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片山潛還在，抗戰時日共能不能發動革命阻止戰爭？
謝邀。
首先恕我直言，題主的這個問題有一定的「英雄造時勢」的傾向。雖然對於片山潛為日本共產主義運動所做的巨大貢獻我是十分敬重的，對於片山潛領導革命的能力也持肯定態度，但日共能否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並不完全取決於德田球一、野坂參三、片山潛等日共領導人。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情況是革命可行與否最根本的決定因素。馬克思很早就指出，一個社會制度在其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全部發揮出來之前，是絕不會滅亡的。非常遺憾的是，儘管日本在帝國主義列強中只能算最末流的「窮逼帝國主義」，但本質上三十年代的日本仍然處於壟斷資本主義的上升期，更非所謂「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一環」。在這一大前提下，日共的鬥爭無疑就艱難了許多。
而且，我必須給相信無產階級自發性的同志潑一盆冷水：在革命鬥爭中，黨組織的紀律性和先鋒性往往比無產階級的自發性來得更為關鍵。用披著「愛國主義」外衣的民族主義狂熱來分化瓦解革命隊伍，從來都是反動統治集團的慣用伎倆——而且是屢試不爽的伎倆。日本的情況更為特殊，天皇「萬世一系」、「萬民翼贊」的地位在民間頗有基礎（二二六事變中貧苦農民出身的基層軍官都堅信「天皇絕不希望百姓如此受苦」這種可笑的歪論）。因此一旦日本的軍部、財閥用「七生報國」、「八紘一宇」這種極富煽動性的口號對無產階級進行欺騙宣傳時，日本勞苦大眾是很難對其做出清醒判斷的。而這種矇騙政策再加上侵華戰爭的連戰連捷，日本勞苦大眾就會更加狂熱地支持軍部財閥的對外侵略擴張，日共對其進行反擊宣傳的難度也就大大增加。這某種程度上是一條國際共運中的普遍規律——君不見德國公海艦隊的無畏艦每增加一艘，深受德國資產階級和容克貴族壓迫的德國無產階級就要高潮一回，羅莎·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處境就要艱難一分。甚至俄國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前線的接連潰敗，沙皇政權的合法性就不會受到廣泛質疑和抨擊，布爾什維克在軍隊中的宣傳也就難以受到預期效果，列寧曾經毫不忌諱地說：「如果沒有爆發戰爭，俄國可能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不會爆發革命。」帝國主義戰爭連連獲勝、本國無產階級高潮不斷的情況下，還空談破除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迷夢、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圖樣！拿衣服！
我們當然知道對外侵略擴張違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豐滿的理想永遠都不是骨感的現實的對手，所以試想一下，三十年代日共如果在工人群眾中大談「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並聲稱這是為了日本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收到的回答很有可能是一句「你也配姓藤原？！」
此外，日本反動統治階級還對日共不遺餘力地進行瘋狂的絞殺。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以及此後的和歌浦事件、熱海事件、SPY M中央指導潛入事件等都是明證。反動政府的彈壓是如此殘酷以至於到了1935年日共的最後一個中央委員都被捕入獄，領導層全軍覆沒。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政府進一步加緊了對左翼力量的清洗。
在日本國內，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政府就發布命令，禁止罷工，強迫獻金獻物，節糧儲款，購買國債。從1938年9月起，規定每月1日這一天。日本人民要粗衣糙米，禁酒止歡。日本政府進一步加強了法西斯統治。在日共被摧殘後，開始向合法的左翼力量開刀。1937年12月18日，解散日本無產黨、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勞農派等左翼組織，在全國逮捕400多人，均為社會知名人士，其中有日本無產黨執行委員長、眾議院議員加藤勘十，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領導人鈴木茂三郎，日本勞農派創始人山川均，早稻田大學教授鋪豬股津南雄、茂野塞林，作家中西伊之助等等，這就是日本歷史第一次人民戰線事件。
1938年2月1日，日本有名的進步知識分子有澤廣已、大內衛兵、協村義太郎等的「勞農派教授集團」七人被逮捕，這是第二次人民戰線事件。
1939年，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在論著中，主張「和平乃真理」，被解職。1942年9月，滿洲鐵道有限公司研究人員細川嘉久在《改造》月刊發表文章，被指控為宣傳共產主義，《改造》社、岩波書店、《中央公論》社三單位，有49人被捕，其中有3人被嚴刑拷問致死。正如鹿地亘1938年在中國寫的《日本文化在監獄中》所述：「不論看哪本雜誌，腦海中熟悉的作家、評論家的名字，都已經不見了。呈現在眼前的，只是一些從不曾聽見過名字的作者……在我心裡，閃爍著幾千個被捕和失去執筆自由的作家、學者的姿態。在日本，文化已經失掉了，民眾的呼聲已經聽不到了，文化已經進入監獄。」客觀條件已經如此糟糕了，主觀上日共還屢屢犯錯。讓人恨鐵不成鋼的是，日共自1922年建黨以來一直都沒有一個成熟的、有經驗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樣子，犯下的錯誤簡直數不勝數，有的錯誤還一犯再犯。山川均右傾錯誤、福本和夫左傾錯誤皆是典型例子，而且在1935年日共遭到強制解散前夕的1932年，已經有左傾錯誤前車之鑒的日共仍然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說真的斯大林時代的共產國際大多數時候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頒布了帶有明顯左傾色彩的《三二年綱領》。該綱領雖然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之前造成黨內思想混亂的《政治綱領草案》的錯誤，但誇大了日本的革命形勢，認為日本的「革命決戰」迫在眉睫，以及把一切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改良主義工會領導人都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等。更要命的是，從1928年日共首次遭到彈壓的三一五事件起，日共主要領導人「轉向」就屢屢發生。三一五事件後，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屬於老資格的水野成夫就發布了轉向聲明，宣布承認天皇制，反對沒收天皇、寺社的封建土地，否認日本的殖民主義性質與歐美相同（PS：與當今某些小粉紅的邏輯多麼相似），宣布要建立與日共對峙的所謂勞動者派。1933年，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發布轉向聲明，主張實現所謂一國共產主義，公開支持對外侵略擴張，宣稱要以日本民族為指導民族而建設輻射朝鮮、中國、台灣、東南亞各地的所謂「大國社會主義」，以最終實現日本民族獨立自主的發展。之後日本著名工人領袖南喜一以及田中清玄、風間丈吉等日共重要領導人也先後宣布轉向，這些濃眉大眼的傢伙如此集中地背叛革命，1935年日共黨組織的最終毀滅也就不可避免了。
話說回來，雖然沒有成功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日共在二戰中的表現也已經相當給力了。
盧溝橋事變第二天，日本共產黨就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揭露了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號召人民起來投入反戰鬥爭。擁有300萬人的日本學生聯合會，派代表向東京政府請願。不少工農團體也召開反戰反法西斯大會，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們結隊在車站上卧倒，高呼：「還我們丈夫和兄弟」口號，迫使火車停駛。日本進步人士以「救濟出徵士兵家屬」的口號鼓動出徵士兵家屬組織「索夫索子團」，向日本當局請願，迫使政府做出了一些讓步。日共還發行了秘密機關報《衝過暴風雨》、《民眾的呼聲》，報道軍需工廠和農村的反戰、反法西斯鬥爭情況。
1939年3月，反戰分子投彈於大阪陸軍兵器庫，引起大火。4月，一艘潛艇上的反戰分子，撞壞佐世保鎮守府所屬的潛艇。8月，反戰分子投彈破壞了大阪皮革工廠。
從1938年到1942年，工廠工人紛紛舉行罷工，如1941年神戶工人發動靜坐罷工，堅持了5天。8月，名古屋三菱飛機製造廠3000多工人罷工。10月，橫濱重工業紅鶴見工廠舉行了大規模罷工。1942年，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下，神戶川崎造船廠、東京藝浦軍火工廠、受愛知縣鍾民工廠工人先後罷工。怠工成為各工廠普遍採用的鬥爭形式。軍需工廠缺勤率一般達到15-20%。農村租佃糾紛，1941年到1944年間，共達1萬次，參加人數有9萬多人。知識界也繼續展開反戰活動。記者桐生悠悠發表文章：《他山之石》，反對侵略戰爭，而被囚禁。基督教徒明石順三等人，公開發表反戰言論。總而言之，日共已經很拼了，你們還要它咋地？你行你上啊！
不能
片山潛在不在，日共都不免在1935年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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