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端上的恐怖——戰略轟炸機百年史話

（原文最早於2014年10月發佈於遊民專欄）

　　1914年1月26日，在聖彼得堡，年輕的設計師西科斯基從庫爾普斯諾伊機場（Kurpusnoi）的板房中探出頭來，不遠的前方，代號「伊里亞?穆羅梅茨」的飛機正被工作人員七手八腳地推出倉庫。陽光照在它頎長的機身上，也照著灰色的機翼和尾舵，讓它看上去像一頭被晒乾的鯨魚。在審視了這個作品之後，西科斯基宣布可以試飛，「穆羅梅茨」滑向跑道，就這樣，在這個晴朗的冬季中午，戰略轟炸機開始了長達100年的傳奇故事。

一、伸長的手臂

　　儘管「伊里亞?穆羅梅茨」完成於1914年，但建造戰略轟炸機的設想仍可以向前追溯，那時的人類剛學會了飛行，便迫不及待將這一技術運用於戰爭中。而在其帶來的眾多影響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模糊了「前線」的概念。這對變革中的各國軍隊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就這樣，安全的後方開始不復存在，它隨時暴露在空襲的危險下；同時，敵軍的城市、工業設施和交通樞紐也不再遙不可及，假如能擁有一批大載彈量和大續航力的飛機，便可以給這些目標以致命破壞。而「伊里亞?穆羅梅茨」的誕生，則將這種設想率先化作了現實。

「伊里亞·穆羅梅茨」試飛時的照片的和反映該機在東線作戰的藝術畫，它裝備了四具148馬力的引擎，最大時速為110千米，載彈量0.5噸，得益於出色的自衛火力，一戰期間只有一架被擊落。

　　由於俄國工業基礎落後，偉大的「伊里亞?穆羅梅茨」只生產了不到100架，它製造的不幸就像帶給敵人的恐慌一樣多：1915年，一架「穆羅梅茨」迫降在德軍陣地上，這次事件立刻充當了戰爭中一個不幸的轉折。其殘骸立刻被運往柏林進行研究，1917年，德國人宣布開發出了自己的戰略轟炸機，而對福克斯通的空襲，則揭開了這些作戰行動的序幕。

　　福克斯通是英國醫學家威廉?哈維的故鄉，坐落在多佛爾的白色峭壁之下，擁有美麗的花園和精緻的街道。但1917年5月25日，這個陽光明媚、溫暖的星期五，它的命運在隱秘中開始變化：一堵雲牆橫亘在內陸和格雷夫森德之間，遮蔽了英國的首都——倫敦。就像是亞馬遜的蝴蝶能引起墨西哥灣的風暴一樣，一座城市的悲劇正在發生。

　　在100多公里外，恩斯特?勃蘭登堡上尉（Ernst Brandenburg）的飛行隊正翱翔在英格蘭的天空下，21部巨大的機身隨著氣流顛簸不停，42部梅賽德斯發動機痙攣地發出刺耳的低吼，雖然前方的倫敦籠罩在雲朵中，但周圍的視線並非模糊不清。「一座位於海邊的城鎮！」勃蘭登堡上尉後來這樣寫道：「它街道上的人群如同和平時期，是理想的目標，即使我們無法空襲倫敦，在那裡也會得到一個良好的開始。」

　　這座城鎮就是福克斯通，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格爾尼卡。6噸炸彈毫無防備地降臨到商店和街道上，並造成了慘重的人員損失。一份當時的報告寫道：「等待購物的主婦們在菜場外尖叫，粉碎的玻璃彷彿給街道鋪上了一層冰凌，一個酒店老闆注意到他的顧客們頭被削掉了，火焰從毀壞的窗戶噴涌而出。」而製造這一幕的戰略轟炸機是哥達G.IV，它有兩個引擎、兩副機翼，載彈量僅400公斤，簡陋的外觀看上去甚至有些可笑。但對從未體驗過現代戰爭的當地平民來說，這種武器看上去卻是如此攝人心魄。一位牧師夾雜在人群中跑到了街上，他注視著那些飛機，發現它們明亮而龐大：「它們從太陽的光環中飛出，幾乎來到了我們的頭頂。然後是四架或五架，呈一條線，或其它隊形，都像是閃耀著銀光的昆蟲……」只是結果就沒有那麼迷人了：95人死亡，195人受傷，整個城鎮中心化為廢墟。

1917年的一次行動前，兩名地勤人員正在為勃蘭登堡上尉（右）的哥達G.IV轟炸機裝彈。

1917年，遭受轟炸後的福克斯通。

　　對福克斯通的襲擊遭到了譴責，但德國人卻為這種行為找到了根據。因為在《戰爭論》中，他們的軍事家克勞塞維茨寫道，軍事上的勝利有時必須通過向敵國民眾散布威脅獲得。對德國人而言，戰略轟炸就是手段，摧毀「英國民眾的士氣」是目標，最終是為了締造一個「體面的和平」，正如一名被俘的德國飛行員後來辯解的那樣：「你不要認為我蓄意殺害婦女和兒童，我們有更高的軍事目標，你看德國陸軍和海軍中有誰像謀殺婦女和兒童的罪犯嗎？我保證，這種事情只是偶然發生。」

1917年，一名在出發前調試武器的哥達G.IV轟炸機機槍手，為應對高空的寒風，所有機組成員在飛行期間都穿著厚重的飛行服。這種折磨直到二戰前夕、封閉式座艙發明後才宣告結束。

　　但福克斯通的空襲顯然不可能一種偶然，即使它真的是，這種「偶然」也逐漸變成了一種例行公事，到1917年，對英國的轟炸從十幾起上升到幾十起，每一次都伴隨著高昂的人員和財產損失。與此同時，由於齊柏林飛艇昂貴且易受攻擊，在戰爭的最後幾年，空襲英國的任務最終被交給了戰略轟炸機。整個一戰期間，德國生產了大約410架哥達G.IV及改進型G.V，而每次出擊的規模大約是這一數字的5%：首先，天氣的不確定因素始終存在，另外轟炸機還受到了備件及燃料品質惡化的影響。在轟炸福克斯通19天後，勃蘭登堡上尉只帶領14架轟炸機飛臨倫敦，這次他們投下了大約4.5噸炸彈，但炸死了超過160人，在其中，一枚穿過波普拉爾區（Poplar）幼兒園的天花板鑽進地下室，16名幼兒因此粉身碎骨。但真正驚人的或許還是高層的冷漠，倫敦幾乎不設防，而英國國防部長德比勛爵（Derby）卻向上議院表示，進行民防工作根本沒有意義，因為轟炸對軍隊幾乎沒有損失。

　　1917年，哥達轟炸機在英國如入無人之境，它們從比利時起飛，以每月2到3次的密度展開轟炸，造成835人死亡，1972人受傷，並最終迫使英國上院認真考慮建設自己的防空體系。但德國飛行員此時已變得極端狡猾和老練。當目標太遙遠時，他們用副油箱來增加航程；當夜幕降臨後，他們用星光和月光導向；他們不斷改善武器，用燃燒彈替代了高爆彈，因為他們發現火焰蔓延能製造比爆炸更大的破壞。他們還製造出了那個年代的弗蘭肯斯坦，即代號「巨人」的空中怪獸。

　　和哥達轟炸機不同，「巨人」由不同的工廠設計完成，外觀、參數和性能也不盡相似，其中最著名的齊柏林-施塔肯R.VI（Zeppelin-Staaken R.VI）是一頭真正的惡魔，其翼展突破了42米，在20多年後美國的B-29出現前，這一數字幾乎是無以匹敵的。由於控制駕駛桿需要保持至少20公斤的拉力，它只能由最強壯的飛行員操縱，需要2小時才能爬升到2500米，航程則可以在海峽上空往返4個來回，載彈量是哥達轟炸機的5倍。1918年2月16日，一架「巨人」在倫敦投下了最大的一顆炸彈，重達0.9噸。只是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德國皇帝對和平談判抱有希望，它們才放棄了進行更大規模轟炸的嘗試。

廠房中的「巨人」轟炸機。

部分設計人員在齊柏林-施塔肯R.VI前合影，這種轟炸機裝備5具引擎，總共生產了17架，是一戰中最大的轟炸機之一。由於龐大的體型易受攻擊，它們通常在轟炸任務中位於編隊的正中。

　　從純軍事角度來講，德國人威懾的目的確實達到了，但力挽狂瀾的目標卻完全落空——從1918年6月起，英軍開始以同樣的手段報復德國的城市，在參戰飛機中，尤其以綽號「血腥災難」的漢德利-佩季O/400（Handley Page O/400）和「巨人」的英國版、長達19.5米的漢德利-佩季V/1500（Handley Page V/1500）最引人矚目。在科隆，許多房屋在8月的轟炸中被毀。「我哀傷地坐門口，看著人們喊叫和奔跑，」一位14歲的德國男孩後來寫道：「從河上飄來的霧氣、建築崩塌的塵埃和刺鼻的硝煙相互糾纏在一起，不斷擴散，最終籠罩了這座遠近聞名的藝術城市。」

儘管只在一戰中短暫登場，漢德利-佩季V/1500卻在戰後表現活躍，照片中，一架該型飛機正在印度西北部的機場上，準備支援阿富汗地區的作戰。

　　無論戰略轟炸機給人們怎樣的記憶，在一戰中，它只是客串登場，沒有人承認它的作用，道格拉斯?黑格元帥（Douglas Haig）更輕蔑地寫道：「在未來的戰爭中，飛機和坦克只是人與馬的陪襯。」這種冷漠也反映了軍事界的微妙氛圍，它和中世紀末期的宗教改革有著眾多相似：一邊是老邁昏聵的高級將領們，他們墨守成規，頑固不化，就像當年的紅衣主教；而另一邊是狂熱的先知們，他們在傳教時用了歇斯底里的方式。在戰略轟炸機的鼓吹者中，最激進的莫過於義大利人杜黑（Giulio Douhet），這位將軍絲毫不掩飾他的冷血，在《制空權》一書中，他甚至認為轟炸是不需要準確度的——當雨點般的燃燒彈和毒氣彈毀滅了敵人的城市時，勝利便會成為一種水到渠成的事。

　　一經問世，杜黑的觀點立刻遭到了同僚們的批判，他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並在1930年死於心臟病突發，而另一位戰略轟炸機的鼓吹者、美國的威廉?米歇爾（William Mitchell）則被迫從軍隊退伍。畢竟，在那個年代，沒有人喜愛戰略轟炸機：在德國，它是一條禁語；在美國，它是一種邪說；在法國，它是一個侈談；在英國，它等於對全人類的憎恨，因為公眾只看到了它帶來的不幸。只有在遙遠的社會主義蘇聯——它地理意義上的故鄉，它才找到了興旺發達的土壤，因為在1941年遭到納粹入侵之前，紅色軍隊一直試圖對資本主義世界發動先發制人的進攻。

二、斯大林的空中要塞

　　1930年代，蘇聯紅軍完善了著名的「大縱深」戰略，作為該理論的一部分，以戰略轟炸機為核心的空軍編隊將在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正是因此，在空軍建設的問題上，蘇聯一直堅持著一條獨特的路線，即使在經濟凋敝的1920年代，他們仍從法國購買了一批「歌利亞」（Goliath）轟炸機。儘管這些飛行器故障百出且沉重笨拙，但還是令年輕的工程師和飛行員獲益頗豐。隨著1920年代末，經濟逐漸恢復，斯大林的野心開始膨脹，真正的擴軍高潮很快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迅速到來了。

飛翔在西伯利亞上空的「蘇維埃土地」號，它是蘇聯航空工業復興的象徵，率先採用了波紋鋁板作為機身結構材料，在美國曾引起了轟動。

　　1929年，蘇聯的第一架大型試驗機——「蘇維埃土地」號經西伯利亞抵達紐約。對這次飛行壯舉，《紐約時報》的評論是：「僅看一眼這個航空奇蹟，或是在登機本上留下名字就足以令人痴狂。」在設計者安德列?圖波列夫眼中，這是一個富有浪漫色彩的場面：年輕人找到了事業的成長點，作為交換，社會主義祖國則獲得了昔日的榮耀。只是隨著時過境遷，這位致力於航空報國的工程師突然發現，所有「鑄劍為犁」的夢想還是不得不屈服於「一切為了軍隊」口號。

TB-3是一種令人終生難忘的轟炸機，這不僅是因為其擁有4具引擎或是可以搭載2噸炸彈，也是因為曾被賦予了眾多難以置信的任務：照片中的TB-3拆除了彈艙，並在翼下懸掛了兩架小型戰鬥轟炸機，以擴展後者的航程。

　　一年後，「蘇維埃土地」號的技術特點就被全部移植到TB-3身上，而TB-3又在歷史上留下了許多記錄。作為第一種單翼四引擎戰略轟炸機，TB-3擁有能覆蓋大半個歐洲的航程，能攜帶兩噸炸彈，如晴天霹靂般在西方國家引起了震動。儘管以後來的觀點看，TB-3稱不上可靠，它緩慢、笨拙、生存性差，在初次亮相的閱兵式上，工程師們不得不搖動水泵以給發動機散熱器供水。但斯大林的雄心壓倒了一切，這種轟炸機最終投入生產，並製造了上千架，而TB-3又只是一個開始。

TB-6的模型圖和三視圖，這才是斯大林真正希望看到的「超重型轟炸機」，每架TB-6擁有12具引擎，機槍手不得不搭乘小型軌道車才能從機首迅速抵達戰位，它們的情況將在下一頁提到。

　　1935年的一份命令中，斯大林要求在1937年底之前再生產288架真正的「重型轟炸機」（TB-3隻是「中型轟炸機」）以及96架超重型轟炸機，到1938年5月這一數字應當再翻一倍——假如它們得以完成，蘇聯將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空中艦隊，這將宣告對天空的征服。

　　在領袖意志的鞭策下，工程師們不斷拿出方案：來自烏克蘭的工程師康斯坦丁?加里寧在1933年完成了超級飛行器K-7的製造，而圖波列夫則致力於以TB-3為基礎進行改良。在後者的成果中，首先是巨大的TB-4和「馬克西姆?高爾基」號，隨後裝備12部發動機的TB-6也開始研製，這些轟炸機都是不折不扣的空中戰艦，其中TB-6的載彈量將突破24噸，翼展達到95米，需要300名地勤人員維護，假如得以完成，一架飛機的停機坪將恰好與一個足球場的面積相等。

「高爾基」號完工後和建造期間的照片，它很好地迎合了斯大林的審美標準。該機有8具引擎，能容納上百人同時登機，還安裝了交流電系統、印刷機和名為「天空之聲」的廣播裝置，其飛過之處，傳單和廣播會同時飄向歡呼的群眾。在1930年代，它是蘇聯國家形象的名片，直到1935年5月的飛行事故終結了這個故事。

　　出於掩人耳目的考慮，TB-4、「高爾基」和K-7最初都以「宣傳飛機」的名義立項，但同時都保存著轉作軍事用途的能力，其觀景平台可以改裝為投彈平台，客艙是彈艙的位置，自衛機槍安裝在預設的炮位上，如此種種，這讓所謂的「和平任務」看上去幼稚可笑，不僅如此，這些巨獸又是在饑荒的年份建造的，這就賦予了它們更多的荒誕和諷刺。

加里寧K-7的照片和三視圖，該機原本安裝6部引擎，但由於機身過大，設計師不得不在後部又增加了一具引擎以保證動力，但其吹出的氣流導致尾翼劇烈震動，令該機在1933年11月的試飛中墜毀。另外，K-7的本體實際是巨大的機翼，燃料、彈艙和引擎均布置於此，如果作為轟炸機，K-7可攜帶9.6噸炸彈、8挺機槍和8門20毫米炮，如果作為客機，則可搭載128名乘客。

　　龐大帶來了讚美，也遮蓋了隱患，這些問題在設計階段便暴露出來，而根源在於蘇聯航空工業的經驗匱乏：它們的發動機雖是當時最強勁的動力裝置，但仍無法推動其笨重的身軀，並最終令整個設計陷入「增加引擎」和「擴大尺寸」的惡性循環。這也是TB-4在試飛後便被封存的原因。同時，K-7和「高爾基」號則分別在1933年11月和1935年5月墜毀。後續型號因此被取消，許多技術人員被判有罪，最終在勞改營度過了餘生。

三、歐洲上空的死神

　　但在西方的軍事家眼中，這些紅色巨人仍舊威力巨大。1934年9月24日，當「馬克西姆?高爾基」號試飛的消息傳到美國時，美國陸軍裝備部門的普拉特將軍差點打翻了桌子。在他的催促下，名為《軍用遠程飛機》的文件誕生了，要求大力研發大載彈量、大航程的戰略轟炸機，它將成為美軍航空發展的指導綱要。當時，有許多人認為這種嘗試純粹是一種賭博，但有人熱愛賭博，他們在宣傳時用了一條簡潔明了的口號，「轟炸機總會通過封鎖！」而這條口號將伴隨他們改變歷史。

　　將時光回溯到20年前，也就是1914年，當西科斯基對「伊利亞?穆羅梅茨」的未來躊躇滿志時，另一位偉大的設計師剛剛開始對飛行的熱愛。當時，一位農民的兒子從集會的人群中站出來，開始了第一次天空之旅。接著，這個人便被飛機迷住了，並在1916年製造出了試驗性的作品——這是個良好的開端，很多志同道合的人開始聚在他的麾下。這個年輕人就是波音公司的創始人威廉?波音，他和他的團隊將製造更大、更快、更強的飛行器視為一種責任。

在美國上空翱翔的YB-17，它是B-17「飛行堡壘」的前身，在開發初期，波音的設計團隊不得不與技術瓶頸、官僚主義和經濟危機同時展開鬥爭，是威廉·波音本人的鼓勵最終促成了一代名機的誕生。

　　甚至當項目還沒有得到批准的時候，波音就獨自進行著戰略轟炸機的開發，儘管1934年的一起訴訟讓他放棄了全部股份，但下屬們始終相信他並尊重他的決定。他們的成果之一是波音299型，它配備了四台大功率發動機，極為堅固和靈活。在隨後的幾年裡，技術人員不斷對其進行改進，最後陸軍航空隊決定小範圍裝備這種飛機，並賦予了其YB-17的編號。在1938年5月的一次演習中，三架YB-17模擬攔截了距海岸線1126公里的義大利客輪「國王」號（Rex），表明只要指揮得當，戰略轟炸機完全有能力奔襲上千公里對一個特定的目標進行準確打擊——YB-17因此青史留名，後來成了B-17「空中堡壘」的前身。

兩架與「國王」號並排飛行的YB-17，照片攝於第三架飛機之上，這次行動不僅證明了戰略轟炸機的價值，也給了「國王」號的所有者——義大利法西斯政權一個輕蔑的諷刺。

　　到1940年夏，舉世聞名的B-17已交付了近百架，只是對那些有識之士來說，它們還是來得太少也太遲。1939年9月，世界大戰爆發，空戰很快從歐洲越過海峽，倫敦在1940年秋天遭遇轟炸，上千人死亡，而B-17數量有限，只能在大洋彼岸袖手旁觀。一名老婦對《紐約時報》記者憤怒地揮舞著拳頭說道：「請給我們戰略轟炸機！」而丘吉爾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當我反覆思考我們如何才能贏得戰爭時，我只看到了一條明確的途徑……那就是用重型轟炸機對納粹本土進行徹底的破壞和滅絕。」

飛翔在高空的「蘭開斯特」轟炸機編隊，該機由「曼徹斯特」轟炸機衍生而來，在英國人心中的地位與美國人心中的B-17等同。

　　1942年，報仇的時刻終於降臨了。美軍第8航空隊的B-17和英國自行研製的「哈利法克斯」和「蘭開斯特」相繼投入作戰，這標誌著歐洲空戰的第一個轉折點。這些飛機裝備精良、結構堅固，數十架一組排成整齊隊形，在後方噴出明亮的蒸汽光帶，看上去如同天空在燃燒。1943年7月28日，它們在漢堡製造出造成45000人喪生的「火焰風暴」，而令德國人羞愧難當的是，他們對這些飛機竟然無可奈何，在威廉港上空的一次交鋒中，他們只消滅了一架B-17，但自身有7架戰鬥機被擊落。

反映B-17遭遇攻擊的油畫。由於該機裝甲厚重，因此德國飛行員只能重點狙擊引擎、駕駛艙等幾個位置，此外還必須小心密集的機槍火力。

　　德國飛行員不得不使盡渾身解數來迎戰這些不速之客，他們發現「蘭開斯特」的腹部沒有足夠的自衛火力，便經常從下方接近，利用傾斜式機炮猛烈射擊；而另一些戰鬥機則以迎頭攻擊的方式沖向目標，如果能造成編隊混亂或分散，就順勢抓住機會各個擊破。在近三年的較量中，雙方的損失交錯上升，英國戰略轟炸機部隊二戰期間一共有45000名機組成員死亡，再加上受傷與被俘的人數，總數超過了55000人，相當於全部服役人數的45%，美軍的傷亡也大體與此相等，至於他們的對手則蒙受了更慘重的代價，到1945年，飛行時間超過300小時的德國飛行員基本絕跡，許多名噪一時的戰鬥機聯隊被徹底摧毀。

被完全摧毀的德累斯頓市區，1945年秋季從市政廳的尖塔頂部拍攝。

　　也正是因此，當1945年2月13日，皇家空軍的1400架戰略轟炸機湧向德累斯頓時，幾乎沒有遭遇有組織的抵抗，它們投下了65萬顆燃燒彈，引燃的大火在300公里外都可以看到，第二天中午剛過，1350架美軍轟炸機又用高爆炸彈攻擊了鐵路編組場，由於雲層和煙塵的影響，這些飛機最終轟炸了一個比原計劃大得多的地區，導致德累斯頓60%的市區毀壞，有3萬具屍體被陸續從殘垣斷壁下抬出——戰略轟炸達到了殘忍的頂點。

四、「殺日本人啊，殺日本人」

　　1945年5月，歐洲戰事結束，戰略轟炸機為勝利實現了錦上添花；而在太平洋戰場上，它們則作為一種偉大的武器投入到漩渦中央，並以堅忍和犧牲改變了戰爭的進程：當日軍襲擊珍珠港時，第一批遭遇攻擊的是B-17，它們被摧毀在了貝羅斯機場的盡頭；在菲律賓，在所有人都絕望的時刻，又是B-17奮不顧身沖向了日軍的艦艇隊伍；當1942年底反擊的號角吹響時，它們在南太平洋沸騰的雲海中上下翻飛，掃蕩日軍的機場和艦船。隨著時光流逝，那些浴血奮戰的機組人員發現，任務的危險性正與日俱增。

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被摧毀在機場盡頭的B-17，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美軍雷達警戒哨之所以對日軍攻擊反應遲緩，就是因為它們把日本機群當成了訓練返航的B-17。

　　在太平洋戰場上，日本人毫不掩飾對國際法的蔑視：他們攻擊受保護的醫院船，掃射跳傘的飛行員，即使後者能僥倖活下來，被俘也意味著以一種更悲慘的方式死去——其中最可怕的莫過於肢解，而受傷者則通常就地活埋，當這些消息傳回國內時，每一個善良的公民都被激怒了，他們要求對敵人進行最嚴厲的報復。

在完成了至少20次任務後，一架綽號「Thumper」B-29回到了波音工廠，號召員工積極購買戰爭債券。

　　「殺日本人啊，殺日本人，你在後方努力工作，就是幫前線多殺日本人。」這條口號激勵著波音公司生產線上的員工，這些偉大的男男女女最終完成了一項創紀元的傑作——「超級空中堡壘」B-29。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款洲際轟炸機，它在問世時呈現出的不僅僅是龐大，而是一種壓迫性的威懾和簡單直白的暴力美學，它43米寬、20米長，機身相當於兩層樓高，需要在地面滑行2400多米才能起飛，四台巨大的1600馬力懷特18缸星型發動機驅動了它，使它在高空達到560千米的時速。首批竣工的B-29被送往了遙遠的中國四川，任務是摧毀偽滿洲國和日本南部的工業目標。由於交通不便，飛機的補給只能通過空運抵達，每運輸一升的汽油都要消耗掉12升同樣的燃料，但是，沒有一個美國人反對這種做法，作為後來對日戰略轟炸的組織者，柯蒂斯?李梅上校寫道：「儘管這些行動建立在完全荒謬的後勤學基礎之上，但我們還是像一群狼嚎叫著那樣要對日本本土發動進攻。」

反映B-29轟炸日本南部九州地區的油畫，在1944年，曾有超過100架B-29被部署在中國，為修建基地，當地政府曾動員了29縣的32萬民工。

　　李梅戰後說：「殺日本人並沒有使我感到不安。使我不安的是戰爭還沒有結束。我不在乎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我們的行動中被殺，因為只要日本人活著，他們就會戰鬥。」他的話不是危言聳聽，在塞班島，30000名守軍幾乎全部陣亡，他們令美軍付出了14000人的代價；而在硫磺島，美軍投入了60000人，傷亡超過了50%。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這種精神有多麼可怕，我們可以從1943年一具日軍屍體的口袋中找到答案，上面寫著這樣的遺言：「我將在濃霧中帶著微笑離去，我只期待死期的降臨。」

　　這種精神讓他們負隅頑抗，盟軍的損失節節攀升，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此時投入B-29便成了一種理想的選擇——這首先將給支持戰爭的日本民眾以教訓，不僅如此，日本的軍事工業又是相對分散的，因此採取無差別轟炸成了一種必需。

1944年，一個部署在關島的B-29轟炸機分隊準備啟程空襲日本。

　　為證明這種觀點，柯蒂斯?李梅雄辯地寫道：「我們將會發現，在每個毀壞的民宅內都豎立著一台鑽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參與進來，為製造飛機或其他軍需物資而工作。我們知道，當轟炸一座城市時，大量的婦女和兒童將被殺死，然而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同時，他準備投放燃燒彈——因此如果時機適當，火焰將會摧毀大量的民房。對此，上級言簡意賅地作出回應：「用B-29放手干吧，不過要取得戰果。」

　　從1944年11月開始，B-29不斷光臨日本，在持續四個月後，進攻的高潮終於在早春的一天來臨了。3月10日午夜剛過，300多架B-29抵達了東京，就在兩天前，李梅曾幽默地告訴機組人員：「你們將要投下日本人前所未見的煙花。」多數人只是把它當成一個玩笑，但燃燒彈落地的剎那，所有人都被自己製造的破壞震驚了。

幾乎被夷為平地的東京，攝於1945年戰爭結束後。

　　隅田川的東岸是東京的下町區，那裡是75萬名工人、手工業者和小商店主的家。在凌晨1點，B-29開始從低空突入這片地區，所有飛機攜帶了50萬顆小型燃燒彈，它們每40顆一束盛放在筒狀容器中，每15米投下一個。一位親歷者對當時的場面寫道：「當它們落下時，從圓柱形彈體散落出的火球沿屋頂滾動，將所濺之處點著，一路席捲過這座木房密集的城市，將黑夜照得如同白晝。」失控的火勢吸收了地面的全部氧氣並形成火焰風暴，其前鋒所到之處，房屋幾乎在瞬間消失。有的人潛入水中以躲避這一切，但這是無濟於事的：水沸騰起來了，這些人就在自家門前的河裡被活活煮死。

　　在這個月光明亮的晚上，東京至少有10萬名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亡，另有10倍於此的人受傷，100萬人無家可歸。在隨後的幾天里，B-29又相繼轟炸了名古屋、大阪和神戶，燒盡了日本四座最大城市的中心地區，殺死了至少20萬人。藉助這種方法，這讓李梅開始相信，也許未來無需坦克和艦艇，只要轟炸機出動就可以結束整個太平洋戰爭。

1945年8月6日飛往廣島前，「伊諾拉·蓋伊」號（Enola Gay）的機長蒂貝茨上校在向記者招手，這個怪異的名字來自他的母親——伊諾拉·蓋伊·蒂貝茨，而不是說機組成員在性取向上比較特殊。

　　但夢想與現實是有距離的，就在李梅四下出擊的時候，日本人仍然負隅頑抗。李梅還需要一種武器，一種足夠改變歷史的武器，而1945年7月試爆成功的原子彈將滿足這種需要。7月26日，它搭乘一艘巡洋艦抵達了提尼安島並開始組裝，8月6日凌晨2點，搭載原子彈的B-29轟炸機從當地起飛，目標直指本州西南部的廣島地區。作為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廣島由封建領主毛利輝元建立在沿海平原上，是一個繁忙的商業中心，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它的地位，讓它逐步成為一座軍事化的城市。「時間還早，清晨依舊溫暖而美好。」一位醫生這樣寫道，不知道審判的鐘聲已經敲響，許多市民也抱有天真的幻想，甚至當投放原子彈的飛機抵達時，他們仍然好奇地望向天空。

核爆後的廣島街頭，攝於1945年9月。

　　B-29的彈艙打開了，代號「小男孩」的原子彈開始下落，迸發出相當於數萬噸TNT的能量，在剎那間，鳥在半空中被點燃了，蚊子、蒼蠅、松鼠和家養寵物因身體爆裂而死，數以萬計的人當場死亡，在倖存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中，爆炸的火球如同隕落的太陽般發出閃光，映亮了這座古老城市的最後輪廓。

如今，執行廣島原子彈轟炸任務的「伊諾拉·蓋伊」號被保存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

　　一位親歷者回憶道：「亮紅色的火焰還在市中心燒著，像是燃燒的火炭……40來具粉紅色屍體四散在100來米的地方，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一個年輕的母親臉朝下撲倒，她的嬰孩蜷伏在她胸前，看上去更像是一堆蠟像而不是人，整個城市瀰漫著令人作嘔的惡臭。一個姑娘，看來是被動員到工廠做工的學生，向市中心走去，一路痛哭失聲。」

五、核大棒上的尖刺

　　通過這種殘忍的方式，戰爭進入了落幕前的倒數階段。B-29的駕駛員范基爾克後來回憶說：「感謝上帝，我不會再被擊中了。」這也是成千上萬的陸軍和海軍官兵的想法。和平的確到來了，然而歡慶的人們無不發現，他們所處的環境並不比以前更為安全。冷戰降臨在歐洲，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頻頻出現在熱點地區，美國和蘇聯為研發新型戰略轟炸機傾注了驚人的人力物力，因為在彈道導彈技術成熟之前，它們仍是直接打擊敵國領土的唯一方式。

B-29與B-36的對比，可以看到，在後者面前，二戰最大的戰略轟炸機簡直如同一個侏儒。

　　在戰後開發的戰略轟炸機中，最強大的莫過於美國康維爾公司研製的B-36「和平使者」，康維爾的公關部門後來曾藉助一篇文章來宣傳他們的產品，比如該機最大起飛重量高達186噸，是B-29的三倍；其10台發動機能產生44000馬力的功率，相當於400輛軍用卡車；飛機裝載的燃油足夠一個內燃機車頭繞地球行駛10圈；高空除冰系統能為一個擁有 600間客房的飯店提供足夠的暖氣，如此等等。到1955年後，略顯老舊的B-36開始被B-52「同溫層堡壘」取代，這種飛機總共生產了744架，擁有在空中發射巡航導彈的能力，幾乎參與了從越南戰爭到2003年伊拉克戰爭在內的所有軍事行動，在冷戰時期時刻有30架在空中巡航，全天候地保持著對蘇聯進行核打擊的能力。到1980年代後，B-52的部分任務又被新研製的B-1B「槍騎兵」超音速戰略轟炸機和B-2「幽靈」隱身戰略轟炸機接過，它們反映了冷戰後期最先進的技術。與此同時，在鐵幕另一端，蘇聯則開發出諸如圖-95「熊」、圖-16「獾」、圖-22B「逆火」和圖-160「海盜旗」等產品，其中圖-160大致與B-1B「槍騎兵」旗鼓相當，而圖-16則是國產轟-6轟炸機的原型。

與B-2比翼齊飛的B-52（左），兩者均參加了近些年來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戰行動。

　　正如歷史上許多值得銘記的武器一樣，戰略轟炸機的誕生是由於科技的進步，它的衰落也是：是軍事技術的最新變革，讓它們的地位不再舉足輕重。畢竟，彈道導彈可以穿過大氣層進行核打擊，而戰略轟炸機卻必須考慮突破敵方防空系統的問題；另外，高昂的研發成本也令許多政府難以承擔，以美國B-1B轟炸機為例，它們生產了不足100架，但研發時間長達10多年，耗資368億美元；隱身轟炸機B-2隻生產了21架，開發耗時13年，總耗資則突破400多億美元。總之，當優點變得不再符合戰略訴求，而缺點又越發明顯的時候，退出舞台也就成了戰略轟炸機不可避免的結局。

　　如今，一個國家是否需要戰略轟炸機必須回答三個問題：一是軍事上是否需要；二是經濟能力是否可以支持；三是技術水平能否達到。而這三點又僅僅構成了項目啟動的基礎，因為一些附屬情況也必須考慮，比如周邊國家的反應如何？國際政治平衡是否會被打破？有沒有配套的武器系統使其發揮出最大的戰鬥力？如此等等。這也是為什麼目前致力於開發下一代戰略轟炸機的只有美俄兩國。

美軍下一代戰略轟炸機的想像圖，由於近些年無人機技術的發展，該項目能否「修正正果」仍然不得而知。

　　當然，在特定的時期，這些空中巨獸在國際舞台上仍有著特殊的作用，它是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證明，也是一種有效的威懾手段。當奧巴馬政府宣布重返亞太之時，最重要的行動就是將B-2轟炸機的基地從本土遷移至關島；而美俄兩國關係出現緊張時，圖-95「熊」式遠程轟炸機就會出現在美軍的防空識別圈中，似乎是在顯示俄羅斯仍是一個值得敬畏的對手。總之，它們仍然存在，並且始終在行動，而僅這一點就足以提醒人們，只要世界存在著對抗，從天而降的毀滅就隨時有可能發生。

作者：最後的防線

傳送門：遊民講武堂：雲端上的恐怖 戰略轟炸機百年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