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藝術/獨立電影放映預告 |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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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貝加莫電影節上,第一次看到大島的影片《絞死刑》時,既感到十分茫然,全然不知所措,又十分欣賞。次年的導演雙周展邀請他的《新宿小偷日記》參展,威尼斯電影節也邀請他的《少年》參加展映。同年在貝加莫我第一次看見到了大島,他和其他幾位日本導演(今村昌平,羽仁進,敕使河原宏,吉田喜重)形成一股日本電影熱潮,但那時候大島的作品仍然無人知曉。

1971年,依然是在這個奇特的導演雙周展上,《儀式》一度使他以日本最富挑戰性和最多產的年輕導演力壓群雄,雖與同一時代的法國新浪潮沒有任何文化交往,1959年,這位日本電影理論家和電影樣式的破壞者,卻以更加徹底的方式顛覆了日本的傳統電影。像十年以後的法斯賓德那樣迅捷,大島以驚人的速度拍出了十多部長片,主要作品是《日本的夜與霧》(1960)和《白晝的惡魔》(1966),直到這時,西方才發現他的《絞死刑》。

1976年,他拍出的《感官王國》堪稱情色電影之最,製片人是一個叫Anatole Dauman的法國人,他的名字在更多的觀眾群中廣泛傳誦。出於資金、健康以及可能是靈感枯竭等原因,這位如此多產的導演似乎變得溫和平靜了,在20世紀後25年中只拍出了四部影片。

但他會利用一切可能,在15年中探索新的美學領域,在刻畫因社會動蕩而迷失迷失方向的年輕人時,他把暴力和性放在第一位,大島是一個不守規矩的電影人,他一貫認為必須勇敢地站起來,堅決向個人或集體的壓迫進行抗爭,才能取得性生活的自由,如果能夠通過其他途徑,那就與超現實主義的做法異常接近了,把夢境和現實混在一起,讓幻想自由馳騁。

他塑造的大多數主人公都是罪犯,他自己在日本也經常被認為是危險的不法分子,他認為無論是誰,只要他仇恨偽善的外表和偽劣假冒,不妥協的要求真理,只能被政權當局視為罪犯,大島的行為似乎始終在反抗這種內部暴力。他披著一頭濃密的黑髮,像快樂的酒神,那樣雖然雖經歲月變遷,貴族風貌依舊。

——米歇爾·西蒙

1969年9月

圍繞《少年》之前的

大島渚電影

《正片》雜誌主編米歇爾·西蒙對話日本導演大島渚

M=米歇爾·西蒙

M您是怎麼進入松竹映畫公司的?您的電影劇本題材是公司指定的嗎?60年代初在一家大電影公司里工作,您的工作條件如何?拍片自由嗎?

? 大 島 渚

與當時的法國電影相比,法國有一部分是商業片,一部分是更加藝術的實驗片,而在日本只有大公司的電影,只有作為商品的電影。1954年我進入松竹映畫當助理導演,這是成為導演的正常道路,但在那時候你要成為合乎公司要求的藝人,要滿足公司的需要,不是要成為導演或者成為作者。

我在高中和大學裡從事的是戲劇活動,說實在的在戲劇活動和成為電影導演之間沒有任何聯繫。所以進了這家公司不久我就不滿意了,我對他們製作影片的方法十分生氣,我想拍作者電影,我召集了一些當助導的朋友,翻了一本期刊,登載我們那些與眾不同的劇本,同時也可以鍛煉我們寫影評的能力,這本雜誌就叫《電影評論》,從1956年半到了1959年春天,我們想重新定義一下馬克思主義,找一個能夠同時包容馬克思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觀點的立場。羽仁進參與編輯,佐藤忠男負責影評。

在松竹映畫里當助導人們認為我是一個既有才能又危險的人物,我們注意到電視發展極快,威脅到了電影,松竹映畫是最傳統的電影公司,它的製片方法、影片樣式已經過時,公司需要轉變,採取新政策選取新人,所以這家公司給了我們機會,在選擇題材方面給了我充分自由,因而我拍出了自己的前4部影片。

一部片子是《愛與希望之街》,票房收入很差,只在第二渠道發行,然而我的第二部影片卻受到了年輕人喜歡,票房收入很好,片子叫做《青春殘酷物語》,這一下公司決定其他年輕導演也開始投入這類影片的拍攝,我的第四部電影《日本的夜與霧》給我惹來了麻煩,這是一部政治片,在1960年秋天反對日美軍事安全條約鬥爭高潮時拍攝的。我試圖在這部影片中把1960年的運動和1950年的運動進行對比,對革命運動進行革命批判。這是一部討論影片,以一位1950年參加過政治活動的大學生和一位1960年的女學生的婚禮場面開始,男子正在受到警方搜捕,參加婚禮的人各自說明自己的政治立場,1960年以前的全部左派電影都受到共·產·黨控制,這種狀況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但在斯大林死後出現了一個新左派,所以1950年相比,1960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刻。

M與今井正的社會電影《正午的黑暗》或者山本薩夫《沒有太陽的街》相比,您持什麼立場?

? 大 島 渚

那些影片是獨立製片的產物,但其內容卻是傳統情節劇,我們決定破壞這種電影樣式,從一個新的起點出發,那些電影非常天真的採用了大電影公司那種老情節劇結構,和日本共·產·黨在現代化的日本社會中試圖保持舊體制倒是如出如出一轍。

《沒有太陽的街》(1954)

M您為什麼離開了松竹映畫?

? 大 島 渚

他們在《日本的夜與霧》發行四天以後,從各家影院的銀幕上收回了這部電影,借口說票房不好,但我認為是出於政治原因,因為這件事恰好發生在一位社會黨領導人被暗殺之後,儘管發行商一再請求,公司仍然拒絕在三年半之內提供影片,所以我認為再也不能和這家公司合作了。

M您是怎麼成立了您自己的創造社影片公司的?

? 大 島 渚

我和四五位編劇和幾位演員一起離開了松竹映畫,我們共同成立了「創造社」,當時除了真正活躍的新藤兼人在努力之外,沒有獨立製片公司。我們在新藤之後,成為了日本獨立製片的主要根據地,近五年來得到了迅速擴張。

M作為獨立製片人,您最初拍了一部30分鐘的紀錄片《李潤福的日記》,它的主題是什麼?

? 大 島 渚

應該說,在離開松竹映畫之後,我拍了一部故事片《飼育》,又為五大電影公司之一的東映公司拍了《天草四郎時貞》,後來的三年我沒能拍成一部片子,所以我和松竹映畫簽訂了一個合同,我在創造社拍自己的影片,松竹映畫負責發行。

《李潤福的日記》是根據一個十歲的韓國孩子在日本發表的日記改編的,此前一年,為了這部影片,我在韓國拍了一系列照片,這是我最近那部影片《少年》的韓國版本,講了一個可憐的小男孩的故事,他必須和家裡人一起生活,但他同時採取了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在日語里我們叫「小馬」。比如在當時的韓國,很多孩子都到汽車門前賣口香糖,5元1包,他們按照正常的價格三元買的,每包賺兩元,所以這是一種乞討,但。但他們不願意去當乞丐,這是出於自尊而做的事,我對此深有所感。

《李潤福的日記》(1965)

M您為電視台拍了一些關於太平洋戰爭和毛澤東的紀錄片,目的是什麼?

? 大 島 渚

人們在日本拍的很多關於太平洋戰爭的電影,隨著歲月流逝,批評的口吻變得越來越弱,我想利用當年拍的紀錄片,做一部對這場戰爭真正進行思考的影片,但評論的口氣,不是今天使用的那種口氣,而是與戰爭同步的當年口吻。

關於毛澤東,我收集的大量資料,在影片里我說明了中國革命的各個重要時期,在每個時期的轉折點,我向毛澤東提出問題,我對他說:「您做了這件事或那件事,在那個時代您是怎麼考慮的?」我想觀眾能夠想像到毛澤東的回答,我所希望的是給他看這部影片,請他回答我的問題。

《毛澤東傳》(1976)

M您那部《絞死刑》是否受到了荒誕戲劇的影響?

? 大 島 渚

影片的主人公叫R,這是一個名叫Rikiu的韓國人的真實故事。因為這個故事在日本造成了很大反響,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我選擇了字母R就是讓人想到他,而且可以產生某種象徵意義,我很喜歡現代戲劇,也喜歡卡夫卡的小說。我想用這部片子刺激一下日本人,看來,目的是達到了,但是實際上,它只觸及了少數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我想,自己把一個國家的罪行具體化了。

M您拍的每部影片都有不同風格,如何進行場面調度?

? 大 島 渚

我是在寫劇本的時候,或者在寫完劇本考慮拍攝的問題的時候,或者是在拍攝的早晨才決定的,我突然決定要這麼做,這往往並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寫劇本是提出「如何歸併到一起」的問題,拍攝是「如何把歸併到一起的內容進行分析」的問題,某些具體的物質因素也會決定場面調度,有的時候我的劇本寫得十分精確,但《日本春歌考》那部片子,我只寫了一些說明和注意事項,主要是和演員一起即興創作的。所以,我總是找到那些我熟悉的演員或者非職業演員。

《日本春歌考》(1967)

M乍一看,《少年》像是一部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電影,但在拒絕情感交流和夢境方面又大有不同。

? 大 島 渚

從1976年我拍的《日本春歌考》起,我就開始研究想像的問題,我想弄清楚它的具體含義。在《絞死刑》中我們描述了集體的想像,在《絞死刑》之後,我又拍了兩部這樣的電影。拍《少年》的時候,我思考能不能拍一部想像與現實平行,共存一體的電影,在這個意義上我就要拒絕一切傷感主義。

在我們編寫電影雜誌的時候,曾提出如何把紀錄片和超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以紀實的形式來拍攝《少年》,但我想把這兩種元素混合在一起,二戰之後,我們曾經像小學生那樣模仿過引進來的超現實主義,也曾天真地抄襲過《一條安達魯狗》之類的話畫面,現在,我們要找到日本的超現實主義。

M您的影片顯示出您對罪犯情有獨鍾。

? 大 島 渚

可能所有的導演都這樣。起初,我對自己刻畫的對象認識得並不深刻,但人們慢慢就會發現,原來自己處理的是同一個題材。在拍了一定數量的影片之後,我意識到,自己對犯罪題材很感興趣。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希望與旁人溝通,但有些人只能通過犯罪的方式,才能與別人交流。我想自己就屬於這類人。

我越來越感到,只有認識到犯罪這種交流方式的必要性,才能進行革命,在我的影片中我對殺人犯表示同情。在這個意義上性和犯罪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人最強烈的推動力,在性領域和犯罪領域一切都是個人的,此外,什麼都無所謂。

《少年》(1969)

M對您來說,新宿區意味著什麼?

? 大 島 渚

新宿是這麼一個地方,這裡不斷地產生想像,想像變成了現實,而新的現實又會產生出新的想像元素,影片結尾時發生的暴亂,不是有組織的,完全是自發的。比如,如果有1萬名學生在遊行,很快就會有5萬名圍觀者走過來,以個人名義,參加到遊行隊伍中去。

M在《新宿小偷日記》的,您完全否定了生理衛生老師和灌輸知識的重要性。

? 大 島 渚

高橋昭老師是一位所謂信奉弗洛伊德和馬斯克斯主義的人。他一直主張在性生活方面不要掩蓋任何問題,我們認為,掩蓋什麼或者不掩蓋的問題,絲毫不重要!在更加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不管採取什麼方法,重要的是能夠解決自己內心的衝突。這部影片是我最感興趣的人物,是讓·若奈,他把自己放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與讓·若奈接觸的第一場戲,是那個女孩抓住他的手腕的時候,他竟然承認感覺到了性高潮。

《新宿小偷日記》(1969)

M在很多日本影片里,人們會看到像您的《被迫情死的日本之夏》那樣雙雙殉情的題材。

? 大 島 渚

這是一個使我感興趣的問題,從歌舞伎誕生之日起,這就成了一個傳統的話題。在社會不允許一對戀人在一起生活的時候,他們就會一起自殺。自殺前,他們最後一次做愛,並且會達到高潮。

筱田正浩推出了《情死天網島》,相信死前會有最後一次登峰造極的愛,但我實在難以苟同他的觀點。正因為我不相信這最後的愛,所以我要拍一部以此為主題的電影,《被迫情死的日本之夏》說一個不再想活下去的男人,要尋找一個殺死他的人。他們需要兩個人一起來達到一個人自殺的目的!我探索的是那個殺他的人,將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在我的影片里,他沒有找到這個殺他的人,但找到了一個愛上她的女人,可是,他不愛這個女人。

影片結尾時,他們在警察的包圍下一起死了。

M您對日本電影界大師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和黑澤明如何評價?

? 大 島 渚

我進松竹映畫的時候,最重要的關係,公司與觀眾之間,而不是在觀眾與導演之間。電影人是存在於這種直接關係之外的,今天的導演拍片的時候,考慮的是怎麼把屬於他們的題材拍成電影,情況完全不同了。小津安二郎那一代導演首先要同時取得公司與觀眾的認可,在這方面小津安二郎是一位性格平和、非常幸福的導演。

說道溝口健二,他從來沒有取得過這方面的認同,一生中不斷地和公司進行十分艱苦的鬥爭,他選擇的道路是技術完美之路。但我不認為他在影片中把自己的性格充分表達出來了,儘管這樣,他仍然不失一位大師。

至於黑澤明,我不認為可以把他和小津安二郎與溝口健二相提並論。

《絞死刑》(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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