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德里亞：媒體總想徒勞的控制讀者

恩澤斯伯格對現存世界的非交互性的感知，使其確信媒介層面的革命可以緩解這一形勢，而這一革命曾經使確定性的科學以及認識論中的主客對立發生了混亂，持續地進入到了一個「辯證的」相互作用之中。

媒介可能將所有相互作用的結果都考慮在內，由此來破除壟斷，將每個人融合入一個開放的過程之中。

「意識工業（industrie de la conscience）的程序中包含了它們自身所喚起的結果、反映以及相互關聯……由此它們不是被視為一種消費方式，而是被視為一種生產方式」。不過，這種充滿誘惑的視角：

1.使得分割的符碼和信息保持了完整性；2.它試圖破除傳播的兩極差異，從而形成擁有交換和反饋的迴轉結構（「可逆轉的循環」）。

在當下的情形中，諸如電視和電影的設備對於傳播沒有幫助，只是阻礙了它。它沒有允許傳遞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交互性行為；從技術角度來說，它將反饋降到了最低限度，以與體系相容。

在此，我們沒有能夠超越接收者與傳遞者的概念，不管怎樣通過「轉讓」讓它們運動起來，情形都沒有改變。可逆轉性與交互性沒有關係。

正因如此，在今天，控制論體系仍然能夠很好地理解如何讓複雜的調控和反饋運轉起來，同時卻不影響過程的抽象性，不能在交換中真正的「回應」存在。這確實是體系最好的擋箭牌，因為它已經預先融合了回應的可能性。

正如恩澤斯伯格在他對奧威爾式神州的批判中所顯現的那樣，去設想一個被中心所控制的宏大體系是毫無意義的（電話網路的控制系統已經在規模和複雜性上無數次地超越了這一點，因此，它被現實地排除了）。

但認為媒介的擴張可以消解操控，這也是個多少有些天真的假設。從長遠看來，宏大體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現存的體系將通過反饋以及自我調控的方式來整合那些無用的宏大體系的控制。

它們知道怎樣將那些否定它們的東西作為補充性的變數。它們的運作就是一種監控：不需要什麼宏大體系。

由此，它們一直都具有極權主義色彩：它們意識到了一種理想狀態，這種理想狀態可以被稱為去中心化的極權主義。

在實踐層面上，媒介非常清楚如何建構一些形式上「可逆轉的」循環（讀者來信、聽眾熱線電話、民意調查等等），在這一循環中並沒有給予任何回應，或者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對任何人作區別對待。這一反饋具有社會的和政治的形式。

由此恩澤斯伯格所謂的「辯證性」顯然與控制論的規定相關聯。最終，顯然以非常隱蔽的方式，他成為了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在同樣的視角下，恩澤斯伯格還打破了交流的單項特徵，它們同時表現為專家、學者的壟斷以及通過媒介宣稱敵對思想的敵對階級的單向性。

恩澤斯伯格對比的變革途徑在於讓每個人成為操縱者，在這一意義上每個人都成為了積極的操控者，成為了生產者。簡言之，從接收者變成生產者－發送者。這是對於操控這一意識形態概念的某種批判性顛覆。

但由於這一「革命」最終保留了傳遞者的範疇，它滿足於被分割出來，並將每個人轉變為他自身的一個傳遞者，所以，這一革命並沒有能夠對大眾媒介的體系給予質疑。

我們知道諸如大眾擁有一個對講機，或者能夠用攝像機拍攝自己的生活等現象的實質：它們不過就是一類個人的業餘愛好，等同於星期天在家做些家務一樣，處於體系的邊緣地帶。

顯然，這一切都並非恩澤斯伯格所能想到的。他認為出版物的編輯、發行以及運作都是由其讀者來決定的（就如同地下出版物一般），而影像網路則在政治群體的操控之中，等等。

而這似乎成為了唯一解脫困境的方法：

「在社會主義運動中，規律和自發性、中心主義和反中心主義、權威的領導和反權威的非整合力量長久以來陷入了矛盾的僵局，具有網路特質的傳播模式建立在循環的可逆性之上，因此可以為克服這一僵局提供途徑」。

這一途徑就是重建一種辯證法的實踐。但問題還不能被放置到辯證法的術語之中來加以討論嗎？難道辯證法本身不是已經陷入僵局了嗎？

恩澤斯伯格所提出的例子讓人感興趣的地方就在於其超越了傳遞者與接收者的「辯證法」。實際上，被重新發現的是一種即時的傳播過程，一種沒有被統治官僚的模式所框定的傳播，這將是一種原初的交換形式，在其中沒有傳遞者，也沒有接收者，只有人們之間的相互回應。

自發性與組織的問題在此並沒有被辯證地解決：只是在術語上實現了一種超越。

這裡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其他的假設都允許二元對立範疇的存在。在第一個實例中（媒介進入到私人領域），傳遞者與接收者被簡單地整合到一個個體中：操縱被「內在化」。

在另外一種實例中（「循環的辯證法」），傳遞者與接收者同時存在於兩邊：操縱具有了交互性（兩種性質的共同體）。體系在這兩種情形下的運作如同在傳統官僚模式中的運作一樣容易。

它可以發揮它所有可能的整合作用。其中的本質在於這兩種意識形態範疇都被隱蔽起來了，隨之而來的是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結構。

再重複一遍，在象徵交換的關係中，存在著一種共時的回應。在一個信息的兩端不存在傳遞者，也不存在接收者，由此也不再存在任何「信息」，也不存在某個符碼的控制之下在唯一的解釋路徑中解碼任何信息。

象徵性堅持打破「信息」的唯一闡釋，恢復意義的不定性，同時也終結了對於符碼的反抗。

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評估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o）的假設。概括他的立場：改變信息的內容是於事無補的；必須要改造閱讀的符碼，強加入其他解釋性的符碼。

接收者（事實上並不是真正的接收者）在這一最本質的層面上介入了，他將自身的符碼與傳遞者的符碼對立起來，他逃脫了被控制的傳播的陷阱，創造了一種真正的回應。

但這種「顛覆性的」閱讀究竟是什麼呢？它還是一種閱讀嗎？它還是一種解碼嗎？是對單一闡釋的逃脫嗎？那個對立的符碼究竟是什麼？它是否是另類符碼（minicode）(一種不含利益傾向的習慣用法)？

或者，它是另外一種源自於之前的控制圖式的另外一種闡釋的控制圖式？但不管怎樣，所有說明都不過是一種文本的變化。一個例子可以說明艾柯的視角：

68革命之後那些顛覆性的塗鴉廣告。塗鴉是一種超越性的存在，並不是因為它代替了另外一個內容，另外一種話語，而僅僅因為它就是一種當時當地的回應，打破了被媒介所闡發的一種無回應的狀態。它是否與另外一個符碼相對立呢？

我並不這樣認為：它只是粉碎了符碼。它並不試圖引導自身作為一種文本的解碼來與那些公共話語對抗；它將自身顯現為一種超越。

那些充滿智慧的辭彙（le mot d』esprit）本身就是一種超越性、顛覆性的話語；它並不是在另外一種符碼之上產生的，而是對主導性的散漫的符碼的一種即時解構。它消解了符碼的範疇，消解了信息的範疇。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那些試圖保留傳播的控制結構中任何分裂的存在的企圖（甚至包括那些要求「辯證地超越」它們的企圖），都排除了一些根本性變化的可能性，並求助於一種脆弱的操控實踐，即那些「革命性策略」的危險嘗試。

而在這一意義上的所謂策略，最終都被主導的形式所挫敗。

Via：慧田哲學編——鮑德里亞《控制論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