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時安娜普爾納——加德滿都震後48小時

1

尼泊爾地震發生時，我在機艙里，以為飛機抽風了想拚命把自己甩干。

四川航空3U8720本應十一點從加德滿都起飛，因為成都下雨，晚點抵達，到十一點五十八分才剛剛滑上跑道。空乘人員檢查就位，乘客們滿臉期待，只等返回祖國，將紀念品向親友一一發放，再把尼泊爾之旅從頭講述。

我可不想走。我希望飛機晚點、再晚點，一直晚下去，這樣我就有理由衝出機場，搭乘飛馳的小破計程車，重返泰米爾。我將坐在夢想花園裡吃冰淇淋，聽牆外的熱鬧。

飛機就在這時突然停止了滑行。機身瘋狂左右抖動，我以為山谷的橫風在吹。舷窗外山腳騰起白煙，很快遮天蔽日。機長廣播突髮狀況，我打開手機，3G信號居然良好，新聞網站顯示尼泊爾遭遇地震。

最初是7.7級，機艙里的乘客紛紛站起來，有人歡呼：哇，已經改成8.1級。

這就是我一直在等的借口了。只是我沒想過它會這麼壞。我看著鄰座先生手機里友人傳來的照片，巴格塔普爾的神廟塌成一地碎石頭，杜巴廣場也沒了。近千年文明遺迹頃刻崩塌，泰米爾區倒的倒、散的散，已經成為一片空城。黃土紅磚下掩埋的屍體，紗麗顏色動人。

我所深深愛過和困惑過的城市，終於走到本世紀最艱難的一天。

我按下呼叫鈴，好看的空乘走近我。我說我有心臟問題，不能再搭乘這趟航班，請讓我回到地面。這個劇情是從《三個傻瓜》里偷來的，但我沒有完全說謊，我的心都碎了。

當你真正心碎一次時你就知道這不僅僅是個比喻。多巴胺、可的松、腎上腺素或者五羥色胺輪流翻湧，一小塊心臟酸酸地溶解。我不明白。

尼泊爾群山環抱、河流貫穿，地形本就坎坷，偏偏又夾在超級大國中印之間，被利用被幫扶被控制，更加前途叵測。十年內戰雖然結束了，皇宮改建博物館，但憲法遲遲未出台，政局永遠動蕩，人民依舊貧窮。44%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均GDP僅626美元。

投胎於此已然屬HARD模式，尼泊爾人卻活得幾乎幸福。不管在城市還是鄉下，你向陌生人雙手合十問候，總能得到一句笑容燦爛的Namaste。他們有時害羞，做事總慢半拍，開起車從來都是讓讓讓，不知道發脾氣。他們窮得叮噹響，卻缺心眼似的快樂著。連旅遊手冊都說，尼泊爾（Nepal）該拼成永不止息的愛與和平（Never Ending Peace and Love）。

我坐在舷梯上吹風，看下面未登機的遊客都已被疏散到室外。幾架軍用直升機從遠處升起，更遠處是不知名的連綿山脈。尼泊爾境內有世界十大高峰中的八座，高山徒步是其旅遊支柱產業。於是，在這個國家唯一一座國際機場——特裡布萬機場，自帶睡袋的乘客比例大概也是全世界最高。停機坪上很快有人搭起帳篷，鋪好睡袋，一派生活氣息。

在3U8720航班跟塔台重新建立聯繫後，機場方面確認跑道狀態無礙，可以繼續起飛。好心的空乘人員抱來毯子，勸我留在機上。他們說當地政府亂成一團，很快將有餘震，城內損失慘重，水電供應和通訊情況完全不明。

我一口咬定我心碎了，除非回到加德滿都，我也沒有別的選擇。

2

地震後三小時，我重新站在夢想花園對面，圍牆已經塌了，牆外也沒什麼熱鬧可以看。泰米爾區從來沒有這樣安靜。

這裡本來是加德滿都遊客的集散地，橫豎穿插的小巷分隔了上百家擠擠挨挨的旅店、飯館、紀念品攤。許多陽台伸出鮮花，櫥窗里掛著亮晶晶的寶石和羊毛圍巾。從黎明到午夜，泰米爾區需要你時刻提心弔膽地穿行，不然計程車會突然拐彎，人力三輪車從街角衝出來，旅行社代理人盯住你的眼睛熱情問候，狗四仰八叉地在路中間睡覺。路兩邊還卧了兩道淺水溝，一不小心就中招。

如今泰米爾區是空的了。

我不忍想像這些人怎樣在正午時分被生活驟然擊中。一切按下暫停鍵，貧窮的、混亂的、鮮艷的、香甜的，都先停停，政府軍隊封鎖了我曾掉進水溝的、懷恨在心的馬路。兩個中國遊客試圖回旅館取行李，持槍的軍人搖搖頭。遊客說逃難時太急了，什麼也來不及拿。跑到大街上，正看見一個人被倒下的房子砸中，露出半截腿，離他半米的同伴則倖存。

半分鐘的意義在此時生死顯著。我決定保命要緊，立刻走向安娜普爾納酒店。那是泰米爾區最著名的五星酒店之一，我早就聽說過，可惜全身上下只剩一張銀聯卡外加兩千盧比，大概夠住樓梯拐角的掃帚間。我於是蹭上wifi，給實習單位的老闆發微信，申請報道這次地震。我只需要拍拍照片，錄點視頻，就能留在加德滿都了，天下真有這種好事。同事叮囑我注意安全，以及如果有可能，把手機橫過來拍。我答應我會記得。

安娜普爾納酒店草坪上已經站了不少人，還有更多遊客擠在大堂等待入住。印度人圍了一大堆，歐美人三三兩兩待著。被困在第三世界國家受災的首都，所有人的直覺都是：花越多的錢，就越安全。可酒店的備用發電機還沒啟動，大堂昏沉一片，人聲嘈雜，像個招待所。

前台不斷大喊「我們已經客滿」時，第一次強餘震發生了。大家都花了半秒鐘才反應過來，然後伴著尖叫一路狂奔向出口。震感停止後，剛才推開別人最先衝出去的男人裝得最若無其事。女服務員淡定地拎著笤帚遠遠走來，把掉在地上的天花板吊頂、牆皮和碎玻璃片掃乾淨。果真是五星酒店。

我發現剛才餘震時拍的視頻竟是豎著的。我不想再待在室內，出了大門向左，空蕩蕩的馬路正對尼泊爾皇宮。皇宮早已改建為博物館，高度誇張的鐵欄杆從半空折斷，尊嚴盡失。

迎面走來一隊扛著攝像機的男女，我問他們是不是記者，希望撈到些關於「第一次做前線記者，怎樣才能對得起老闆出的錢」的快速教學。可他們卻不是。這群墨西哥人經過三次轉機，飛越半個地球才來到尼泊爾，為一間收容麻風病人的NGO組織拍攝紀錄片。

「你知道這附近哪還有能吃飯的地方嗎？」導演卡洛斯問我。

我心想，當然，我就是從這條街第一次抵達泰米爾區，也是在這裡跟人告別。

我走過這條街快八百遍：「那邊樓頂有個咖啡館，很漂亮，能俯瞰大皇宮。」

墨西哥人突然沉默，互相對視好久，最後終於開口：「樓頂？你認真的？」

我才發現我已快忘記這是場地震。安娜普爾納酒店撐起一個全面祥和的大氣泡，而我所認識的加德滿都從一開始就是祥和的反面。我跟在墨西哥人後頭，走過大皇宮的斷壁，繞開七扭八歪的電線和電線杆，終於發現了受災居民安置點。一頭牛卧在半截木窗下，尾巴揮著蒼蠅，兩隻狗打成一團。

3

地震後六小時，巴格瑪蒂區的草坪上建起了臨時安置點。

居民、軍人和遊客共同把木樁打進地里，支起防水布。當地人抱來了鋪蓋卷，遊客們大多掏出睡袋，一個大帳篷下擠進一百人不成問題。很快，安置點的人群就自動劃分出階層，貧與富一目了然，互不接觸。不同種姓的人都平躺著，與天空只隔一層防水布。尼泊爾政府派來軍隊，建起醫療點（一張桌子上堆了好多葯），還搬來了飲用水。

墨西哥紀錄片團隊與他們拍攝的NGO組織「桑提」在這裡會合。桑提是一位德國女士在二十五年前建立的，目前已經在加德滿都山谷開設了三間醫院，免費收容麻風病人和殘疾人，資金主要從德國境內募捐而來。她說桑提的宗旨是接納那些被尼泊爾社會所排斥、被種姓制度所傷害的人。她兒子科恩是目前桑提的負責人。

科恩長得又高又瘦，四十齣頭的樣子，藍眼灰發，奇裝異服。他的眼鏡鏡片上頂著兩個小翅膀，讓人聯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加德滿都曾收容過的嬉皮士軍團。當年那群歐美年輕人批判貪婪的政府、拘束的社會和不義的戰爭，一路高唱愛與和平，駕車穿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終於來到加德滿都。神秘的東方宗教被他們視為精神良藥，而杜巴廣場旁邊的奇異街成為他們的身體歸宿。今天中午，杜巴廣場正式成為廢墟。

嬉皮士科恩總是在跟人談話，一臉嚴肅，風衣下擺靜靜垂著，和他脖子上掛的浮誇項鏈完全不符。他從德國大使那裡得知尼泊爾政府尚未建起指揮中心，震區信息不明，國際航班全部推遲降落，救援物資無法分配。他看起來更加愁眉苦臉了。

我猜可能只在今天，嬉皮士科恩才一直皺眉頭。他一會兒忙著修應急燈，一會兒清點食物和飲水儲備。趕上通訊信號稍稍恢復些，他就掏出個小本，開始撥電話。

三間醫院的所有醫生、病人以及志願者，全是他的責任。地震發生時，二十多個年輕的德國志願者正與他一起在桑提的辦公室。他們全都跑了出來，那棟樓也完好無損。八年之前，科恩就查過尼泊爾的板塊位置和地震歷史。他說他必須知道自己將要面對什麼。然後他就租下了加德滿都市內第一座按防震標準建造的公寓，決心陪NGO組織桑提度過餘生。

科恩很快成為巴格瑪蒂區臨時安置點的領袖之一。不管是軍人、警察還是當地居民和外國遊客，遇到問題時總會找他討論，他一絲不苟地聽著，偶爾給出意見。為了不動用營地的食物儲備，我和桑提的志願者們決定去街上碰碰運氣。

尼泊爾的馬路從未如此安全過，我們再不用擔心呼嘯的摩托。

走到中國大使館領事部附近，終於發現一間飯館還在營業，但只賣炒飯。落座時，男士自動把離門近的位置留給女士。紀錄片導演卡洛斯拿過菜單，裝模做樣地點了一系列菜，如願聽到一串「NO」，才鄭重開口：「那麼，我決定要一盤炒飯。」

大家都被他逗樂了。這是大部分人在地震後第一次笑。飯館早就斷電，每桌配一隻蠟燭，大家點起煙，攀比著只講最愚蠢的笑話，沒有人提倒塌的古城，簡直可以裝作是老朋友聚餐。他們都是志願為桑提工作，有的剛來幾個月，有的已經待了十二年。

炒飯意外的好吃，一大盤居然只賣一百盧比，並沒因地震而加價。吃到一半時餘震又來了，我們一口氣跑出飯館，到路邊，站崗的軍人說：不好意思，我肺有毛病，你們能去對面抽煙嗎。

我檢查了一下拍攝成果，原來又忘記把手機橫過來了。但是左右看看，我是唯一還端著炒飯盤子的人。

4

地震後十二小時，加德滿都下起了雨。巴格瑪蒂區的安置點燃起三堆篝火，烤火的人圍著小聲唱歌。草坪上散落食品袋和可樂罐，一切像一場演砸的草地音樂會，聽眾們橫七豎八都睡倒在防雨布下，沒人再聽歌。

我求科恩告訴我哪裡能找到電源，好把照片傳回國內，那時當地通訊運營商Ncell信號還很強。科恩問我是否確定，我點頭。後來我發現，每當有人要離開營地、走進黑黢黢的巷子時，都會向周圍人強調一句：這是我自己的決定。

潛台詞是你們不必自責。

科恩決定陪我去充電。我們走回他中午剛逃離的大樓，樓里還剩一個保安和幾名居民，鋪了床墊睡在門廳。我在地上坐下，隨時準備逃跑，穿紗麗的女人送給我兩根香蕉。保安端著熱茶走來，我雙手合十問候他Namaste。

之前我每天能得到幾十次說Namaste的機會，掌握一句當地語言已經讓我足夠自豪。所以我不斷練習，期待完美髮音。其實我知道不管我說得好不好，尼泊爾人都會笑著捧場回應。他們就是這麼好滿足。

手機開始充電，我編了朋友圈說已平安回國，騙來一大堆贊。科恩突然把我拽起來往門口跑。我慢了半秒也反應過來又是餘震，趕忙抬頭看四周有沒有可疑的電線杆，卻只發現滿天繁星。

科恩跟我回到營地，路上接了個電話，突然高興起來。我問他發生什麼，他說地震後失去聯繫的一名醫生終於找到了，平安無事。他拿出本，劃掉那個名字。

我問他：「你的列表上還有多少個失蹤的名字？」

「很多。太多了。」科恩回答，一副老去嬉皮的悲傷樣子。

他透過帶小翅膀的鏡框，望望遠處的四層樓房：「這種樓對這個國家來說都太高了，太高了。」

我想我懂他的意思，這個國家有太多承受不起的自由。原本加德滿都禁止建築物高度超過皇宮，可後來王室倒台，這個城市就像世界上許多其他城市一樣，向四面八方膨脹開去。沒過多久，空氣污染和交通擁堵就跟著到來。

可今天加德滿都空氣清新，樓房內全是黑暗，只有路燈還徒勞亮著。我分到一塊椅子墊那麼大的毯子，準備度過整夜。一共四架航班從頭頂飛過，把人們吵醒，另外四次餘震，把人們震醒。

覺得冷時我就將前幾天冥想課上的記憶調出來播放。那時我也是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被老師印度咖喱味的英語逗到笑場，把他氣得不輕。

我招來遠處一隻狗玩。地震後尼泊爾人最喜歡看到狗開心地蹦跳，因為相信那代表餘震暫時還不會來。可我的狗看起來心事重重。

凌晨五點多，最大的一次餘震到了，人們尖叫著醒來，手機信號和網路全部中斷。只有安置點旁邊的菜市場，討價還價聲還在繼續。這裡的蔬菜全比國內的小一號，大概是真的有機食品。我想買根玉米在篝火邊烤，找了半天卻沒找到。尼泊爾人也從來沒見過真正嫩綠的漂亮的苦瓜。

5

地震後二十四小時，又一個正午，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領事部的院子里坐滿了急於回家的中國人。大家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旅程，聊地震時的慘狀，如何驚險逃生，然後共同抱怨機票難買。

他們說「網上票價最高時到了一萬三千元人民幣，而機場的售票現場一開始不接受現金，後來又只收盧比或美元」。憑中國護照免費登機當然不可能是真的，但大使館的確為人們提供了避難場地——院子里的一塊草坪。

五公里外的特裡布萬國際機場，等待接受安檢的隊伍已經排到一個路口之外。環島的綠地上扎滿了帳篷，有人還沒買票，更多的人在排隊改簽。據說上午的航班已經運走三四百個中國遊客，而現在機場附近也有數量相近的人還在等。他們大多沒有帳篷和睡袋，就擠在停車場或候機樓的棚子底下，因為怕錯過航班，也不敢去買吃的。他們想不通為什麼來送水和食物的是中華麵館和志願組織「藍天救援隊」，而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卻沒再出現。尼泊爾本來是國人熱門的旅遊目的地，只一分鐘內，就變成了人人爭相逃離的噩夢。

我不想走，我第一次被稱作「前線記者」，虛榮心得到萬分滿足。有多少人足夠幸運到能跟深愛的異國城市共同患難？我反覆回想地震時分3U8720航班正在進行起飛前滑行，我以為自己將告別加德滿都，費心醞釀著眼淚。

但我是不得不走了。尼泊爾無非是個過分離奇的假期，而北京還有一整套正常到平庸的生活等我一一去對付——殺滅勁敵、維持關係，完成所有必須被完成的任務還要盡量開心。

6

震後二十六小時，我坐在安娜普爾納酒店清澈的泳池邊蹭網，把最後的報道發回北京。房間依然緊缺，沒入住的人只好各自出招。太陽椅已經被搶光了，只剩一架鞦韆，我趕緊把毛巾被子統統往上搬，做好過夜準備。實習單位的老闆微信過來，說錢的事都不用操心，可以請個當地保鏢，安全為上。

我窩在鞦韆里想，還有比這更好的地方嗎？

第三世界國家生氣勃勃的首都中心，虛偽的五星酒店氣泡里，所有倖存的人被揭露了生活非連續性的真面目。一生中的確有某些時刻是比其它時刻要更加顯著的，或許在這關頭我正該請個人幫我推鞦韆？

地震以來最大的一次餘震到了。鞦韆自己晃起來，如我所願。從同事的報道標題里我才知道它有7.1級，而我最終再次忘記把手機橫過來拍。

每次餘震後，泰米爾區都變一個樣。有些房子是新塌的，本已塌的則碎成了粉。手機信號和無線網終於全部中斷，街上只剩一根電線杆子還驕傲地立著。加德滿都開始下雨，巴格瑪蒂區安置點的居民將會覺得冷，而安娜普爾納酒店裡依然昇平。

有個年輕女人窈窕走過我的鞦韆，一手掐煙一手端著啤酒，評價道：「好地方」。

我回答：「可別告訴別人」。

她來自美國芝加哥，卻是中醫醫生，懂得針灸和草藥，也讀現代醫學核心雜誌的最新論文。她在尼泊爾一座沒名的村莊做了半年志願醫生，正要去曼谷與丈夫回合，然後返回美國。

我們自然說起去年夏天加利福尼亞州的7.3級地震。那個夜晚我從床上被震到地上，爬起來後第一反應是跑到窗口看金門大橋還在不在。當然還在，這並不是一部怪獸電影，致力於創造奇景。此後的每一次餘震我都只覺得好玩，因為美國本身就是個大怪獸，絕不會被地震擊潰。我欣賞著吊燈誇張地搖晃，照樣擰開爐子烤刀，好切我的起司蛋糕。

芝加哥女人跟我感想相同：「你知道我們的國家出了多麼大的問題？我們現在正攙和進世界上的五場戰爭。我們全民吃著百憂解、離婚率超過50%。我們的中學教育就是一坨屎，小孩子只知道耍酷，抽煙、吸毒、未成年懷孕。而大人們則深信美國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為什麼還要出國看看？」

我點頭，這些我都知道。難怪我們共同喜歡上尼泊爾。

芝加哥女人辦的免費診所離加德滿都約一百公里，開車要花五個小時。整個村莊的人都愛她，因為她是他們擁有的第一個醫生。每天下午，幹完農活後，村民們就跑過去陪她坐著，用尼泊爾語、英語連比劃帶猜地聊天，喝瑪夏拉茶。每次有白人旅行者徒步到這個村子，就會有人衝進她的診所，拉她去看「和你長一樣的人」。

她早就聽說村子裡一年中最重大的節日就是濕婆誕辰節（Maha Shivaratri），滿心期待人們如何籌備和布置。她還記得每年聖誕時芝加哥的熱鬧。聖誕裝飾從十一月底就開始掛起來。密歇根湖封著冰，沿街掛滿綵球，百貨公司燈火輝煌，每家僱傭一位聖誕老人演員。對很多美國家庭來說，這是一年僅有的歡聚時機。

她本以為尼泊爾人也會這樣，直到二月中旬有天下午，村民們興高采烈跑到診所通知她：明天就是濕婆誕辰節了！她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沒人提前準備？你們是到今天才突然想起要過節？」後來她發現，連尼泊爾歷都是一年一算的。瘋狂慶祝這個新年時，沒有人知道下一個究竟是哪天。

在尼泊爾歷2072年新年後的第十天，這個無名村莊在地震中倒下。沒有一間房還立著，幸好所有村民都及時跑到了田地里，只有一人摔破了腿。他們即將面臨的是大雨、疫情和房屋重建，沒有錢，只有芝加哥女人中醫小診所剩下來的藥品。政府軍隊還沒能開進。

「那要怎麼辦？」我牢牢盯著安娜普爾納酒店泳池的平靜水面。

「怎麼辦？尼泊爾人可沒有保險。他們還在慶祝所有人都活著呢。」

是了，尼泊爾人怎麼會懂得保險？他們只活一天，一天之後再是一天，永遠無邪。到地震發生的正午之前，他們也許每天都真正快樂。

難怪我們都喜歡尼泊爾。我們寧願相信自己通過偏差的取樣、刻意的誤解，來造出上述並不準確的對尼泊爾人的整體概括，也好過承認：我們的世界有點問題，我們每天並不是真正快樂。

我們每天勉力工作，攢著、攢著，盼望有天能實現心愿。在那之前，怎麼有理由說成功、曬幸福、談人生？古往今來，當一個文明將自己的價值觀輸出給另一個文明時，總會試圖使後者相信那是更高級的。加利福尼亞州對「錢」的一致渴望，早以地震波的速度波及北京。加利福尼亞州的「自由」與「平等」也成為歌里唱的符號，使北京的人聽了，都覺得自己終於找到證據，可以正大光明地追求「自由」，追求「平等」。加利福尼亞州真正的嬉皮士在半世紀前叛逃到加德滿都，他們的遺迹也在昨天宣告破滅。有哪一個文明絕對比另一個文明高級呢？

這場地震的所有倖存者終於了解到同一種心碎：我們一直辛辛苦苦在等的那天可能並不會真的到來。位於地震多發板塊上尼泊爾人歡度每日的這種力氣，叫我徹底感動。好的意外與壞的意外都時時刻刻在迫近，旦夕禍福，不必多慮。

7

地震後四十八小時，我重新走進特裡布萬國際機場的候機樓。兩架延誤的印度航班先後成功起飛，大廳里的空氣質量瞬間大幅好轉。所有飛機競賽著晚點，最長的已經遲到十二個小時。每一張椅子和每一塊地磚都被人佔滿，小賣部只剩下最難吃的餅乾。

荷蘭皇家空軍的飛機運抵大批救災物資，紅十字會的卡車飛馳而過。坐我對面的先生剛從安娜普爾納峰徒步歸來，地震時由泰米爾區旅館的四層跳窗逃生，落在計程車上，毫髮無損。

當四川航空的航班降落在機場時，整個大廳一片歡呼，連金髮碧眼的陌生遊客也為我們這些終於能夠回家的中國人而鼓掌不止。

我將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重新相信「只要付出就有回報」，再等下去。我將在陽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亞州度過許多夏季，卻不確定是否每個都會快樂。其實我並不那麼想要夏季，只想永遠快樂。

臨走前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看到安娜普爾納峰。人們為攀登安娜普爾納而死，而驕傲，而奮鬥終生，彷彿這個名字包含一切宇宙奧秘。

我合上電腦，準備登機，把所有的餅乾和水都留給那位先生。他向我道謝。尼泊爾是個相信因果報應的國家，認為做了好事必有好報。那麼地震怎麼解釋呢？我不知道。

在加德滿都飛往拉薩的航班上，起飛不久，太陽即將落山。左側舷窗里隱約冒出山的影子，浮在雲尖。然後頃刻之間所有連綿山脈都盡情呈現，夕陽落上亘古不化的雪，一座山接著另一座，整個畫面像紀錄片一樣光輝燦爛。

我稍稍相信，這次我終於看見安娜普爾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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