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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說了,找對象不找外地人」

撰文 | 米爾頓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國慶有的人大半個中國的跑,有的人呆在家裡一步不出,但可能都免不了要扔出成百上千的紅包——誰不想在祖國的生日結婚呢?

參加完同事婚禮,轉身就參加大學同學婚禮的你,可能已經發現了一個現象:中國人最喜歡的結婚對象,還是老鄉。

  • 2016年1月,山西左權縣麻田鎮一家農戶內正在舉行婚禮,等待認親的老人們喜笑顏開 / 視覺中國

「別找外地人」,不管是北上廣深,還是二三線城市的小青年,這句話都會是伴隨著催婚金句一起出現的。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背後包含的是濃郁的排他思想,也是在網路上因此京滬等地飽受詬病和逆向歧視。

但是千萬別以為只有京滬才看重「出身」。《2017單身人群調查報告》調查了6950位不同地方的單身男女,發現77.78%的瀋陽人表示擇偶考慮地域因素,遙遙領先於上海(56.25%)、廣州(50%)、重慶(43.24%)、深圳(42.42%),而一直以「看重本地人」著稱的北京並未名列前五。

放眼望去,在通婚的開放度上中國人似乎也是全世界數得著的差。都到21世紀了,這一切究竟是什麼原因?

  • 桂林小伙獨守一個村4年,娶回年入數萬的「老闆娘」 / 視覺中國

大家都愛自己人

帶有地域特點的排他並非中國文化獨有,而是基於人類在漫長的進化中的「我群意識」,這個用大眾能夠理解的話語就是俗稱的「喜歡抱團」。

紐約大學心理學家傑·范·巴弗爾(Jay Van Bavel)在2013年曾經對人說過,他做實驗時通常將參與者分為「紅」與「藍」兩組。一旦完成分組,參與者立刻會對自己的隊友表現出偏見。相比另一支隊伍,他們更喜歡他們自己那組的人,會花更多的時間注意他們,也更有可能記住他們。

這種「我群意識」一旦深化變成所有人的認同之後,就會變成一個「共同體」,這就是民族的來源——基於想像的共同體。

  • 2017年10月1日,廣西柳州,2017年中國柳州國際水上狂歡節開幕式水上大巡遊表演在秀麗的柳州舉行。少數民族舞蹈表演 / 視覺中國

一旦「我們」和「他們」的界限分明了,就會對人的認知產生扭曲,甚至是主觀臆斷。例如奧巴馬是黑白混血已經是常識了,但是偏偏有38%的共和黨白人固執地認為奧巴馬是個純粹的黑人而不是混血。

中國也有不少「我們」和「他們」的案例,其中以民國的「江北漢奸」最為典型。在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後,一些在上海底層打拚的江北人成為了戰爭的幫凶。當時整個上海處於狂熱的愛國熱情之中,軍事上的失利又讓上海人迫切地想要尋找一個「替罪羊」,於是「江北漢奸」一詞應運而生,成為上海地區整個漢奸群體的代名詞。

當時的主流媒體《申報》發布了許多關於「江北漢奸」的文章,如一篇《江北漢奸可殺》中批評江北漢奸穿著日本軍服檢查行人,搜出鈔票大洋就私吞,碰見有人理論,輕則用刀亂刺,重則非法監禁。

  • 1932 年3 月的一份《申報》臨時專刊,標題直接是:江北漢奸可殺 / iFuun

事實上江北人在上海這麼多怎麼可能都是漢奸呢?在事後統計中,《申報》自己報出的漢奸里提起籍貫的有十人,但是「江北人」(含揚州)只有四名,江南人反而有五人,還有一個並非江浙滬人士。申報在明知道這點的情況下,依舊大幅報道了「江北漢奸」,並且聲稱「江北漢奸可殺」。很明顯在上海從知識分子到一般大眾對江北人的整體印象欠佳,結果強行無視了事實把一切罪責歸咎於江北人。

「我群意識」把人分為了美國人、中國人、日本人,還在中國人中分出了上海人、胡建人、山東人——還可以繼續往下細分。

  • 2015年8月22日,烏魯木齊,中國新郎任濤用抬花轎等全套的傳統中國結婚禮儀,迎娶了保加利亞新娘芝娜,娶親隊伍嗩吶齊鳴、鑼聲陣陣,引得過往路人駐足觀看 / 視覺中國

超越「我群意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不僅給人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刻板印象,還影響了人們的實際生活,通婚就是一例。就在半個世紀前,美國黑人和白人結婚還是違法的,直到2001年,亞拉巴馬州作為最後一個取消禁止異族通婚法令的州,投票時還有40%的人反對取消禁止。

美國社會學家古德認為,「一切擇偶制度都傾向於同類匹配,即階級地位大致相當的人才可結婚」。法國1990年290萬移民組成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已經婚配的移民,其配偶均不是移民,但夫妻雙方均為移民的則多數為族內婚,夫妻雙方均來自同一國家,這樣的婚配概率為90%。

而在中國,跨省婚姻、城鄉婚姻雖不違法,卻也是老一輩父母的眼中釘肉中刺。有2.88%的父母會將「家庭所在地」這一項列為擇偶時的第一考慮因素,而子女在這方面的比例只有0.06%。

儘管學者梁海艷和陽茂慶發現,隨著時間推移,城市青年跟外省人結婚的比例在逐年增加,從2000年的5.61%增長到2010年的14.29%,但直到2010年,北京、黃石、保定、西安四個城市的同市通婚依然占絕大部分,通婚率為71.43%。

越現代,異地通婚率越大

除了紮根於人性的我群意識,宗族社會也是中國異地婚姻困難重重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於古代交通不便,沒有今天花一天時間便橫穿全國的便捷交通,人們考慮到探親等因素往往不喜歡異地通婚,越是家族關係複雜的越是如此。

漢學家杜贊奇研究了20世紀初的河北通婚圈後發現,村裡人家嫁閨女時,往往會選擇在一個「聯姻範圍」之內,也就是一定時間內步行可到的其他村莊。這就形成了一個明顯的「通婚圈」,大小一般在方圓10里之內。

一般來說「同姓不婚」是規矩,但是在福建等宗族力量強大的地區,幾個宗族之間彼此通婚形成一個地區通婚圈卻是當地特色。

中國有著「鄉賢」的傳統,尤其是福建廣東等常年「不服王化」之地,宗族在凝聚人心方面甚至比政府都要來的強大。這種通過血緣和地緣凝聚起來的自組織,無疑是中國式「抱團」的最佳體現了。除非你能夠獲得他們「整體」的認同,否則要進他們的家那是門都沒有的事兒。

  • 2012年02月19日,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一座祠堂里舉辦了一場婚宴 / 視覺中國

以福建的鳳崗林氏為例,其中一支若峰派族譜記載從1560年到1570年,家族紮根當地傳到今天已經有26代人,繁衍了439人丁,其中締結婚姻的有377人;另一派若望派則有136人,其中116人已婚——兩者相加一共493口人結婚。

但這麼多結婚的人中,通婚的地域基本只有鳳崗臨近縣、金沙區域以及仙游縣。其中金沙區域佔據了49.9%的婚姻,鳳崗鄰近郊縣佔據了12.8%,本鄉則有11%;本縣和外縣的婚姻分別佔7.1%和4.1%,而外省只有區區8%,還基本是改革開放後的婚姻。

儘管中國的宗族體系在新中國建立後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分土地、打富農、破四舊,一系列的舉措讓宗族偃旗息鼓了一陣子。但南方、尤其是福建地區的宗族勢力,很快就在改革開放的招商引資中,由歸國華僑們帶回了火種,死灰復燃起來。

如今,以潮汕為代表的地區宗族勢力已經逐漸恢復了元氣,儘管早已沒有了當年雄踞一方的氣焰,但在婚姻大事上做做主的權力還是有的。

而在中國北方,宗族體系基本已經瓦解,尤其是在大城市裡,也基本沒有重振旗鼓的可能。北方城市裡已經出現了標準的「陌生人社會」,異地通婚率自然也大增。

  • 北京地鐵人來人往,每個人都在忙著自己的事 / 視覺中國

東北三省和內蒙的對外通婚率都接近、甚至超過了20%,尤其是內蒙古達到了22.98%,比所有的南方省市都要高很多了。而在南方,上海以20.88%的成績成為南方最高,而作為最先改革開放的地區,廣東卻只有13.66%,而且有7.95%是省內通婚。

這讓人不得不感嘆自組織結構強大的地區對異地戀人不友好的程度。根深葉茂的大家族不僅在觀念上更趨於傳統,也對子女的婚姻有更多話語權。在家族的干涉下,即便是新一代人想要打破本地通婚魔咒,也是阻礙重重。

但魔咒也並非堅不可摧,學歷是另一個影響人們是否會跨省結婚的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跨省結婚的比例也越高。小學程度以下的人找外省人結婚的比例在5%以下,而對研究生來說,這個比例高達31.58%。

語言的阻礙

而南方地區之所以異地通婚率低,除了相對堅固的宗族傳統之外,語言也是重要因素。眾所周知,中國東南並不是傳統的「官話區」。哪怕是「推普」幾十年了,東南的居民依舊對說著非本土語言的外來族群有著強烈的排斥。

以上海為例,其雖然是移民城市,但是老一代主要人口構成主要為江浙移民,佔據市區人口總量的85%。而上海人口中的「本地人」,則是1958年由於行政調整直接從蘇南划出併入的上海的。無論是市區還是郊縣,都說著類似的語言,即「吳語」。

  • 2014年10月15日,上海,老人們在院里打麻將 / 視覺中國

偏偏新上海人基本都是來自「官話區」,原本的人口輸入省份因為各自經濟好轉,都減少了輸入量。以帶給上海「阿拉」一詞的浙江為例,03年統計只佔據輸入人口的7%。當同為「吳語區」人口來源減少之後,官話區的人如何融入這座城市,來自官話區的青年人如何與操著吳語的本地人通婚就是一個社會問題了。

而從上海人的日常對話和網路交流就能看出上海人對「上海話」有多麼看中。不說上海話的統統是「外地人」,只有會說上海話的才是「阿拉上海人」。這種語言的標籤甚至超過了戶籍,哪怕一些人得到了上海戶籍,卻偏偏無法聽懂上海的各種俚語,也很難得到老上海們的認同。

偏偏人類有一種獨佔性情結(possessiveness),不允許其他族群用不地道的方式去使用自己的語言。結果很多外來媳婦哪怕是願意去學上海話了,但是偏偏講的「洋涇浜」,也會遭受上海家庭的反感。

2017年上海本地節目《一呼百應》里就有一期節目說了一出因為上海話而產生的鬧劇。丈夫叫做小沈,妻子經常在家裡說「行不行」讓他很窩火。因為上海話里沒有「行不行」,只有「來賽不來賽」,「行不行」讓小沈極為不爽,甚至懷疑妻子外面有人,揚言離婚把她趕回了娘家。這種基於語言的隔閡,在老一輩人里更為明顯,畢竟他們並不是從小就學普通話的。

語言區把人們從文化上做出了分類,而戶籍則切切實實綁定了不同地區人民的實際利益。一線城市高難度的入籍,又本地的一紙戶籍成了區別「你我」的重要標籤。比如閘北區的江北移民可以操著「一口蘇」的上海話,也可以很窮——但是憑藉上海戶籍,他就可以有他的驕傲。

  • 2015年09月11日,上海,閘北靜安交界地區 / 視覺中國

當代戶籍除了用來區分自己人和「外地佬」以外,往往還伴隨著各種資源的分配,這其中涉及到了很多東西,例如社會保障、就業、子女上學等。

以拿捏住了人們成家資本的公積金為例,外省市人員在公積金方面的劣勢讓他們在婚房問題上處處受制於人。2013年,《羊城晚報》上報道了一則新聞:來自杭州的外來媳婦因為沒有房子,不得不接受和婆婆一起住的現實,偏偏婆婆希望兒子找個本地人。於是各種刁難接踵而至,哪怕是懷孕了,媳婦也不得不堅持做家務——這一切直到女方家人出錢在廣州買下了一套房子讓女兒女婿搬進去,才算是解決了矛盾。

但一線城市的本地戶籍常年處於人口生長停滯、甚至是負增長的狀態,這進一步加劇了戶籍帶來的矛盾。以上海市為例,上海社科院副所長周海旺透露了一組數據,2014年上海戶籍的出生人口數是12.41萬,2015年是10.38萬。

戶籍雖然沒有語言重要,但是卻綁定著人們的種種福利。「外地人就是沖著你的戶口來的」之類的話,是不少北上廣深老一輩土著們真切的擔憂。

  • 2016年7月3日,上海,當日周末,位於黃浦區人民廣場內的相親角內,聚集了大量為兒女尋覓「另一半」的家長 / 視覺中國

除了戶籍和家庭背景這些現實因素上的考慮,很多不讓兒女嫁娶異地戀人的家長,也是帶有私心的,希望兒女能找個本地人安安心心地陪在自己身邊。

而隨著房價的上揚,父母的話語權在婚姻中越來越起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你的另一半來自哪裡,很多時候還真不是你說了算。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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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rkins. J. A, [1986],<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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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淑芳,2006,《周代戶籍制度簡論》,陝西師範大學

[8]張先清,2003,《官府、宗族與天主教 ——明清時期閩東福安的鄉村教會發展》,廈門大學

[9]周皓,李丁,2009,《我國不同省份通婚圈概況及其歷史變化——將人口學引入通婚圈的研究》,開放時代

[10]林雙鳳,2009,《蒲公英式生長的宗族模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

[11]錢婷婷,2017,《中國人口流動頻繁,多數人依然不願和外地人結婚》,網易數讀

[12] 梁海艷,2014,《城市青年通婚圈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於中國青年狀況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人口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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