTSD的一個主要功能區。所以創傷時的情緒反應和相應的生理喚醒對PTSD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 創傷當下的解離癥狀（peritraumatic dissociation）：

解離癥狀，是一種和現實、自我和環境分離的體驗，有時候我們感覺到「靈魂出竅」了，可以站在遠處看我們自己的身體；有時候感覺到這個世界不是真實的，一種非現實感；有時候，我們意識模糊，就像夢遊，突然清醒過來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陌生的環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麼過來的，等等類似癥狀，就是解離。在遭受創傷後，這種解離癥狀非常普遍，有人認為它是個體逃避殘酷的災難現實的一種防禦。

有研究發現，解離癥狀比家族精神病史和HPA軸與PTSD的相關更高。其次，創傷早期（災難暴露1個月內）個體出現的創傷反應中，解離癥狀很普遍，它作為ASD（急性應激障礙）的主要癥狀和診斷標準，有研究發現，在災難後一個月內患ASD的個體在一個月之後患PTSD的比例十分之高。

此外，作者強調：個人特質和個人歷史是較末端的影響因素（平均相關小於0.2）；而創傷事件當下的或近期的因素才是更強的預測因子——例如災難時感知到的生命威脅、社會支持、創傷時的情緒反應和解離癥狀、創傷期間其他的生活壓力。

最後他總結到，災難發生的當下個體的情緒、行為等反應是更重要的，這也啟示我們，在一個突然的災難發生後，立刻對心理出現危機的人們進行一個危機干預，平復他們混亂的情緒，穩定他們無助、失控的內心，讓他們自發地恢復應對災後一系列事件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在東方文化下，這一切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很多關於汶川地震的研究表明，有一些因素是東西方普遍的，例如：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創傷暴露程度、感受到的社會支持和家族及個人精神病史。

而有一些情況是東方人獨特的部分：

Cecilia Lai Wan等人（2011）對汶川地震後的社區群體進行調研，發現在災難後，親友的去世相比西方人探討的那些諸多個人特點和因素影響更大。因為我們是一個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社會，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因而在發生巨大災難之後，親友之間的社會支持往往顯得無比重要。並且，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就是以血緣關係的遠近來衡量關係的親疏，因而家族網路是中國人社會支持非常重要的來源。所以親人的去世在中國文化下是一個極度的壓力和痛苦。

而同樣的研究在西方並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有許多研究發現，家庭成員的死亡並非PTSD的風險因素（Livanou, 2002）。

這也啟示我們，在中國文化下，處理災難後的心理創傷，除了處理個體在創傷當下的情緒反應，梳理他們對於創傷的記憶以解決解離癥狀，增加他們對現實的控制感之外，我們要更加關注那些喪親的哀傷者，去關懷他們喪親的那部分體驗和情緒。

參考文獻：

OzernEJ, Best SR, Lipsey TL, et al. Predictor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nsymptoms in adults: A metaanalysisn［J］. Psychology Bulletin, 2003, 129(1): 52-73.

BrewinnCR, Andrews B, Valentine JD. Meta-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posttraumaticnstress disorder in trauma-exposed adults[J].Journaln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0, 68 (5):748-766.

Chan CL, Wang CW, Qu Z, Lu BQ, Ran MS, Ho AH, Yuan Y, Zhang BQ, Wang X, Zhang 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mong adult survivor of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Cecilia[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11, 24(3): 295-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