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思想家與歐洲·1】俄羅斯與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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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之於俄羅斯，正如印度教之於印度，伊斯蘭教之於伊朗，是其文明核心中最重要的靈魂部分。於伊朗的伊斯蘭教關注全體伊斯蘭世界，印度教關注個人世代的輪迴所不同。俄羅斯的正教有著特別濃厚的彌賽亞情節，這種情節似乎可以理解為對歐洲甚至是全人類社會的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這正是貫穿整個東斯拉夫文明史的精神實質。

彌賽亞是受膏者的音譯，而俄羅斯是上帝的受膏者，是命中注定要接受上帝的香油灌頂的。和德國法國的天主教世界以及英國和新世界的聖公會清教世界不同的是，拜占庭的基因尤其特別的給予了俄國人以精神上的影響。而斯拉夫人的性格特質和歷史發展軌跡又對這種影響進行了加強。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近現代俄羅斯和他們文明上的近親希臘的對比。儘管共同信奉東正教，然而地中海的希臘人更加關注當下的生活，也顯然對自己在世界上所應當承擔的使命不感興趣。希臘更願意及時行樂，以製造赤字來坑害歐盟中的其他更加強壯的部分。俄羅斯人顯然對於這種活法沒什麼研究，他們更傾向於承受更多的痛苦，甚至於有把自己的命運搞砸的傾向。我的少年時代迷戀蘇俄文學，其中經常會出現的承受了各種人世間苦難的酒鬼其苦難的來源正是他們自己的作死，換句話說，如果他們能夠忍住幾頓酒，就能省出錢來給將要夭折的小兒子治病或者讓自己的大女兒不至於淪為妓女，但是他們卻選擇抱著酒瓶子數落自己的懦弱。這就好像他們其實從內心深處特別期望讓自己的生活充滿痛苦一樣。

當然，斯拉夫人的生活總是艱難的，無論是頓河邊的哥薩克還是莫斯科的十三品文官，他們如果能曬夠足夠的太陽，大概也會像希臘人那樣活著。常年曬不到太陽的還有英格蘭人，不過他們更多表現出的是陰陽怪氣而不是憂鬱和痛苦。

俄羅斯人總是活在否定和自我否定之中，自責是文學和哲學的主旋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當然我並沒有讀完《罪與罰》，這種精神壓力對於一個當時的初中生來說似乎有點過於沉重。對於犯罪的原始內心恐懼，道德上的反覆自責和自我否認，這些東西在中國文化中並不那麼強烈。中國的文化中沒有一個主神，所有的神事實上都是某種程度的超人，因此很顯然的，道德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是相對的，絕對的道德觀也就是不存在的。這其實是一個很獨特的價值取向，只有在中國，信神和不信神的人都不信絕對價值和絕對道德，而在基督教世界，哪怕像羅素一樣的無神論者，也迴避對絕對價值和絕對道德的否定。（見羅素《上帝的存在——伯特蘭·羅素與耶穌會F.C.科普爾斯頓神甫的辯論》，在這次辯論中，神甫試圖通過舉證絕對道德標準的存在來推導絕對上帝的存在，而羅素則在這個問題上用顏色問題來打馬虎眼）。

說回到俄羅斯，彼得大帝的出現令俄羅斯從韃靼人那裡重新回到了歐洲，從那以後所有的俄羅斯知識分子都醉心於向西看。然而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後，斯拉夫主義者漸漸佔據了上風，即便是西方主義者，也開始從某種程度上否定西方的精神內核，他們開始認為西方人過分的追求利益使得其精神內核出了問題。這其實很奇怪，因為彼時的俄羅斯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上都遠遠落後於他們所批評的對象，經濟基礎的落後卻催生出了上層建築的反向憐憫和批判，這似乎只能用從誕生之日起就纏繞俄羅斯人的彌賽亞情節來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