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懂馮小剛電影《芳華》，要先讀懂作家嚴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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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曾說過，作家不必寫自傳，因為TA所寫的每本小說，都是自傳的一部分。嚴歌苓的《芳華》也不例外，無論在書中，還是在馮小剛的電影里，《芳華》都有嚴歌苓對人性的透視。透視的後面，也是對自身心靈史的挖掘。要想知道《芳華》是如何創作的，不如先讀讀嚴歌苓的人生。——度公子

1958年，嚴歌苓出生在一個文藝而浪漫的家庭。父親嚴敦勛，筆名蕭馬，既是作家，也是編劇，母親是一名極為勤奮的話劇演員。嚴歌苓還在蹣跚學步之時，仰起小臉，便能看到父親在窗前畫畫，在燈下拉小提琴，母親則拿著《莎士比亞》的劇本，一句一頓地念台詞。

上到小學一年級，文革來襲，學校里亂了，嚴歌苓便回家看書。父親的書櫃里裝滿了世界名著，嚴歌苓想看什麼都可以。哪怕充滿少兒不宜的神秘與禁忌，父親也絕不阻攔。倒是母親，時常悄悄來到她身邊，將書從她手中抽走：「你現在這個年紀，看這個還早了點兒。」

小小年紀，她就看過了《唐璜》《戰爭與和平》《西廂記》，專挑喜歡的段落，等去了學校講給小朋友聽。看漏的部分，自己想辦法編一段接上去。她的創作才華，那時便埋下了種子。

嚴歌苓·少女時期

對人性的洞察，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那個年月里，她聽到的最多的事情，都是關於自殺的。作協大院里，時常有人跳樓，記得有一次，一對老夫婦牽著手從樓上跳了下來，屍體被拖走後，地上還留下兩個大坑，一陣風吹過，地面上的糖紙便飛了起來。嚴歌苓聽人說，兩位老人赴死之前，將家裡攢下的糖果都吃了。嚴歌苓站在樓下，看著那些被風吹起的糖紙，常常想像兩人赴死之前的情形。破碎的五彩糖紙，讓嚴歌苓記住了那個年代裡人的絕望。

還有一位女作家，因不堪凌辱，服安眠藥自殺。拉到醫院搶救時，赤裸著身體被人放在樓道里，有好心人走上去，為她蓋了一床被褥。可偏偏有一個電工走過，故意將煙頭掉在被褥上，然後若無其事地把被褥拎起來抖，為的是偷窺女作家的裸體。那個畫面深深烙在嚴歌苓的腦中。

「一個女人要自殺就自殺到底，千萬別一半又被救活了，你都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間發生了什麼。」

——嚴歌苓對女作家說

嚴歌苓天生有一種敏銳，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細節，美好或邪惡的，明媚或黑暗的，她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嚴歌苓擅長將它們儲存起來，等待時間發酵，最終變成一個個故事。

但一開始，她並不清楚自己有這樣的魔力。

12歲那年，嚴歌苓報考部隊文工團，成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藝兵。那是她人生中最鮮活的一個階段，跳舞成為了她的靈魂。

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一個倉庫里，嚴歌苓發現了好多發霉的書，她就偷偷將書綁在綁腿里，帶回宿舍，特意將書封撕掉，套上毛選的殼子。在這些書里，有影響了她一生的《拜倫傳》。

拜倫天生跛足，少年時代還是個很胖的瘸子，為了改變自己，此後短暫一生中，對自己的飲食十分克制，只為維持瘦削的身材。拜倫的內在力，令嚴歌苓無比欽佩和激動：原來一個人天生的條件，並不能決定她最終的高度。只有用強大的自律和內在驅動，才能把人帶到更好的地方。

在部隊里，她不是形體最好的，但永遠是練功最勤奮的一個。每天早上4點，她就爬起來，將腿拉成一條直線，腳高高地架在窗欞上，甚至連給人寫信都會保持這種姿勢，從不懈怠。

看上去被綁在一個無形的刑具上。

——嚴歌苓《灰舞鞋》

8年間，嚴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給了她全部的青春幻想。於她而言，要麼不做，要麼就要做到竭盡所能的最好。因為她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歡的事做到極致，才對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雖然到頭來，團里並沒有把最好的角色交給她來演，但她從未氣餒，也從未停止努力。

《芳華》書封上的剪影，就是嚴歌苓

15歲那年，嚴歌苓迎來了人生最慘烈的一次愛情。直到多年後，她回顧那段懵懂而疼痛的戀情，也只給出了三個字：不值得。

當時，她愛上了一位大自己7歲的排長。短短6個月，就寫出了160封情書。在部隊里，談戀愛是明令禁止的，兩人只能眉目傳情，有時男兵和女兵碰頭，嚴歌苓就摸一摸衣服上的第二顆紐扣，發一個暗號讓對方去看信。沒想到的是，戀愛一事被上級捕捉到一些蛛絲馬跡後，對方居然主動拿出情書，檢舉揭發了嚴歌苓。很快，嚴歌苓就被叫去，一遍又一遍地寫檢查。

寫完一遍，上級說：「寫得不夠細，重寫！」

領導要求把細節寫清楚，嚴歌苓只好寫細節。

明明是戀愛的隱私，也只能一筆一筆坦白。

一個少女甜美的心事，卻要跟無關的人講述。

可想而知，嚴歌苓的內心是何等的屈辱。

領導看了，又說：「真的就只有這些嗎？」

嚴歌苓點頭，對方怒道：「再寫細一點！」

每一次重寫，都像是拿刀子剖開傷口。

領導看了，又打回去：「再挖思想源頭！」

當初戀情美好的片段，此刻都成了「罪孽」。

而所有的傷害，還來自自己喜歡的那個人。

這對嚴歌苓的心靈，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這段初戀，令嚴歌苓有了赴死之心，在穿越了極大的絕望之後，她更加貼近了人性，看到了人性深處的漩渦，也習得了前所未有的堅強。

20歲時，嚴歌苓所在部隊參加了自衛反擊戰。當時記者很少，抱著英雄主義的態度，嚴歌苓毫不猶豫都對上級說：「我想去！」

沒想到，這成為了她一生的轉折。

身為女兵，嚴歌苓沒有去前線打仗，留在了後方當護士。正因為如此，她那些英雄主義的幻想徹底破滅了，當一個又一個傷員被抬進包紮所，走廊和手術室里都瀰漫著濃濃的血腥味時，嚴歌苓才意識到戰爭的可怕。

嚴歌苓看到了戰爭死神的輪廓，看到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失去了手腳，看到恐懼和絕望布滿他們的臉龐。對個體的悲憫，徹底蓋過了其他情緒。在採訪、照顧了3個月的傷員後。嚴歌苓一夜之間意識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須找到一種新的形式來表達自己，那就是寫作。

回到成都後，她發表了一些詩篇和報告文學，然後又去雲南。這一次，她看到同齡人被截肢，有的甚至被奪去生命…

隨後，她被調到鐵道兵政治部擔任創作員，成為一名軍旅作家，一連寫出了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獲10年優秀軍事長篇小說獎、解放軍報最佳軍版圖書獎等，在文壇嶄露頭角。25歲退伍時，她已經是專職作家了。

但她在寫作上的「野心」，並不止於此。

1988年，美國新聞總署向嚴歌苓發出邀請，讓她有機會了解了美國青年作家和藝術基金會，還訪問了七個城市。從美國回來後，嚴歌苓帶了一本《美國600所大學》，當即萌生了一個念頭：去美國，考一所專門的藝術院校。

為了出國，她真是拼了。當時已經30歲的她，買了三本新概念英語和幾本字典，每天抱著書死記硬背。有一次，家裡來了客人，父親說：「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順便買一隻魚回來，我們燒著吃。」嚴歌苓抱著字典就出門了，一路背單詞，一路來到菜市場，買了魚，又一路背著單詞回家。結果一進門，父親望著她：「魚呢？」嚴歌苓早不知道把魚放哪兒去了。

到了美國後，她報考了英語強化學習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錢快花光了，她聽說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試，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時間，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錢我全部拿來買機票，這樣我就還有三次機會。嚴歌苓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死磕到底，居然從一個英語白痴，成為了考上兩個藝術院校寫作系的留學生。最後，她選擇了哥倫比亞藝術學院，開始在那裡接受系統的寫作訓練。

她的英語文學基礎，比起同班同學差了老遠。別人一個小時讀50頁，她一個小時才讀十頁，別人一節課就能寫一篇小說，她半天才磕出一段白描。與此同時，她窮得半死，還要去打工賺錢。但似乎越是困難，越能激發嚴歌苓的鬥志和潛能。她拚命補課，反覆訓練寫作的技巧，到了期末，成了班上唯一一個拿滿A的學生。

後來，在一次訪談節目中，一個香港大學文學系研究生問：「您是怎麼做到的？像我們這種基礎來說相對較好的學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國去，還一下子拿到那麼好的成績。」

嚴歌苓說：「聰明人，用的都是笨辦法。」

確實，越是聰明的人，越是知道這世間的努力，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唯有不斷地穿山越嶺，涉險過河，一步一個腳印，花更大的力氣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別人遠遠甩在身後。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報，但不努力，是絕對不會有回報的。

在中國，嚴歌苓已是小有名氣的作家。

在美國，她卻要跪在地上給別人擦地。

克服語言障礙後，嚴歌苓打了各式各樣的工來維持生計。曾經在一個僱主家，因為看不懂清潔劑的英文，她把玻璃清潔劑當成了地板的打蠟液，僱主回家一看，指著她鼻子破口大罵。還有一次在餐廳打工，因為忘了關咖啡機，玻璃壺「砰」的一聲炸了，她當即就被掃地出門。一個30多歲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

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干實際工作的時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務實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後來寫作。而這段時期，我就像任何一個中國留學生、中國新移民那樣，討生活，掙飯錢。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

——嚴歌苓

在一個台灣僱主的家裡，她有一次燒菜，差點燙傷了自己整張臉。每次拖地拖好一片，調皮的孩子就穿著襪子往上踩，她也只能無可奈何地重新擦地和清洗襪子。一天，正拖地呢，只聽一聲巨響，頭頂的天花板裂了。嚴歌苓不敢說，怕自己賠不起，戰戰兢兢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台灣人要辭退她了，她才說：「那工錢我也不要了，你們的天花板裂了，別讓我賠就行。」

台灣人哈哈一笑，說：「錢你快拿著吧，這天花板從我們住進來就是裂的。」

生命的酸楚、慌張，生之維艱，尊嚴的可貴，種種情緒，嚴歌苓都在那時期得到了體驗。她開始將那些情緒調動起來，著手寫作。

在大街上，一個少年搶了她的項鏈。嚇是嚇壞了，但心靜下來後，她伏案寫出了《搶劫犯查理和我》。一個陽光和霧氣的交織的早上，鄰居陽台上晾出一條透明的帶蕾絲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墜落下來，嚴歌苓痴痴地望了一會兒，回屋就寫出了《女房東》，把一個旅美華人老柴對女房東的曖昧臆想，寫得入木三分，一舉摘下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的一等獎。

在學校里，同學給她講了個華人移民的故事，她回去一琢磨，寫出了《少女小漁》。作品不但拿下台灣文學獎，還收穫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個導演專門打電話找她，說：「我想拿下這篇小說的版權。」

那時，嚴歌苓對電影和導演都還不熟悉，名字和作品對不上號，問：「請問你叫什麼？」

對方回答說：「我叫李安。」

嚴歌苓又問：「你拍過什麼啊？」

「拍過一個《喜宴》，你看過嗎？」

「天吶！那是我最喜歡的電影！」

最後，嚴歌苓拿到了一筆錢，一個非常巨大的數目，足以讓她在好長好長一段時間裡，不再去打工，能夠坐下來專心寫作。而且從那之後，她又得到了一個新的身份：編劇。

後來有人問：「從一個名作家，到去美國給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會有什麼落差嗎？」嚴歌苓說：「這有什麼落差，我覺得完全OK 啊。」

嚴歌苓經常開玩笑，說自己是個「寫稿佬」，很少自稱什麼作家。一提作家，好像就把自己身份吊起來了。人生在世，其實最忌諱的，就是這種枷鎖一般的身份感。以前公子就寫過，葛優紅了，《紐約時報》採訪他，他說：「我不去，我在中國把戲演好就行了，有人覺得把演員叫戲子不尊重，我覺得戲子挺好，我就是個戲子。」阿城發表《棋王》，在大陸火得一大糊塗時，跑去美國給人刷房子、遛狗，過得特別開心。

越是生命力飽滿、專註於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會拘泥於身份。身份感越強的人，越像工資幾千卻挎著上萬奢侈品的白領，奢求外界投來的艷羨目光，而不是內里對自我的充分肯定。

《少女小漁》給嚴歌苓打開了一扇門，讓她的故事和影視作品生出了血親。那一年，有三個導演來找她要版權，還有人請她去寫劇本。此後她的作品，就頻頻被搬上大銀幕。

除開電影，在影視劇領域，嚴歌苓的每部作品，都要掀起收視狂潮：《一個女人的史詩》《鐵梨花》《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

1995年2月，嚴歌苓接到一個電話，是自己的好友，在柏林影展當評委的陳冲打來的：「我決定自己導片子，就拍你的《天浴》。」

嚴歌苓問：「為什麼非要拍這個？」

陳冲說：「看了好多影片，都是些現代人猥瑣、變態，精神委靡的生活，沒有一部使人感到心靈升華，連點詩意、浪漫都找不到。我就要弄一部《天浴》這樣的東西，提醒一下自己，我們曾有過一個神聖時期，哪怕自認為神聖。」

對這部電影，陳冲極為重視，激動得睡不著覺。從柏林回到舊金山時，她已經寫完了劇本初稿。為了《天浴》，她推掉了一切角色，甚至連大導演伍迪·艾倫的邀請都給拒絕了。

真正讓嚴歌苓在大陸被人熟知的，當然還是跟陳凱歌和張藝謀的幾次合作。

《無極》失敗後，陳凱歌急著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藝電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時間想到了嚴歌苓。其實，當時嚴歌苓的電影編劇經驗並不豐富。陳凱歌說：「沒事兒，你先看看這幾部。」隨即給了嚴歌苓一頁紙，上面寫著：《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勞倫斯》…

《梅艷芳》，最後打破了文藝片的票房紀錄。

不久後，張藝謀又找到嚴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釵》拍成電影。當時嚴歌苓已經把版權賣出去了，但張藝謀又花了重金把版權買到自己手上，可見嚴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動人。

但跟導演合作了幾次後，嚴歌苓覺得，自己寫起劇本來，並沒有寫小說時那麼有激情。劇本是為導演服務的，不能摻雜太多的自由意志。再次下筆時，她就想寫一個「抗拍性」特強的題材，於是寫了一本《陸犯焉識》。小說里有政治敏感的內容，嚴歌苓心說，這下你們拍不了了吧？

哪想到，張藝謀還是拿去拍，只拍了後半部分。《歸來》上映首日，便拿下了3000萬票房，創下中國文藝電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紀錄。

嚴歌苓能用自己的故事，收割一大片導演的芳心，離不開兩個字，一個是狠，一個是真。

在寫作這件事上，就像當初練跳舞一樣，嚴歌苓是個對自己嚴苛到冷酷的人。讀寫作班時，老師要求學生寫3頁內容，她就一定要寫到6頁，一個接一個學生退課，她卻能頂住壓力。成為專業作家後，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3點，她雷打不動地坐在桌前寫作，一天都不曾荒廢。這種高度的自律和內驅力，是做成一切事情的關鍵。

有時寫到忘我了，早上丈夫出門她什麼樣，回到家，丈夫一看，還那樣。丈夫就開玩笑問：「我今天是不是沒去上班啊？」

有一段時間，因為寫作，嚴歌苓嚴重失眠，斷斷續續有30來天睡不著覺。跟人聊天時，別人問：「你最近到底怎麼了？」嚴歌苓一聽，眼淚「嘩」就下來了…

最痛苦的時候，她患上了躁鬱症，覺得整個世界拋棄了自己。最後幫她撐過來的，還是小說。寫作之於她，就是生命。她說：「要是不寫作的話，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

除了上面的狠，再有就是真。

嚴歌苓是個體驗派的作家，每次下筆寫一部作品之前，她都會不考慮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花大量的精力去考據和體驗：

為了《寄居者》，要寫上世紀40年代猶太人在上海的生存場景，她翻遍了資料，連當時的香水牌子、裁縫店構造、舞廳情況都一一記下。

為了《老師好美》，她跑過全國5所中學，跟學生一起聽課，用最現代的語言跟老師、學生交流，看高中生怎麼說話，孩子們如何生活。

為了《媽閣是座城》，她往澳門賭場中跑了4次，只為感受一下賭徒的心理，輸了幾萬塊錢。還攢下了無數富翁自殘戒賭的故事。

為了《第九個寡婦》，她直接去鄉下體驗生活，跟河南農村老太太同吃、同住、種番薯。後來，將父親曾經的劇本《鐵梨花》改成小說時，用的居然是河南的方言。

為了《小姨多鶴》，因為早年沒錢支持調查，她醞釀了20多年。前前後後，她去了三趟日本，光翻譯就150美金一天，時間成本更是難以估量，最後賺來的錢，一多半與調查費用相當。

嚴歌苓之所以堅持調查，是想找出人物的魂。在日本鄉村老人的一舉一動中，她挖掘出現代城市日本人不可能保留的精神氣質。那一剎那，她才覺得多鶴從自己心頭活了過來。

1993年的一天，嚴歌苓等丈夫吃飯時，在約定地附近看到一個箭頭，指向中國移民博物館。在地下室的陳列館，她看到一幅巨大畫像，其中焦點是個身穿華服、身形比較高大的中國妓女。這個妓女端莊的體態和神秘的氣質，一下子給了嚴歌苓難以名狀的巨大衝擊。

照片中的女子，被稱為「一代東方名妓」。

妓女的身影久久揮之不去，嚴歌苓特別想知道這個女人是誰，於是看了無數的報刊和資料，最終還是沒有找到女人的名字。但在尋找的過程中，她對中國移民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不斷收集資料的同時，一個人物的靈魂，就在她心頭悄然建立了起來。這個人，就是扶桑。

《扶桑》可以說是嚴歌苓最牛的小說。創作《扶桑》時，嚴歌苓患了嚴重的抑鬱症，陷入近乎瘋狂的寫作狀態，寫完之後更是非常懷疑這部作品。後來，她看到台灣《聯合報》徵文啟事，還不敢拿真名投稿，沒想到最後卻斬獲第一名。高曉松讀完作品後，被感動得熱淚盈眶，說：「這真的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像我這種人，一直都是賣藝的，從來不會花錢跟人買藝，但看完書，我是趕緊拿錢買下了《扶桑》的音樂劇版權，這是第一次，也八成是最後一次。」

一個這麼美的女人，不憐憫自己，不憐憫這個世界，也不憐憫她筆下的人物，我覺得這是成為偉大作家的素質。

——高曉松讀完《扶桑》後談嚴歌苓

嚴歌苓是個特別能寫的作家，幾乎每年都出一本書。之所以寫得多，寫得好，離不開她高度的自律。她很早就懂了內驅力對一個生命成長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內驅力，擁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開花結果。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出版人張立憲就說：「嚴歌苓每次回國，空運來的都是耳光，響亮地告訴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們又虛度了多少光陰！」

在《開講啦》裡面，有人問嚴歌苓：「現在人們幾乎不怎麼讀書了，對於這件事您怎麼看？」

嚴歌苓說：「我希望大家還是要多讀書，腹有詩書氣自華，青春時代姣好的容顏都是一時的，過了這個年紀，人就要靠氣質來支撐。」

無論什麼場合，嚴歌苓都保持著自己的優雅與端莊。青春雖然褪色，但一眼望去，她身上有著動人的光彩。想必這一點，就足夠打動當初追她的美國外交官，她的丈夫勞倫斯。

嚴歌苓去美國之前，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當好友說要向她介紹勞倫斯時，嚴歌苓內心是有點排斥的。好友勸道：「認識一下有什麼關係？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練練英文嘛！」

見了面，嚴歌苓才發現他與眾不同。勞倫斯操一口標準國語，此外還會其他7國的語言，談吐幽默，對文藝、科技各類話題都很有見解，幾乎每三句話里，就有一句要逗得嚴歌苓哈哈大笑。之後，兩人成了朋友，常常一同去參觀各種博物館，看看電影和畫展。

久而久之，兩人感情逐漸加深。不料一天早上，嚴歌苓到了寫作班，同學對她說：「剛才FBI來找過你，好像還是反間諜部門的。」嚴歌苓一頭霧水，不久，FBI找到她，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換一個人來問話。第一次用英文問，第二次用中文問，第三、第四次，再把問題打亂了問一遍，故意看嚴歌苓的回答是否有漏洞。勞倫斯只好對她道歉，說這是部門例行公事。

可沒想到，FBI最後竟要對嚴歌苓測謊。嚴歌苓連表都填了，勞倫斯卻動怒了：「這是對你的侮辱！不行，這份工作我不能再幹了！」說罷，將職位牌剪成四瓣，丟在信封里，提交了辭呈。

這一舉動，自然俘獲了嚴歌苓的芳心。可實際上，嚴歌苓倒是對測謊儀很好奇。後來，丈夫復職，她便對丈夫說：「是不是真有那麼靈？我倒想試試看。」勞倫斯說：「你要是想試的話，可以再申請，不過要交270美元。」嚴歌苓哈哈大笑，「還要收錢？那還是算了！」

婚後，嚴歌苓與勞倫斯不是沒有過矛盾。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常常帶來一些小彆扭。但彼此之間，充滿了包容。嚴歌苓時常丟三落四，有一次燒著湯，接到電話說有演講，火沒關人就走了，差點引發火災。勞倫斯沒有動怒，而是在門上貼了個紙條，提醒她出門關好灶火。嚴歌苓在家寫作，常有蓬頭垢面的時候，起初勞倫斯回家，她並不在意，後來才意識到，丈夫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家卻看到老婆這副模樣，自己實在太不「人道」，於是每天寫完東西，都會精心收拾一番。對於愛情的保質期，嚴歌苓覺得，好的愛情，一定要兩個人共同成長，才能長久。

也曾有人對嚴歌苓說：「你丈夫那麼能幹，你也不用為了寫作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吧？」嚴歌苓卻說：「一個思想自由、內心獨立的人，問人家討要任何東西，心裡都是不舒服的，自己掙錢自己花，你的享受才最甜美。」

每一次拿到稿費，嚴歌苓都會帶全家一起旅遊，去一個城市小住。在她的內心深處，永遠在追求自己的價值，追求自己創造的財富。她覺得，自己花的錢也好，享受到快樂也好，必須是自己掙來的，包括愛情，也不能憑白得到。嚴歌苓深知，一個女人，只有保持人格上的獨立，才能更主動地經營愛情，掌握命運。

有人問嚴歌苓最喜歡什麼樣的女人，她說：「像王葡萄那樣的，敢愛敢恨，勇敢、大氣。」

還有人問嚴歌苓最欣賞一個人擁有什麼樣的品質，她說：「聰明，但是肯下笨功夫。」

在一次採訪中，嚴歌苓感嘆道：「這個時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曇花一現，出現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開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後凋謝也會很快。我不恨它，只是覺得太缺少詩意。」

從外表的優雅，到內里的堅韌，嚴歌苓都有。但最為幸運的是，她用自己的筆，構築了一個只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王小波說，人僅僅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還應該擁有一個詩意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嚴歌苓可以獲得心靈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畫人性的暗，體驗更多的生老病死。因為有它在，她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將生生不息地燃燒，甚至照亮更多的人。

在這樣一個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時代，或許每個人，都該以獨特的方式，為自己構築這樣一個內心世界，在那裡藏儲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熱望。哪怕它無法為你帶來物質回饋，無法讓你變得堅不可摧。但那裡射出的光芒，可以幫你撥開厚重的雲霧，看清心的方向。度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