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方言對唐宋詩人寫詩的聲韻有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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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音韻非我所長，僅試答。

方言對詩歌聲律是有影響的，但這種影響僅限於某些詩人的部分詩篇，不影響大局。

詩之「近體」誕生以後，平仄與韻律成為詩歌的重要評判標準。有了規範的聲律規則，還需要有統一的語音標準，故有了「韻書」。文獻載魏時李登著有《聲類》，晉人呂靜著有《韻集》，都是較早的韻書。對近體詩聲律有奠基作用的沈約也著有《四聲譜》。可惜的是這些書皆已不存，現存最早的韻書是隋代陸法言的《切韻》。《切韻》成書於仁壽元年（601年），此後一直通行。唐代的《唐韻》與宋時的《廣韻》都是《切韻》的修訂本，內容大體無差。沿用至今的平水韻也屬於《切韻》音系，只不過合韻簡化了而已。

為什麼詩歌格律以《切韻》為標準呢？因為《切韻》是官方所定之「官韻」。「切」字可解為正確、規範之意，如《文鏡秘府論》載劉善經《四聲論》說「音有楚夏，韻有訛切」，可見其正音之意。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序》中就說「陸法言《切韻》，時俗所重，以為典範」。唐代以詩取士，更重官韻。如李肇《唐國史補》記載：

宋濟老於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

官韻於文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時人也確有「誤失」的情況。中國地域博大，方言眾多，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更能凸顯方音的差別。晚唐司空圖〈漫書五首〉其一就說「逢人漸覺鄉音異，卻恨鶯聲似故山」，我們所熟知的賀知章〈回鄉偶書〉也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不過自古以來我們就有「雅言」、「通語」，類似於今天的普通話，大抵以每朝每代政治經濟中心地域方言為標準。唐時的「通語」就是北方話（見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第37頁），可能是洛陽一帶的方言。

但「誤失」並不是出於方言與普通話的差別，而是由於「文讀」與「白讀」之別。因為《切韻》並非單一音系，而是復合南北方言，兼顧古今語音的。陸法言在〈切韻序〉中說：

以古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疎緩。

吳音為時人不喜，而《切韻》的復合音系有時甚至被人誤認為吳語。蘇鶚的《蘇氏演義》就記載：

陸法言著《切韻》，時俗不曉其韻之清濁，皆以法言為吳人而為吳音也。

這樣的語音系統其實僅通行於書面，謂「文讀」。「參照了古音和方音來規定」，「被公認為文學語言的語音規範」（《漢語史稿》，第49頁）。詩人的官韻訛誤來自日常語音的影響，不同的偏差間就可以看出方言的痕跡。根據詩歌用韻特徵或失律現象來研究詩人或詩人群體之方言的成果是研究唐宋方音的重要組成部分。

論個別詩人的如付新軍〈唐末貫休詩歌用韻考及其所反映的方音特點〉（《中南大學學報》，2012年2月），統計貫休詩歌中的特韻通押情況。其中陰聲韻的支魚通押、陽聲韻的元真、元仙通押，都能說明詩人為詩時受到方音影響，不自覺地通押了並不同攝的韻部。論詩人群體的如儲泰松〈唐五代關中詩人律詩失律現象研究〉（《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3月），統計唐五代關中地區301位文人的2875首近體詩，根據失律的規律、失救的字音總結出當時北方俗語中諸如部分字音平去不分等特質。相類的研究還有一些，如陳大為〈唐五代湖北地區詩人近體詩用韻系統考〉（《懷化學院學報》，2008年第10期），焦甜甜〈四川、兩湖、江西地區唐五代詩歌用韻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等等。

唐宋方音年代久遠，難解全貌，但可從零星的材料中窺知一二。方音對詩律的影響可說是必然，但韓動不了官韻的統治地位，故受影響的詩篇為數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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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樓上兩位的水準，貼條「影響僅限於某些詩人的部分詩篇」的補充材料：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為「獨」。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陸遊《老學庵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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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陳攖寧的那篇專欄，跑來國學話題看了看，遇到這個題目，跟我去年寫作的畢業論文有稍許關係，故試著回答一下。

我的看法是：沒有影響。

首先，結合歷史上慣用的時代劃分方法，將唐五代劃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及五代五個時期，每個時代的時間大致如下所示：

1.初唐：唐高祖武德——唐玄宗先天年間（公元618年~公元713年）

2.盛唐：唐玄宗開元——唐玄宗天寶年間（公元713年~公元756年）

3.中唐：唐肅宗至德——唐文宗大和年間（公元756年~公元835年）

4.晚唐：唐文宗開成——唐昭宗天祐年間（公元836年~公元907年）

然後分全局與各個時代將這些文學家的分布進行研究與分析，文學家的姓名生卒年及籍貫以周祖譔主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以及曾大興著的《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得到如下的幾張圖：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五代

統計表格如下（知乎不能插入表格實在是太不人道了！！！）：

從以上圖表可知：

首先，從南北情況來看，北方的幾個文學家盛產地如關內道，其變差係數逐次上升，由初唐時期的357.04%上升到晚唐時期的441.71%，而南方的江南東道則147.88%大幅降為89.56%，兩相對照，可見整個唐朝時期，文學家的分布狀況是由最初的北方一枝獨秀到最後南方的後來居上。

其次，從全部的道來看，北方諸道的文學家比重下降很快，最典型的是河北道，從初唐時期的21.5%到晚唐時期的5.4%，其降幅之大，令人咋舌。至於南方的各道，雖然也有起伏，但總體上逐漸佔據了上風，到晚唐時已經徹底壓倒北方了。

再次，各道之中，江南西道與劍南道的文學家數量由最初的零星幾個到晚唐時期可隱隱與其他諸道抗衡，在全國中的地位上升最為顯著。而嶺南道，雖然不及江南西道與劍南道，但是增幅也不錯，到晚唐時期的嶺南道文學家數量已經為起始時與之不分伯仲的隴右道的兩倍了，其發展前景極其可觀。

最後，雖然表中也列舉了五代時期的各項數據，但是，與歷史相對照：當時的中國藩鎮割據，雖然有偏安之時，但多處於戰亂之中。尤其是關中諸道，鬥爭尤其劇烈。且從發展的形勢來看，北方此時已經遠遠不如南方，結果表中的數據顯示：關中文學家數量回暖，而南方諸道又與初唐時期相差無幾。顯而易見，這其中的數據出了問題。

總體而言，唐朝文人數量呈現從以西北為重心到以東南為重心的趨勢。

假設，我們認定某個地區的文人數量多會影響到當時的詩韻，也即題主認為的方言對聲韻的影響，那從以上的結果應該會推出這樣的結論：唐朝詩人的用韻一開始偏向於西北方言，到後期與五代直至宋朝，則偏於東南。

那事實呢？

隋朝陸法言的《切韻》分為193韻，唐朝孫愐的《唐韻》分為195韻，而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由陳彭年與邱雍修編的《廣韻》（《大宋重修廣韻》）更是分為了206韻，過於細化。所以，南宋原籍山西平水人劉淵，在著《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時將同用的韻合併，成107韻，同期山西平水官員金人王文郁著《平水新刊韻略》為106韻，這就是後來廣為流傳的平水韻。平水韻雖然是南宋時才出現的，但它反映了唐宋時代人們作詩用韻的實際發音狀況。

可見，在這幾百年之間，儘管韻書有所變化，可基本上沒有太明顯的改變，唐韻仍舊適用於宋朝的詩詞。換句話說，方言對於聲韻的影響不至於產生太大的作用。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認為，如果方言對聲韻產生了影響的話，那麼，古人讀詩作詩就會有麻煩。譬如我們拿普通話去套唐詩的格律，經常會發現有的詩並不合格律。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方言，假使大家都拿方言當正宗，則某地方言所寫的詩符合格律，被另一地的人拿那個地方的方言讀就又不合適了，這樣會亂套。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古人必然會有一套規範，類似於如今的普通話。儘管南腔北調，可只要這個規範不變，格律就沒有因地而異的問題。

以上，我的陋見。

參考資料：

[1] 葉持躍. 論唐五代時期詩人分布與特徵[A]. 歷史地理（第十六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0: 186-194.

[2]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

[3] 徐寶芳.人才地理學體系構建〔J〕.乾旱區資源與環境,1999,13卷增刊:147—151.

[4] 曾大興. 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M].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5] Zelinsky W.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missing female geographer.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73,25:101-106.

[6] 曾大興. 中國歷代文學家族的地理分布及其特點[A]. 見：曾大興編. 文化地理學.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4~84

[7] 葉持躍.根據46種唐詩選本統計出著名詩人〔J〕.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8,(11):29—32.

[8] 曾大興. 文學地域性研究的最新突破[J]. 唐都學刊，2004，20（6）：32~36

[9]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03-Sui and Ta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0]韻、韻腳、韻書、押韻--王步高 ．網易公開課 [引用日期201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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