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改良主義的後果

議會改良主義的後果

（1934年11月9日）

話雖如此，但在奧地利和西班牙遭到的失敗……

當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危機時，議會政治的軟弱無力已是如此明顯，就連工人陣營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諾德爾[1]、弗洛薩爾[2]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個借口來給他們頑固的成見辯護。他們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個失敗和挫折不放。他們的思路是這樣的：如果純粹的議會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麼武裝鬥爭就更不能了。奧地利和西班牙無產階級起義的失敗，自然就成了他們現在鍾愛的論據。其實，當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時，他們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破產，要比他們為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辯護時暴露得更為明顯。

從來沒有人說過，用了革命的方法就會自動勝利。關鍵不在於方法本身，而在於正確運用方法，在事態的發展中要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路線，要有強大的組織，要在長期的經歷中贏得群眾的信任，要有一個敏銳的、大膽的領導層。每個鬥爭都取決於衝突的時機與具體情況，還有各方的力量對比。馬克思主義並不認為武裝衝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萬應靈丹。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拒絕任何迷信，無論是對議會的迷信還是對起義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屬於它的時間和位置。在剛開始的時候，可以這麼說：

無論在哪裡、在什麼時候，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都不可能通過議會道路奪取政權，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權。

謝德曼[3]、赫爾曼·穆勒[4]和麥克唐納[5]的政府與社會主義毫不相干。資產階級給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提出了這樣的條件：必須在資本主義的敵人面前保衛資本主義，只是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同意接受這個條件後，資產階級才允許它們掌權。而它們也一絲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諾。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哪一個社會黨閣員，是靠著純議會的、反對革命的社會主義而當選的。他們都是可恥的叛徒，踩在工人政黨背上飛黃騰達，踏入了內閣——米勒蘭[6]、布里昂[7]、維維亞尼[8]、拉瓦爾[9]、保爾—邦庫爾[10]、馬凱[11]。

另一方面，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革命的方法可以讓無產階級奪取政權——1917年的俄國，1918年的德國和奧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證。在俄國有強大的布爾什維克黨，它為革命進行了長期的準備，並且知道如何穩固地接過政權。

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義政黨並沒有為革命做好準備，它們不是領導革命，而是損害了革命。

它們被意外落入自己手裡的政權嚇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權交還給了資產階級。它們就這樣破壞了無產階級的自信心，更破壞了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信心。它們給法西斯主義反動的發展準備了條件，並淪為了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

我們前面講過，根據克勞塞維茨的意見，內戰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這就是說，內戰的結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說十分之一的話）取決於內戰本身、內戰的技術手段、內戰的純軍事領導的發展過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說十分之九的話）取決於政治準備。政治準備又包括哪些內容呢？用革命把群眾凝聚起來；對那些仍然對「民主的奴隸主」的寬大、仁慈、忠誠存在幻想的群眾，要幫助他們消除這種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幹部，這些幹部要學會如何反抗官方的輿論，資產階級在面對勞動者時表現得有多堅決，這些幹部在面對資產階級時就要表現出十倍的堅決。不進行這樣的鍛煉，當局勢不得不發展為內戰的時候——內戰總是在局勢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不得不爆發的——無產階級將會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內戰，勝負將取決於許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無產階級贏得了軍事勝利，還是有可能丟掉政權。階級鬥爭必然會引發武裝衝突，看不出這一點的人準是瞎子。但是，誰要是看不出來，決定了武裝衝突及其結果的，是內戰爆發前各個階級在鬥爭中採用的整個方針政策，那他也同樣是瞎子。

在奧地利遭到失敗的，並不是起義的方法，而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2]；在西班牙遭到失敗的，並不是起義的方法，而是無原則的議會改良主義。

1918年，奧地利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而躲在無產階級身後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卻把政權又還給了資產階級。1927年，當無產階級起義完全有可能勝利時，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不僅卑怯地背叛了起義，還調遣工人的保衛共和聯盟[13]去對付起義群眾[14]。這給多爾弗斯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鮑威爾等人曾說過：「我們希望和平演變，但敵人要是頭腦發昏，向我們進攻的話，那就……」

這個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現實主義」。馬索·皮維爾[15]根據這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論：「如果——那就」。其實這個公式是給工人準備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騙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說，鬥爭的形式，取決於資產階級的善意，而不是取決於階級利益的絕對不可調和。「如果」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能做到賢明、謹慎和調和，資產階級就會保持忠誠，一切就都能和平進行。

追逐著這個「如果」的幻影的奧托·鮑威爾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其他領袖，在反動派面前毫無作為，步步後撤，挫傷了群眾的士氣，一再後退，最後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了絕境。直到被逼到最後一道陣地時，他們才接受了戰鬥，而且還打輸了。

西班牙的事態發展過程有所不同，但失敗的原因基本上一樣。跟俄國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一樣，社會黨同資產階級共和派分享政權，只是為了防止工農把革命進行到底。在社會党參政的兩年中，它通過在民族、社會和農業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幫助資產階級擺脫了群眾。它動用強力來鎮壓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階層。

於是產生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無政府工團主義得到了加強，並吸收了大批富有戰鬥性的無產者，而如果工人政黨採取了正確路線的話，無政府工團主義本來是會像蠟一樣，被火熱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會天主教勢力[16]巧妙地利用了群眾對資產階級—社會黨政府的不滿，進行了成功的宣傳蠱惑。

當社會黨變得虛弱無力時，資產階級便將它一腳踢開，全面發起進攻。社會黨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導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發起自衛。資產階級已經得到了右翼群眾的支持。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領袖是一幫專門攪渾水的專家，他們在革命過程中已經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的錯誤，此時他們又拒絕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領導的起義。這次運動沒能廣泛發動起來，而僅僅停留在個別地區。政府向分散各地的工人發起了攻擊。由反動勢力發動的內戰，以無產階級的失敗告終。

根據西班牙的經驗，並不難得出反對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結論。這個結論本身是無可爭辯的，但還遠遠不夠。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激進主義」，跟西班牙的入閣主義一樣是廢話。兩者之間只有技術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區別。它們都在等待資產階級用「忠誠」來換取它們的「忠誠」。它們都導致了無產階級的慘敗。

在西班牙和奧地利失敗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勢中的機會主義方法。別把它們給搞混了！

我們還得討論一下共產國際在奧地利和西班牙問題上的政策。我們建議讀者閱讀最近幾年裡《真理報》[17]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冊子[18]。在極其有利的形勢中，奧地利和西班牙的共產黨，被「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等理論束縛了手腳，結果陷入了徹底的孤立。他們藉助「莫斯科」的威信，損害了革命的方法，結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種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對一切信條和方法進行迅速而又無情的檢驗。誰犯下了罪過，就會馬上遭到懲罰。

共產國際要對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的無產階級所遭到的失敗承擔無限責任。僅僅執行（口頭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夠的。還需要執行正確的政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發現另外的制勝秘訣。

摘自小冊子《法國往何處去？》（Wither France？），先鋒出版社，1936年，由約翰·G·萊特（John G. Wright）與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Isaacs，中文名伊羅生）譯為英文。這個標題是《論西班牙革命》的編輯加上的。中譯文系根據英譯文轉譯。

[1] 皮埃爾·雷諾德爾（Pierre 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國社會黨右派改良主義領袖之一。1933年因主張社會党參加激進黨政府，帶領一部分人脫離了社會黨，組織法國社會黨—讓·饒勒斯同盟（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1935年該黨與共和社會黨（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蘭西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fran?ais）合併為社會主義共和同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社會主義共和同盟後來參加了人民陣線。——中譯者注

[2] 呂多維克—奧斯卡·弗洛薩爾（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當過教師，一戰期間因反對戰爭而被開除教職。1918年當選為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總書記，1920年訪問蘇俄後，主張參加共產國際，法國共產黨成立後擔任總書記，但因意見分歧，於1923年1月1日辭職，並重新參加了社會黨。——中譯者注

[3] 菲利普·謝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人，1903年當選為帝國國會議員，一戰期間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戰爭撥款，魏瑪共和國成立後任首屆總理。——中譯者注

[4] 赫爾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參加社民黨，1906年在倍倍爾的推薦下，被選入黨的出版機關。一戰中支持戰爭。1919年1月被選為黨主席。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兩次任總理。——中譯者注

[5] 拉姆塞·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於蘇格蘭一個農場工人家庭，1885年參加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參加獨立工黨（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書記，1906年工人代表委員會改稱工黨，同年麥克唐納被選為下院議員，並任工黨議會黨團主席。一戰爆發後因反對英國參戰而辭去黨主席職務。1922年重任黨主席，1924年組織了首屆工黨內閣，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黨內閣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黨、保守黨組織聯合內閣，被工黨開除，此後擔任聯合內閣首相至1935年。——中譯者注

[6] 亞歷山大·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於巴黎一個小商人家庭，當過律師。1885年當選為眾議員。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轉向社會主義，1893年與饒勒斯等人組成獨立社會主義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義的《聖芒德綱領》。1899年6月入閣，任商業部長，他是第一個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社會黨人。1920年1月至9月任總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總統。——中譯者注

[7]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於南特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青年時即投身左翼運動，參加了法國社會黨，1902年當選為眾議員，1904年與饒勒斯一起創建《人道報》。1906年首次入閣，擔任公共教育與文化部長，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內閣部長。1909年7月出任總理，在1909年至1929年間曾11次出任總理。——中譯者注

[8] 讓·拉斐爾·阿德里安·勒內·維維亞尼（Jean Rapha?l Adrien René Viviani，1863年11月8日——1925年9月7日），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一個義大利移民家庭，曾當過律師。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參加左翼運動，1904年參與創辦《人道報》，並協助建立了統一的社會黨。1906年10月任勞工部長。此後曾任教育部長、外交部長、司法部長等職。1914年6月至1915年10月任總理，在1914年8月組織了「神聖的聯合」內閣。——中譯者注

[9] 皮埃爾·拉瓦爾（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參加社會黨，一戰期間持曖昧的和平主義立場。1920年圖爾代表大會之後脫離社會黨。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國戰敗後，於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兩次任傀儡政府總理。法國解放後被判犯有叛國罪，1945年10月15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10] 奧居斯堂·阿爾弗雷·若瑟夫·保爾—邦庫爾（Augustin Alfred Joseph 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於聖艾尼昂（Saint-Aignan），畢業於巴黎大學，1909年代表激進黨當選為眾議員，1911年任勞工部長。1916年參加社會黨。1931年退出社會黨，參加了共和社會黨。曾任陸軍部長、外交部長等職，並於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總理。——中譯者注

[11] 阿德里安·馬凱（Adrien Marquet，1885年10月6日——1955年2月3日），生於波爾多。早年參加社會黨，長期擔任社會黨波爾多聯合會主席，1925年至1944年任波爾多市長。1934年2月至8月任勞工部長。——中譯者注

[12]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Austromarxism）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奉行的一套改良主義理論。——中譯者注

[13] 保衛共和聯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成立的自衛組織，1923年正式成立。——中譯者注

[14] 1927年1月30日，基督教社會黨的民兵組織槍殺了保衛共和聯盟的成員。同年7月，法院宣判被告無罪，激起了全國工人的怒火。被激怒的工人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併火燒司法宮。在與警方發生的武裝衝突中，有85名工人遇害。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不僅沒有在形勢非常有利的情況下支持和領導起義，反而想方設法幫助資產階級撲滅了這次起義。——中譯者注

[15] 馬索·皮維爾（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國教師、工會活動家、社會主義者、記者。他是全國教師工會（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動家，一戰期間堅持和平主義立場，戰後參加法國社會黨，成為黨內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領袖之一，1938年6月脫離社會黨，成立了工農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流亡墨西哥，二戰結束後回國，重新參加了社會黨。——中譯者注

[16] 主要是指以西班牙右翼自治團體協會為主的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民族主義保守勢力。——中譯者注

[17] 此《真理報》（La Vérité）非彼《真理報》（Правда），它是法國托派於1929年創辦的報紙。——中譯者注

[18] 請參閱1929年至1934年出版的《戰士報》（Militant）、1934年至1936年的《新戰士報》（New Militant），以及新帕克出版社（New Park Publications）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德國1931—1932》（Germany 1931-32,1970年版）和《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原注

《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可在下列網址閱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 ——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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