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孕育了越南革命和革命者胡志明

撰文：威廉J·杜伊克爾

翻譯：夏露

他悄然來到河內，事先沒有任何張揚。當他的追隨者走上街頭，或慶祝勝利，或接受敵軍投降時，他則住進該市唐人街的一棟不起眼的兩層商務樓里[1]。在那裡，他實際上隱居了數天，整日伏案在一台破舊的打字機上。輾轉十年來，從莫斯科到中國南方，直到最後於1941年初返回他闊別三十年的家鄉的這幾周里，他一直帶著這台打字機。

8月底，他草擬完一份即將發表的演講稿。他要向他的人民宣布一個新國家的建立。9月2日那天下午兩點後，他走上了一個匆匆搭建在某大型公園裡的臨時講壇。之後不久，這個位於城市西郊的公園就被更名為巴亭（Ba ?ình）廣場。當時，他身材清瘦，穿一件褪色咔嘰裝。他從清晨開始演講，幾個小時內，聽他演講的觀眾就聚集了數千人。他高聲發表獨立宣言，並宣讀了新憲法的內容，語調中帶有明顯的地方口音。有些碰巧在場的美國人聽到了他令人震撼的開場白：「人人生而平等；上天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正是1945年的夏末，日本帝國主義向全亞洲投降之後不久發生的事情。地點是河內，也就是昔日越南封建王朝的都城，當時卻是一座沉睡中的殖民城市，它位於眾所周知的法屬印度支那的紅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帶。二十年來，阮愛國的名字一直讓他的同胞熱血沸騰，也令法國殖民統治軍官們害怕和憎恨。現在，他以一個全新的名字——胡志明對越南人民宣布，他是新國家的第一任主席。

那時，除了他的少數同仁，沒有人知道胡志明這個名字。聽眾中乃至整個國家，極少有人知道他之前是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是1930年越南共產黨的創始人。如今他只是將自己說成是「一位為祖國長期服務的愛國者」。在後來的25年里，越南人民乃至全世界都努力去評估和了解這個人。越南革命走到巴亭廣場實屬不易，其間經過了漫長的跋涉。自從1858年夏末，一個法國小艦隊聯合西班牙的小分遣隊發動對峴港的突然襲擊以來，越南就開始了衛國戰爭。峴港位於越南中部海岸，當時是一個中型商業海港。法國這次對峴港的襲擊並非空穴來風，早在幾十年前，法國人貪婪的眼光就瞄向了越南：傳教士要去那裡要解救靈魂；商人要在全世界開拓新的消費市場，要尋找通向富庶中國的水上航線；政治家則堅信只有在亞洲建立殖民地才能穩固法國在世界上的強權地位。19世紀中期，法國政府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在越南謀得一個立足之地，他們交給在峴港以北五十英里外當時越南封建王朝首府順化（Hu?）的官員們一個任務，讓他們努力說服越南皇帝實行開放政策，以便法國實施其影響力。後談判受阻，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即拿破崙三世）政府才決定訴諸武力。

這個被法國艦隊襲擊的國家對戰爭及外敵入侵併不陌生。事實上，亞洲鮮有人民象越南人民為國家獨立而進行如此艱苦而持久的抗爭。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為抵制來自北部鄰國的擴張傾向，長時間以來它一直頻繁地進行著痛苦的抗爭。在公元前二世紀，當羅馬共和國還依舊在襁褓之時，中國就征服了越南地區，並對其實施了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全面同化。儘管越南在公元十世紀獨立了，但一直與中國王朝保持藩屬關係，所以中國的帝王在幾百年之後才接受越南獨立的現實。

與中國長期的藩屬關係，對越南影響深遠。一千多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文學、藝術、音樂、宗教和哲學，甚至漢字都深深地植根到越南的土壤里。結果產生了一個「儒化」了的越南。在旁觀者看來，一個未被教化的越南實際上變成了微型的中國，成了一個效仿強大而耀眼鄰邦的一條「小龍」。越南統治者自己帶頭走出了這一步, 和中國的皇帝一樣，處處顯出一副天子的做派，不過這個天子沒那麼高大也沒那麼威嚴而已。越南統治階級也逐漸按照中國科舉選拔官員體制建立了政權，他們（通常被稱作官吏們）個個都要憑著自己的才能通過那些考查他們對儒學經典的掌握程度的極其困難的考試，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的。與中國一樣，越南男子世代都接受著學習背誦儒家經典篇章的教育；女子則被嚴格的家長禮教制封閉在家庭的牢籠里，被教導做賢妻良母；而禁止謀求任何官職，事實上，幾乎不許她們有任何從業的機會。

越南通向中國文化世界的道路大概算不上特別曲折，因為很大程度上，產生中國禮教文明所需的社會和經濟條件，在越南也同樣存在。和北部鄰邦一樣，越南社會基本以農業為主。在越南，農民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們散落在蜿蜒流向北部灣的紅河三角洲的小村莊里，以種植水稻為生。在這樣一個國家，努力工作、放棄個人慾望而服從集體需要，以及穩定的社會和政治等級制度都是極其重要的。這也需要一個訓練有素的政府來維持灌溉系統和公路網；相對而言，對商業和製造業的需求就很小。儘管越南文化里的本土成分從未被根除過，但在旁觀者看來，這個國家似乎就是它北部龐大鄰邦的一個縮影。

一方面，越南人好像心甘情願吸收強大中國的幾乎所有的偉大傳統；另一方面，又出現了一些在自治問題上執著堅定的人物。越南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比如起義領袖二征夫人（在公元一世紀抵制中國的統治）[2]、黎利皇帝以及1400年後與明朝抗爭的傑出謀士阮廌，這些人都與抵制中國主權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嚴峻挑戰面前而努力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有著強烈民族意識和甘願保衛祖國、抵制外敵入侵的民族。

勿庸置疑，越南人民為求國家生存而戰的長期影響之一就是產生了強大的武力傳統，他們願意使用武力來保衛國家的利益。公元939年越南從中國獨立[3]，之後的幾個世紀里，它都自稱「大越」, 並開始了與南部商業鄰國占婆國的長期的衝突。最終越南人占居上風，並於十三世紀開始，沿海岸線向南進軍。到十七世紀，消滅了占婆國，大越的領土也擴展到泰國灣上的金甌半島。越南南部的很多居民都是以前的士兵，他們向南移民在湄公河三角洲肥沃的土地上，建成了新的水稻種植區。「大越」也變成了東南亞地區一個強國。在與鄰國統治者的關係上，越南統治者不僅以一個國王而且以一個皇帝自居。

但是國家獲得武力成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地域擴張導致了文化和政治上日趨嚴重的分歧。在紅河三角洲中心省份的人一直保持傳統觀念，而南部新佔領區的定居者的觀點比較獨立。兩百多年間，這個國家的南北統治家族之間不斷爆發戰爭。十九世紀初，在南部統治家族的一個後裔阮福映的領導下帝國重新統一。阮福映採用的王號為嘉隆。起初，新的阮王朝打算對這些國內紛爭置之不理，但到十九世紀中期，各地割據現象日趨嚴重，同時經濟問題逐漸增多，比如耕地日益集中到富人的手中，而且因順化帝國政權的領導不力而日趨惡化。

越南國內戰爭時期也正是東南亞歷史上比較動蕩的時期。那時隨著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的遠航，來自歐洲的艦隊接踵而至。他們逡巡於南中國海和泰國灣的海岸線上，搜尋香料、礦產和需要拯救的異教靈魂。在歐洲人中，法國人對這片土地最感興趣。當勁敵英國開始鞏固他們對印度和緬甸的統治時，法國領導者將他們貪婪的目光投向了越南。

1853年阮朝第三個皇帝去世，越南政權過渡到新一任統治者嗣德的手中，他年輕，缺乏經驗。他登基之初，正是越南獨立幾百年來面臨的最嚴重的一次威脅之時，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人民的不幸，他不得不身負重任。嗣德是一個用心良苦且充滿智慧的人，但他的性格優柔寡斷，而且疾病纏身。1858年夏，當法國軍隊登陸峴港時，嗣德的第一反應就是抵抗。他十分不屑地拒絕了法國提出的談判請求，而且集結了皇家軍隊，大舉攻入法國在市郊防禦工事。當時在這個地區遊說的法國傳教士曾向法國指揮官、艦隊司令查爾斯.利高.德.葛諾伊（Admiral Charles Rigautlt de Genouilly）保證，當地反對皇權的起義即將發生，但這終究沒有成為現實。起初這個艦隊司令還在等待他的對手，但當霍亂開始消弱他的隊伍時，他決定拋棄這個城市去稍南一點的地區尋找更易攻下的地方。1859年初，法軍在西貢再次發起進攻。西貢是湄公河三角洲以北數英里外的一條小河邊的新興商業小港。這個地區的皇家軍隊打算反攻，但是他們落後的武器實在無法與入侵者抗衡。兩周後，越南人的反抗失敗了。

儘管這個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軍隊抵禦侵略者，但南部的失敗使他氣餒。雖然有上諫者在朝廷請求他做出繼續反抗的決定，嗣德還是決定講和。1862年，他同意將湄公河三角洲的三個省份割讓給法軍，它們連同幾年後另外三個省份一起成為法國在交趾支那的殖民地。第一輪較量巴黎取勝。頭幾年，順化王朝還勉強支撐著獨立局面。後來，法軍在19世紀80年代初繼續他們的步伐，對河內的城堡發起進攻並佔領紅河三角洲幾個重要城市時，朝廷似乎癱瘓了。病重的嗣德在法軍新一輪的進攻之前去世。在接下來的政權危機中，朝廷分裂成幾個對立的派系。後來的幾個月里，幾個新的統治者相繼被推上王位而又迅速接二連三地被廢除，他們當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的孩子。最後，王權由有影響力的攝政王孫室說奪取，他將咸宜帝推上王位，希望能繼續抵制外侵。在越南的請求下，中國的清王朝派出皇家軍援助自己的屬國，但是越南軍隊最終沒能取勝。1885年中國撤出自己的武裝部隊，並與法國簽署了一個協議，結束了與越南長期的藩屬關係。在順化，一個更加順從的皇帝被推上了皇位，替代了年輕的咸宜帝。咸宜帝則與他富於反抗的謀士孫室說逃入了內陸的深山裡繼續他們的戰鬥。而此時，佔據朝廷勢力的求和派則與法國簽署了一項新協議，承認法國在越南剩下的所有疆域的政治統治。法軍將他們新的屬地命名為東京（包括紅河三角洲的省份和周圍的群山）和安南（包括至南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沿海省份）保護國。在安南，法軍允許傀儡國王和他的官僚階層維持他們曾經威嚴統治如今卻支離破碎的殘留政權。實際上，此時越南已經完全變成了法國的一個屬國

法國對越南的征服是歐洲擴張進程的一個體現。這種擴張開始於拿破崙戰爭之後，十九世紀後期發達的西方國家開始進入工業時代之後，擴張開始加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拚命尋求廉價原材料及消費市場，他們藉助武力在所有地區建立他們的勢力。到十九世紀末，除了暹羅王國（泰國舊稱），所有的南亞和東南亞國家都處於某種形式的殖民統治之中。

朝廷的投降並沒有磨滅越南人對自由的嚮往。幾百年間，越南對中國的反抗在其上層社會造就了忠君愛國的傳統。不少軍官和平民都拒絕接受朝廷向強敵投降的決定，並打算組織當地的武裝力量企圖復辟咸宜帝政權。在河靜省，沿安南中部海岸，文官潘廷逢開展了一次勤王運動，要將法軍趕出自己的國家。當他幼時就相識的朋友黃高啟規諫他適應新形勢，放棄這種無用的努力，避免無益的流血時，他以一種節操高尚的儒家愛國者的高傲語調回答道：「然弟退而思之，我國千百年來，地不廣、兵不強、財不富，所是以立國家，君臣父子五倫而已。漢唐宋元明屢欲郡縣其地，終不可得。 夫他之與我，地則相連，力則萬倍，而終不可以為強者，實無他，南國山河，截然天分。」

然而，由於兩個人同時稱王，這令一向忠於君主的越南人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是應該支持得到法國人扶持並在順化即位的同慶帝呢還是應該響應被廢黜的咸宜帝？後者隱居山林，號召那些愛國人士支持他，掀起一股勤王運動。是鬥爭還是妥協？越南人在這兩難的境地之間進行痛苦抉擇，為此為此產生的分歧長達半個多世紀。

義安省成為了反法運動的核心地區。義安位於南中國海和越老邊界的長山山脈之間。這裡土地狹長，有平靜的海灘、紫色的山脈以及綠色的稻田和黑色的森林。這塊土地看起來是如此美麗，但是這裡的生活是異常殘酷的。人們居住在海岸和山脈之間狹窄的土地上，他們之中90%是農民，靠種地為生。這裡屬熱帶季風氣候，經年狂風暴雨的衝擊，使得土壤稀薄而貧瘠。每到雨季，農民的莊稼都會受到極大破壞，有時甚至整塊稻田都遭受雨水或海水淹沒。災難年年在，年年讓農民絕望。

正是這惡劣的生存環境養育了頑強而具有反抗精神的義安人，使他們有了「義安野牛」的稱號。在越南歷史上，義安省出現了不少抗擊外侵或反抗本國封建統治者的傑出人物。在19世紀的最後20年里，它成為了反法運動的中心之一。在潘廷逢的勤王運動中就有不少義安人為之獻身。

金蓮鄉屬於南壇縣，南壇縣位於距離省會榮市以西僅10英里左右的葛河北岸，處於義安省的中心地帶。這裡的土地大部分是平坦的，也有部分丘陵。平地上種水稻，山丘上種蔬菜。農民的屋前常種有叢生的掌葉樹，既點綴風景，又能提供一片蔭涼。因為這裡人多地少，沒有足夠的土地來養活人；因此村民們在房前屋後都種植香蕉、柑桔等果樹和竹子等經濟類草木來貼補生計的不足。

1863年，這裡富裕的農戶阮生王（有時候也稱阮生任）的第二任妻子何氏希產下一個男嬰，取名為阮生色。阮生王的頭一個妻子在生下兒子阮生助幾年後就過世了。阮生王為了撫養孩子，續娶了鄰村一個農民的女兒何氏希。阮生色四歲時父母都過世了，是哥哥阮生助將他撫養長大的。兩兄弟以耕種父親留下的土地為生，生活異常艱難。雨季時，颱風肆虐，土地被淹沒，常常收成全無；而旱季時，由於雨水缺乏，水稻產量不高。所以，村子裡的許多人不得不從事副業，比如木工、砌磚、編織或者金屬工。但是這個地方素有尊重知識的傳統。當地許多儒生都參加過科舉考試，其中有些人以開私塾教授儒家經典來貼補家用。

最初，年輕的阮生色想從事學者職業的希望十分渺茫。雖然他們家族中有不少人曾經中過科舉（這從刻在木簡上的漢字家譜中可以查到），但是顯然在最近的年代沒人做過同樣的事。同父異母的哥哥對書本知識毫無興趣，但很明顯他卻渴望獲得教育。每當早上牽著水牛從田間回來時，他都會在當地的儒家學者阮束茂所開辦的學校前把水牛系好，然後在教室外聽老師講課。有空的時候，小小的他常在地上或柿子樹葉上練習寫漢字。

青少年時阮生色的學習熱情在村中遠近聞名，並且引起了來自鄰鄉黃疇鄉儒家學者黃春堂的注意。那時，黃春堂常步行通過泥濘的小路來金蓮拜訪他的朋友王束茂。他注意到，當別的夥伴在田間玩耍時，而阿色卻在牛背上看書。他立即與阿色的哥哥商量，表示自願撫養這個男孩，而且讓在他自己家裡開辦的學堂中接受教育。哥哥同意了。1878年，當阿色15歲時，他搬到黃疇鄉，在養父兼資助者黃春堂幫助下開始了在儒家學堂的正式學習。這樣的事情在當地很平常，貧農若生有聰明的孩子，常有富裕的親戚或鄰居資助他們到學校接受教育。一旦受助者在在學業和仕途上有所成就，那些親戚或鄰居都會以此為榮。

象許多當地的其他學者一樣，黃春堂既是老師又是農民。黃氏家族起初在紅河三角洲東南方的海興省，那是一個人傑地靈之地。在十五世紀搬到義安省後，黃春堂的父輩們保持了做學問的傳統。他父親是秀才，曾三次參加科舉考試。

當黃春堂在他家小房子里的兩個廂房教書的時候，他妻子阮氏雙和兩個女兒黃氏鑾、黃氏安則以種地用來貼補家用。與所有私塾家庭中的女人一樣，他們家的女性都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越南封建社會自十五世紀後儒家思想逐漸步入鼎盛時期。統治階級採取中國儒家傳統教育，認為讀書做官是男人的事；女人則以賢妻良母相夫教子為本分，婦女的地位低下；在家庭中，妻子要受丈夫支配；已婚夫婦只有男子擁有財產權，若妻子不育還享有納妾的自由。但並非每時每地都如此，其實，比較而言，那時的越南婦女比中國婦女擁有更多的合法權利。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阮氏雙和她的女兒們由於掌握一點文學知識，比她們的大部分鄰居的景況要好些。阮氏雙的娘家也有做學問的傳統，她父親就曾經中舉。作為學者之妻，她在當地備受尊敬和羨慕。然而在許多方面，她和女兒們的生活與貧窮的鄰居毫無區別，都是整日不辭辛勞地在陽光曝晒的水田裡勞作，直到收割完莊稼。

在這樣的農間環境下，阿色漸漸長大成人。他很快適應了學習，後來還愛上了老師家可愛的大女兒黃氏鑾。儘管阮氏雙起初因為是阿色孤兒，不同意將女兒嫁給他；但是最終全家還是答應為他們準備一場婚禮。婚禮在1883舉行。老師在自己家附近新蓋了三間茅草屋作為結婚禮物送給養子兼女婿。在那茅草屋不遠的地方，還有一間用於男性祭祀祖先的屋子。新房乾淨舒適，前面是堂屋，後面是廚房，另外一間外屋是阿色的書房。這個家庭比起村莊里的大部分家庭相對富裕，但是還是沒有僱傭勞力來幫助耕種水田和小菜園。在接下來的七年里，阿色繼續他的學業，黃氏鑾則撫養他們的三個孩子——生於1884年的女兒阮氏清，生於1888年的兒子阮生謙以及生於1890年5月的次子阮生鯤，阮生鯤就是後來著名的胡志明（在越南，兒童一般在出生時都會取一個奶名，當他們長大成人時，會根據父母對他們的期望取一個新的名字）

當阮生色在準備參加科舉考試時，按照慣例，他妻子照管水田和撫養孩子。根據同代人的回憶，黃氏鑾既有勤勞顧家的傳統優良品格，也有學習天賦及強烈的求知慾。她對越南文學有一定的了解，並且經常用傳統的民歌或者朗讀阮攸的著名詩體小說《翹傳》中的部分章節哄孩子們睡覺。

1891年，阮生色到榮市省參加選拔秀才的科舉考試，可惜落榜。但他並不氣餒，回到家中，他繼續學習，並在家中給當地孩子講課來養活全家。1893年，他岳父去世，加上家庭的開支負擔，阿色被迫推遲了再次參加考試的準備。阮生鯤在溫馨的環境中成長，當姐姐能幫忙干一些家務活的時候，小阮生鯤時常是在田間或者在父親的學校里玩耍。晚上睡覺前，他的外婆還會給他講當地的英雄故事。阿鯤很聰明且充滿了好奇心，他很快就學到了不少知識。

1894年5月，阿色二度參加了在榮市的鄉試並且中舉，這是一個比秀才要高的等級，相當於文學學士學位。對於一個地方學者來說，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成就，因此當阿色返回黃疇鄉村時，當地政府獎賞給了他一小塊土地。由於他僅有妻子出嫁時作為部分嫁妝的3畝稻田，因此他接受了。但是他拒絕了為他祝賀的一個奢侈的宴會，而情願把牛肉分給貧窮的村民。

一般人中舉之後，大都願意在朝廷中擁有一個光耀門楣的職位；但是阮生色卻更願意當一個僅有中等收入的地方教育顧問，為的是能繼續自己的學習。妻子是傳統的賢妻良母，十分支持他的選擇，且繼續以種地來幫他養家。

1895年的春天，阮生色到順化參加會試，這是儒家教育系統中最高級別的考試。他落榜了，但為了再次準備進入國子監的考試，他決定留在這個城市。阿色無力支付他的學費、住宿費和膳食費，但幸運的是學校為困難學生提供少量助學金，阿色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獲得了該項助學金。他很快返回義安把妻子和兩個兒子接到順化，希望妻子能在順化找一些工作補貼家用。

那時，從義安省會榮市到順化的旅程很危險。走陸路既要穿過密林又要翻過盜匪出沒的大山，大概要花一個月。相對來說，海上旅程比較舒適和快捷，但是對阮生色這樣貧窮的村民來說，輪船花費根本承擔不起。全家決定步行，為了防範盜匪和野獸，他們和別人結伴而行，每天至多步行30公里。因為腿短，5歲的阿鯤發現跟上大家很困難，因此他的父親有時候背他，給他講述許多的神話和越南的英雄人物故事。

順化，即歷史上的富春，這裡曾是在南北紛爭兩百年間割據國家南半部的阮主的指揮部。1802年建立阮朝後，嘉隆皇帝決定將都城從紅河三角洲的河內遷至順化，以此表明自己重新統一全國的決心。順化是坐落在兩大主要河域三角洲中間的香江沿岸的一個小市鎮，在變成朝廷所在地之後，它已經是當地的一個行政中心，但是比起從前的首都河內來說，它的地域面積要小，且人口可能只有不到1萬。

到達順化後，由於旅途勞累，一家人在一個朋友家中暫時安頓下來。但是最後全家還是搬到了香江北岸梅叔鸞大街的一個小公寓，那地方離皇城東牆不遠。國子監位於南岸，在城西7公里處。但是阿色很少去上課，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學習。空閑時，他給兒子和地方官員的孩子們講授儒家經典著作。出於對儒家教育的強烈崇拜，他對自己的兒子要求更嚴，告誡他們要努力學習，並對他們的書法進行嚴格要求。據鄰居們說，小鯤很早就對周圍的世界充滿了好奇，他和哥哥一起觀看國家軍隊的軍事訓練，並且試圖偷偷溜進皇城去看個清楚。當他在某一個場合觀察到皇室隊伍離開皇宮的儀式後，他回家問母親皇帝是否碰傷了腿。當母親問他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時，他說他剛才看到皇帝被人用轎子抬著。

1898年，阿色在第二次會試失敗，他決定接受在城東的楊努村的一個學校的邀請，去當一名老師。他的妻子黃氏鑾仍然在順化的公寓里通過織布和給別人洗衣來補貼家裡的臨時開支。阿色所在的學校是由一個當地富裕的農場主所建立，那個農場主允許阿色的兒子們來讀書。很明顯，那個時候男孩子們接觸到的都是中文的儒家經典著作。

[1] 譯者註：位於今天河內市36古街的橫街（Hàng Ngang）第48號。

[2] 譯者註：二征夫人的事迹發生在東漢時期，彼時越南地區是中國的郡縣交趾郡。

[3] 譯者注；多數學者認為968年越南丁朝的建立才是越南真正脫離中國走向獨立建國，在這之前，吳權乘唐末五代十國後期於939年建立了地方割據政權，但不久越南就陷入十二使君大亂，所以並沒有穩定下來。越南也把丁朝的第一個皇帝稱為「丁先皇」，如今河內市中心還劍湖邊就有「丁先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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