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支部的國際關係

西班牙支部的國際關係

（1932年3月7日）

親愛的同志們：

不久前，我從西班牙收到了一些信件和文件，我從中得知，西班牙同志與國際左翼反對派多數派之間存在著誤會。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及時澄清誤會，這樣才能把那些暫時的、不重要的誤會，同重大的、原則性的分歧區分開來。

拉克魯瓦同志與寧同志曾圍繞著一個純粹的具體問題，與法國的莫利尼耶同志發生了爭執。我過去認為、現在還是認為：拉克魯瓦同志和寧同志完全不了解情況，他們在這些問題上對莫利尼耶同志做出的指責是錯誤的。我本人迅速出面澄清了這個誤會。在此之後，既然這個偶然發生的問題並未牽涉到任何政治問題或原則問題，我就當它已經解決了。

拉克魯瓦同志和寧同志對莫利尼耶同志有什麼看法，是他們的私事，無需牽扯到這個問題上來。

因此，拉克魯瓦同志的想法是錯誤的：他以為我和他的分歧，在於對莫利尼耶同志的看法。不，分歧（如果不是誤會的話）在於：在一切有爭議的問題上，西班牙左翼反對派與國際左翼反對派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換句話說，是對左翼反對派的各種原則問題與重大問題有分歧。我只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經驗表明，在不同國家的左翼反對派隊伍當中，都混進了一些與我們根本不是一條心的人。光是戈爾金[1]的例子就能表明，僅僅承認左翼反對派的基礎原則，是遠遠不夠的。每個組織、每個革命者都要在工作中接受檢驗，也就是說，要看看他們能不能落實自己的原則。因此，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能讓人們看清某個人、某個團體的真面目，因為一點微小的跡象，往往都能暴露出嚴重的弱點。

我舉一個這方面的例子。你們都知道，在德國成立了一個左派社會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2]。它的領袖聲稱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與蘇維埃制度。曾與我們站在一起的烏爾班斯[3]誤以為它證明了這個新黨的「共產主義」性質。社工黨在自己的報紙上，把法帝國主義的臭名昭著的僱傭兵奧托·鮑威爾[4]和萊昂·布魯姆[5]稱作「同志」。有人可能會反駁說，比起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同志」這個稱呼實在無足輕重。在我看來，社工黨的領袖只是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與蘇維埃制度，而「萊昂·布魯姆同志」這個平凡的稱呼卻徹底暴露了他們的真實想法。在政治活動中，需要懂得辨別這類蛛絲馬跡，特別是那種將會發展成為重大事件並最終得到證實之前的那些跡象。

法國的羅斯默[6]、納維爾[7]、熱拉爾[8]等人，德國的蘭道，比利時的奧維斯特萊頓[9]都曾贊同左翼反對派的全部「原則」。但他們的實踐完全與左翼反對派背道而馳。羅斯默、納維爾等人系統地反對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反對左翼反對派靠攏黨、工會和共產國際的每一次嘗試，從而妨礙了左翼反對派的成功。我們同他們的鬥爭，持續了超過一年半的時間。他們曾一面在各國支持各種與我們意見不同的分子，一面建立自己的派系，最終不可避免地與我們產生了矛盾，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同他們決裂了，儘管我曾與羅斯默十分親密，過去十五年里我們一直是朋友。

西班牙左翼反對派是否了解我們同奧維斯特萊頓、烏爾班斯、蘭道、羅斯默、納維爾等人的鬥爭的具體經過？我這個問題，不光是針對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領袖，也是針對整個組織而提出的。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對派還不了解這個鬥爭，這會是一個嚴重的缺陷。要想培養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須讓青年共產主義者有機會了解西班牙支部及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其它支部在日常活動中是如何制定布爾什維克政策的。我們只有這樣做，才能積累經驗，樹立並鞏固革命意識。這正是我們力爭建立的黨內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意義。

西班牙左翼反對派是否了解這個國際思想鬥爭的具體過程？在提出這個問題時，我不得不提到一些細小的證據，在我看來，它們具有重大的徵兆意義。當蘭道脫離我們的隊伍時，當羅斯默拋棄我們的組織時，你們的刊物《共產主義》卻仍把他們稱作撰稿人。這讓我大吃一驚。要是法國或德國的左翼反對派報紙把戈爾金列為它們的撰稿人，你們會怎麼想？這是對我們的西班牙朋友的冒犯。我問過拉克魯瓦同志這個問題，他答覆說這純粹是技術性的誤會。請相信我，我根本不打算誇大這個錯誤的重要性。但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的西班牙朋友對於國際左翼反對派的生活沒有予以足夠的關注。你們無疑都贊同「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範圍內建成」的觀點，同樣地，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也不能只在一國執行。

新出現的證據使我們有理由擔心，這個問題要比一開始看上去的更加嚴重。這在國際書記處章程的問題上更為突出。這個問題不是昨天才剛剛出現的。它有很長的歷史。無數的文件都與它有關，特別是我親自寫的那些。我不得不再問一次：西班牙同志是否了解這些文件？它們是否已被被譯為西班牙語？

我確實曾與左翼反對派的一些同志見過面，他們對內部的思想鬥爭不屑一顧，說這些鬥爭「吹毛求疵，小題大做」。這些同志沒有上過馬克思和列寧的學校。要想使自己做好迎接重大鬥爭的準備，我們就必須學會在目前的一切原則問題上都要保持堅定的、不妥協的立場，哪怕這些問題現在只有次要意義。那些把原則性的鬥爭當成「小題大做」的同志，在被別人戳到痛處時，往往就會表現出真正的「小題大做」的本事。對原則問題缺乏關心，又對個人問題過於敏感，表明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只是出於偶然才加入了左翼反對派的行列。

毫無疑問，米爾同志就是這種人。由於其它國家缺少會說俄語的同志，俄國左翼反對派只好向會一點俄語的米爾同志求助，請他擔任俄國支部駐國際書記處的非正式代表。米爾同志接受了邀請。我曾長期同他通信。我寫給他的信足有一大捆。米爾同志的回信，全都暴露出他不僅缺乏最基本的革命訓練，不了解組織的意義與重要性，而且不願、也不能學習共產主義政策最基礎的知識。米爾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誦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套話，但在必須捍衛具體的政治路線時，他就會在某種難以捉摸的情緒下影響改變自己的方向。

在過去幾個月當中，米爾同志參加了反對蘭道、納維爾及其領袖羅斯默的鬥爭。可以認為米爾了解這場鬥爭的意義——它使我們同一些團體和個人決裂了。但這並沒有阻止米爾給羅斯默寫信，提議雙方結盟，一起反對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層，反對俄國左翼反對派。認真地說，這就是一種叛賣行為。能夠如此急劇地扭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人，不配被稱作革命者。同志們，你們是否同意這一點？

為了節省時間，我用俄文寫信給米爾同志，通過他同國際書記處聯繫。米爾同志系統地扣下了我的信，不讓國際書記處得到那些不合他的心意的建議、評論和批評，卻從我的信中摘出一些可以用來對付國際書記處的孤立段落，從而系統地誤導了國際書記處。

俄國左翼反對派已經同米爾決裂。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已經強烈譴責了他。德國左翼反對派認為他的行為是不可容忍的。比利時左翼反對派譴責了米爾，義大利左翼反對派通過蘇佐[10]同志（國際書記處書記）譴責了米爾同志與羅斯默勾結的行徑。西班牙左翼反對派是否了解這些情況？希望你們已經了解了。那麼，西班牙左翼反對派中央委員會為什麼要提名米爾為他們駐國際書記處的代表？

這是在向俄國、法國、比利時和其它國家的支部（它們的決議是刻不容緩的）進行敵對性的政治示威。顯然，如果你們與我們有嚴重分歧，你們不僅有權利、更有義務通過言論和行動來表達分歧。在這個問題上，你們必須開誠布公。

你們對米爾同志的支持顯然也是不可理喻的，理由如下：米爾同志從西班牙寫來兩封信，把左翼反對派和右翼反對派混同起來，從而誤導了整個左翼反對派。這樣的混淆簡直可恥至極。我寫信抗議後，米爾同志答覆說，他被寧同志給誤導了。換句話說，他承認自己根本沒有對基本的政治問題作出判斷的能力，難道不是嗎？

我曾建議集體起草一份關於西班牙革命的國際宣言。儘管我一再堅持，米爾同志卻根本沒有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出一絲力氣，因為他的精力完全用在派別鬥爭，用在對左翼反對派最重要的一些支部搞陰謀詭計上面。這就是事實。

同志們，你們對左翼反對派的法國、俄國、德國、比利時和其它國家的支部明顯缺乏信任，你們對此作何解釋？對此你們一定有著深刻的原則立場。我上文已經解釋了我們的原則性意見，而且這不是我第一次解釋了。我現在懷著最大的興趣和關心，等著你們的原則性意見。

我再提一件事。你們反對俄國左翼反對派的代表馬爾金[11]同志參加國際書記處，理由是他屬於莫利尼耶—弗朗克[12]派——馬爾金同志與我同屬一派；但我們在工作中與他們合作無間。你們為什麼想讓俄國左翼反對派在國際書記處中沒有自己的代表？對此你們一定有著很嚴肅的理由。請作出解釋。我們會全神貫注地等待你們的答覆。

拉克魯瓦同志在上一封信中，請求我不要糾纏莫利尼耶同志的問題——上文講過，他曾與莫利尼耶同志有矛盾。我對此完全同意，而且我相信我們能夠拋開那些並非原則性的、或不具備政治意義的微小的個人矛盾。

拉克魯瓦同志在信中說，國際會議必將解決各種有爭議的問題。說得很對。但在召開國際會議之前，首先要進行準備，要對所有支部的最重要的政治與組織分歧進行討論。正因為這樣，親愛的同志們，我才給你們寫這封信，而且我還要把這封信抄送各國支部的領導層。我堅信，我們能夠齊心協力，消除誤會，並找到共同的語言。

致以共產主義的敬禮

列·托洛茨基

這封信是寫給西班牙左翼反對派中央委員會的，發表於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在1932年出版的一期沒有期號、沒有註明日期的內部公報。

[1] 胡利安·戈爾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麥斯·加西亞—里維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參與成立列萬特共產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西共開除出黨。1933年與毛林一起領導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與工農同盟。1934年10月起義失敗後再次流亡法國，1935年返回西班牙，參與創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內戰爆發後前往巴塞羅那，領導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機關報《戰鬥報》（La Batalla）的編輯工作。1939年在叛軍攻佔巴塞羅那前逃往巴黎，隨後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墮落為反共分子，從1953年起參加反共組織「文化自由大會」，積極為反動陣營效勞。——中譯者注

[2] 1932年3月，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分左派在庫爾特·羅森費爾德（Kurt Rosenfeld，1877—1943）和馬克斯·塞德維茨（Max Seydewitz，1892—1987）率領下，脫離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了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中譯者注

[3] 胡戈·烏爾班斯（Hugo 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於農民家庭，當過教師。戰前即開始傾向社會主義。1914年參軍。1918年參加斯巴達克同盟，隨後擔任德共瓦塞爾坎特組織領導人，自1921年起屬於黨內左派。1923年任瓦塞爾坎特地委書記。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獲釋。因支持左翼反對派，於1926年11月被開除出黨。創建並領導列寧同盟（Leninbund），贊成反納粹主義的工人聯合陣線。1933年流亡國外，在瑞典逝世。——中譯者注

[4] 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奧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 」的主要理論家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領導人之一。出身於猶太富商家庭，大學期間參加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一戰爆發後應徵入伍，1914年11月在東線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後獲釋，9月返回維也納。奧地利革命後任外交部長，1919年2月起兼任社會化委員會主席，在任外交部長期間參加了扼殺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罪惡勾當，1920年至1934年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1921年率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英國獨立工黨等幾個中派主義政黨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國際。1934年2月起義失敗後流亡國外，後死於巴黎。——中譯者注

[5] 安德列·萊昂·布魯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於巴黎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和巴黎大學。當過律師。十九世紀末參加社會黨。1914年7月饒勒斯被暗殺後，成為社會黨的主要領袖。一戰期間支持戰爭。1919年出任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主席。1920年反對參加共產國際。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兩次出任總理。二戰期間被維希法國政府關押，1945年5月獲釋。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臨時政府總理。——中譯者注

[6] 阿爾弗雷德·羅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爾弗雷德·格里奧（Alfred Griot），法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對斯大林而被開除出黨，後接近托洛茨基，雖未參加第四國際，但為國際托派運動做過不少工作，第四國際成立大會就是在他家裡召開的。——中譯者注

[7] 皮埃爾·納維爾（Pierre 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早期領導人之一。1926年參加法國共產黨，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開除出黨。此後成為法國左翼反對派的主要領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國際主義工人黨。1939年國際主義工人黨被第四國際下令解散後，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8] 熱拉爾·羅森塔爾（Gérard Rosenthal，1903—1992），生於巴黎一個小康之家，二十年代參加超現實主義運動，並接受了皮埃爾·納維爾的影響。1927年參加法國共產黨，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對派而被開除出黨，此後參加了法國左翼反對派的活動，1934年率領部分法國托派打入社會黨，不久便被社會黨開除。1936年參與成立國際主義共產黨。1939年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二戰期間參加抵抗運動，戰後回到了社會黨。——中譯者注

[9] 瓦爾·范·奧維斯特萊頓（War Van Overstraeten，1891年5月8日——1981年12月9日），比利時畫家，十月革命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1920年參與成立比利時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ij van Belgi?），在二十年代的黨內鬥爭中支持左翼反對派，1928年被開除出黨，此後領導了比利時左翼反對派的活動，後來又因為意見分歧而脫離左翼反對派，脫離政治活動，潛心繪畫。——中譯者注

[10]「蘇佐」（Souzo）是阿爾方索·雷奧內蒂的化名。阿爾方索·雷奧內蒂（Alfonso Leonetti，1895年9月13日——1984年12月26日），生於義大利安德里亞（Andria），1913年參加義大利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參與成立義大利共產黨，1926年當選為意共中央委員。因反對「第三時期」政策，而在1930年被開除出黨後，參加了國際左翼反對派。1930—1931年、1933—1936年擔任國際左翼反對派國際書記處書記。1936年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二戰期間積极參加法國抵抗運動。1962年重返意共。——中譯者注

[11] 「馬爾金」（Markin）是托洛茨基的大兒子列夫·謝多夫的化名。列夫·利沃維奇·謝多夫（Лев Львович 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於聖彼得堡，母親是托洛茨基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亞·伊萬諾芙娜·謝多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 Седова）。1919年參加共青團。二十年代中期開始參加左翼反對派的活動，並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團開除。1929年流亡國外，積極協助托洛茨基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蘇聯特務暗殺。——中譯者注

[12] 皮埃爾·弗朗克（Pierre Frank，1905年10月24日——1984年4月18日），生於巴黎，父母是來自立陶宛的移民。二十年代在莫利尼耶影響下，成為法國首批左翼反對派之一。1930年參加國際左翼反對派國際書記處的工作，1932—1933年擔任托洛茨基的秘書。1936年與莫利尼耶一同創建國際主義共產黨。二戰期間前往英國開展工作。1944年返回法國，1948—1979年擔任第四國際書記。——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