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起風暴：伊朗政府能撐過去嗎？

自庫思老大帝以來，伊朗的國際影響力從未像今天這樣令人敬畏。自伊拉克到敘利亞，從黎巴嫩到葉門北部，伊朗的勢力已遍布整個中東，即便是沙特的曾經鐵杆小弟卡達，現在也開始聆聽來自德黑蘭（伊朗首都）的號令。如果光從外交來看，今天伊朗的成就可謂史詩級。

然而，2017年12月28日，伊朗國內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刺破了這隻膨脹的氣球，將其內部危機展露無遺。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伊朗國內的政治動蕩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 顯然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話題。

此次反政府遊行會不會成為神權體制崩潰的導火索？儘管大多數輿論報以樂觀，但從歷史經驗來看，伊朗體制的命運實際上是相當不確定的，發生巨變的危險絕對不可低估。

伊朗政府的鎮壓意志脆弱

一方面，政治邏輯決定了當前以改革派魯哈尼為首的伊朗政府，在鎮壓街頭民眾的問題上必然是猶豫、遲疑甚至困難的。眾所周知，以改革自命的魯哈尼之所以能夠當選為伊朗總統，最重要的民意基礎就來自於對當前神權體制不滿、強烈呼籲改革的民眾。令人遺憾的是，此時街頭運動的主力恰恰來自於要求「改革」的魯哈尼支持者，魯哈尼不可能輕易鎮壓他的政治鐵盤。

此時此刻，伊朗總統的困境，恰恰類似於1990年革命風暴中的戈爾巴喬夫：這些標榜改革的體制政客，之所以能夠與根深蒂固的體制保守派對抗，恰恰源於訴求改革卻傾向革命之反體制民眾對其的支持，這決定了這些體制改革派必然會在街頭革命面前猶豫不決甚至退縮——畢竟，一旦對自己的基本盤進行鎮壓，也就意味著自己將徹底失去立足之地，如同1917年鎮壓七月暴動之後的臨時執政克倫斯基一樣。

因此，當街頭革命愈演愈烈之時，伊朗總統魯哈尼卻發布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聲明，「伊朗人民有權抗議，但不應該宣洩暴力」，在筆者看來，這是一種典型的兩面下注——「有權抗議」意味著總統不想鎮壓示威者，「不應宣洩暴力」則為了取悅尚未垮塌的神權領袖，無論革命勝敗如何，總統都是勝利方的忠實追隨者。對於政客魯哈尼來說，這顯然是一種相當精明的自保策略。

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尚未表態（可能是因為哈梅內伊身體不好，無法現身，此前多次因癌症入院治療），政府領袖態度極為曖昧的情況下，考慮到伊朗政府自上而下的體制，下級機構在暴民面前的恐慌、動搖甚至倒戈都是可以理解的，沒有多少一線軍警指揮官敢於獨自背負向本國民眾開槍的可怕責任。

因此，伊朗暴力機構的反應是疲軟的，示威者的膽子也越來越大，行動越來越張揚激烈：剛開始只敢抗議物價上漲，隨後抨擊政府的腐敗，緊接著就敢焚燒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和霍梅尼的畫像，然後就是直接衝擊佔領市政府、經學院。伴隨著這些行動的不斷升級，其所造成的政治衝擊也將越來越大，並給那些觀望的政府官員、民眾和軍人造成一個越來越深的印象：叛亂者很可能贏得勝利，政府的權力即將垮塌——這也意味著革命的追隨者很可能急速增加。

於是，政治謠言開始肆虐，「大批伊朗領導人開始逃亡，一些警察部隊甚至伊斯蘭革命衛隊出現動搖」的訊息不斷在社交媒體上擴散。在筆者看來，這些尚未得到有效證實的訊息，很可能只是一種群眾政治中常見權術，在體制高層遲疑不決、未能給予明確指令的情況下，心懷不軌者可以通過散播這些訊息，摧毀中下級軍官們抵抗革命的意志和希望——在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中，這一策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從2017年12月28日到現在，伊朗政府尚未對革命作出有效反應。伊朗局勢的未來走向，很可能決定於未來數天——如果伊朗的體制強硬派不能在數天之內壓倒改革派，並對革命作出有效反擊的話，那麼，革命的力量很可能在數日之內急劇增強，直接吞噬伊朗政府。

伊朗神權體制的根基在改革中動搖

不過，對於伊朗政府來說，真正危險的不僅僅是街頭革命的燎原星火，而是自身政治根基的垮塌。

長期以來，伊朗神權體制以窮人的庇護者自命，為伊朗窮人的生活提供大量福利補貼（很大部分是虔誠的穆斯林），收買其支持，同時，伊朗政府還通過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了大量壟斷國企，以此塑造了一個強大且支持體制的特權集團。在2009年的反對派大騷亂中，若不是成千上萬的政府支持者在該年12月30日走上街頭捍衛體制，當時的騷亂恐怕很難被平定。

伊朗政府與蘇聯一樣，通過政府財政大量補貼關乎民生的農產品，以確保窮人的支持，但這將會對政府財政構成巨大的負擔，以蘇聯為例，農產品補貼占其1986年財政支出的45%；內賈德執政期間，伊朗這個數據超過50%。多年來，伊朗各派政黨為了緩和赤字，都試圖削減這方面的支持——保守派總統內賈德恰恰因為承諾給窮人和國企員工分配該國石油收入而獲得他們的支持。

然而，與蘇聯體制的農產品、國企補貼政策一樣，伊朗神權體制的窮人補貼政策嚴重損耗其財政資源，而虧損低效的伊朗國企也迫使伊朗政府以寶貴的石油美元進行補貼，這些都是穩固伊朗神權體制根基的必備手段，但都對伊朗政府的財政構成了巨大負擔，並隨著人口的劇增而越來越難以維持。

2016年5月，在魯哈尼的推動下，伊朗政府為了減輕財政壓力，開始了致力於甩開國企包袱的私有化改革，此舉嚴重觸犯了伊朗神權體制擁護者的利益（包括伊斯蘭革命衛隊）；2017年12月10日，伊朗總統魯哈尼公布了新的財政預算，為了削減財政赤字，政府大幅削減了對伊朗窮人的補貼，由於伊朗神權體制最關鍵的支持者——那些最虔誠的穆斯林（政府支柱巴斯基民兵來源），往往是伊朗最貧困的窮人，他們在生活上極度依賴於政府的救助，此項財政改革，無疑使得伊朗神權體制的關鍵支持者變成了伊朗政府最堅定的敵人。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的革命浪潮就是由過去神權體制最堅定擁護者點燃的——12月28日，伊朗保守派大本營馬什哈德的保守派民眾發起示威，抗議魯哈尼的財政改革和風俗改革政策（與此同時，以保守著稱的前總統內賈德，也嚴詞抨擊了魯哈尼政府），由此掀開了跨年革命的序幕。

事實上，如果伊朗政府不能恢復體制鐵盤對政府的信任，那麼，當前的伊朗體制就很可能喪失政治上的立足之地，淪為一個外強中乾的朽牆——只需要革命浪潮的輕輕一推，體制就可能崩潰，因為體制已失去了自己的捍衛者。

伊朗神權的生機在哪裡？

12月28日，魯哈尼政府的德黑蘭警局不再嚴查婦女頭巾，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是以魯哈尼為首的改革派向自己的鐵盤——改革派民眾示好的舉措。所以，只要魯哈尼政府還在發揮作用，對街頭示威的真正鎮壓就不可能進行；同樣，只要魯哈尼主導的財政改革和國企改革還在繼續，以往伊朗神權體制的擁護者就不可能恢復對政府的信任。

因此，伊朗神權體制必須迅速罷黜魯哈尼改革派政府，然後扶持一個能夠獲得既得利益階層信任的新政府（被補貼的虔誠穆斯林和把持壟斷國企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只有這樣，政權的鞏固和大規模鎮壓行動才有可能實施，這才是伊朗政權混亂之中的唯一生機。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極權體制最危險的時刻，就是他的改革：體制改革者不敢輕易鎮壓那些反對體制的民眾，因為這是其對抗體制內保守派的根基；與之相應的是，改革也削弱了舊秩序的擁護者對體制的認可——而改革的原因，恰恰都源於難以為繼的財政困境。

就像卡隆改革中波旁王朝、戈爾巴喬夫改革中蘇聯政府一樣，一個不敢抵抗革命、缺少追隨者的政府是註定失敗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伊朗，除了消滅改革（哪怕過幾年再改革），否則絕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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