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另一面】「衝破障礙的友誼」——二戰波蘭與日本的軍事情報合作

提到二戰前的波蘭與日本，今天很多朋友往往會給波蘭貼上一個親日反華的標籤。實際上，無論是波蘭在凡爾賽和會上支持日本攫取中國的青島，還是九一八事變後反對制裁日本，亦或是承認偽滿洲國，這些說法或是以訛傳訛，或是與事實頗有出入，實不足以完全採信。不過實事求是地說，在二戰爆發前直到戰爭結束前夕，波蘭與日本確實在軍事尤其是情報領域有著親密的合作，而這段史實卻往往鮮為人知。

日本方面與波蘭的聯繫與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日俄戰爭期間，不過正式的聯繫還是在一戰結束波蘭取得獨立之後。眾所周知，波蘭在密碼破譯方面有著很高的水平，盟軍在二戰中破譯德軍的「恩尼格瑪」密碼就有波蘭人的功勞。而早在20世紀20年代，日本陸軍就開始研究蘇聯方面的信號情報和密碼，但此時的日本在這方面水平很差。 曾經擔任過日本駐波蘭武官山脅正隆（後為大將）潛心研究蘇波戰爭中波軍方面的破譯工作，深知波軍情報機構的水準，因此他便向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伊丹松雄推薦向波蘭學習。1923年，在日本方面的邀請下，波蘭陸軍密碼專家揚·科瓦萊夫斯基上尉前往日本，開設密碼講習班。科瓦萊夫斯基可謂是波軍密碼破譯界定鼻祖，此君在蘇波戰爭期間曾擔任波蘭總參謀部無線電偵聽局局長，通宵多國語言，精通密碼破譯。他在兩個月的時間裡悉心教授密碼技術，這次授課令還十分落後的日本情報部門大開眼界。

科瓦萊夫斯基

科瓦萊夫斯不但教授日本學員學習俄文的解碼與解碼，並且還為他們設計了一套加密機械，而在講習班結束以後，科瓦萊夫斯基和日本軍方也討論了接下來讓日本軍官去波蘭進修的計劃，他也因此榮獲了日本軍方頒發的勛五等雙光旭日章。此後日軍和波軍的聯繫更加緊密，從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此後更是先後派了幾批軍官前往波蘭學習密碼技術，其中諸如百武晴吉（後官至中將，先後擔任陸軍參謀部情報處密碼科科長、通信訓練總監，並曾指揮日軍在瓜島作戰）、土橋勇逸（後官至少將，日本戰敗時擔任第38軍司令官）等人，在回國之都後成為了日本情報界的骨幹與培訓專家，負責對蘇聯、英國、中國等國的情報工作，特別是在對華方面，波蘭培養出來的日本特情班人員在濟南事變、皇姑屯事變、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乃至全面抗戰過程中，為破譯中國軍隊的密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百武晴吉

1934年，關東軍特種情報班開始著手破譯蘇軍的通訊密碼，該機構在偽滿洲國境內總共設立了8個監聽站，下轄1000餘人，專門用於對蘇監聽和破譯工作。1936年5月，關東軍特種情報部從波蘭總參謀部手中獲得了一套蘇聯紅軍密碼，代號「OKK5」，日軍以此為基礎，在當年7月就成功破譯了蘇聯紅軍的四位數字密碼和邊防軍的一套密碼，並在30年代末蘇日的邊境衝突中成功應用。1937年6月19日，蘇聯邊防軍登陸黑龍江上的干岔子島，引發了蘇日雙方的邊境危機。日軍破譯了蘇聯邊防軍、紅軍和空軍的密碼，並成功偵知蘇聯邊防軍的行動並未出自莫斯科方面的命令，且莫斯科方面並不希望擴大與日軍的衝突，而且日軍情報機關還通過破譯電報，得知蘇聯總參謀部並沒有向遠東空軍下達任何作戰命令。而此後從諾門坎到張鼓峰，日軍都曾經多次破獲蘇軍的機要通訊。因此，在1937年，波蘭駐日武官拉赫曼少校報告，日本對與波蘭的合作非常滿意，希望今後能夠在密碼工作方面深入合作。

1931年秋季，兩名日本官員造訪華沙，簽署了日本軍方與波蘭總參謀部展開合作的協議，此後兩國軍方的交流越發緊密，除了日本曾經向波蘭購買過一些軍用裝備和工業設備，包括P.7戰鬥機的許可證，30年代中期，歐洲大陸上更是風傳日本、波蘭與德國將會聯手兩線夾擊蘇聯。而除此之外，在歐洲的日本外交人員與波蘭軍方有著更長時間的合作。

1936年，日本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但是1939年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後，日本方面感覺被德國出賣，認為德國並非是個值得信任的盟友，因此在立陶宛考納斯以領事館的名義設立了情報據點，加緊監控蘇德兩國的動態。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同時蘇聯也出兵佔領了波蘭東部。大批波蘭軍政人員越過波立邊境逃亡，波蘭在立陶宛的情報機構負責人盧德維克·赫倫采維奇牽頭建立了一套地下轉移網路。1939年波蘭敗亡之際，4名波蘭總參謀部情報軍官—包括1名密碼專家—在日本駐波蘭武官的幫助下逃脫並輾轉於1940年3月前往日本。在日本和德國、義大利簽訂三國同盟條約之後，其中3人轉道前往倫敦，加入了波蘭流亡軍隊，但那名密碼專家因為和日本軍方過從甚密，選擇留在日本。他此後就留在了日本，為日軍改善破譯蘇軍密碼的技術助力頗多。

此後波蘭為了抗議蘇聯將維爾紐斯移交給立陶宛，關閉了駐考納斯的大使館，但是在立陶宛的情報和轉移難民工作仍然要繼續，除了委託英國和法國大使協助之外，波蘭情報機關也很快和日本駐考納斯領事館副領事杉原千畝搭上了線。杉原千畝是日本外交界的「蘇聯通」，俄語流暢，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考納斯工作期間，曾經不顧日本政府的禁令為流亡的波蘭猶太人簽發籤證，號稱「日本的辛德勒」。當然，杉原千畝在立陶宛的主要任務是監視蘇德兩國的動向，為日本軍隊南下的計劃提供情報。在赫倫采維奇的聯繫下，若干波蘭情報軍官和杉原千畝取得了聯繫，而其中與日方合作時間最長，作用最大的，當屬以下三人：在柏林工作的阿爾方斯·亞庫比涅茨（Alfons Jakubianiec）上尉；在考納斯工作的斯坦尼斯拉夫·達什凱維奇中尉（Stanis?aw Daszkiewicz）以及在里加工作的米切爾·雷比科夫斯基（Micha? Rybikowski）。杉原千畝為他們提供日本公務護照，幾個人來往於柏林、考納斯、莫斯科和東京之間傳遞情報。

杉原千畝

雷比科夫斯基

從1940年3-4月開始，雷比科夫斯基和杉原千畝多次接頭，將俄語撰寫的情報報告交給後者。他後來又前往里加，在駐拉脫維亞的日本武官的支援下負責搜集波羅的海國家以及蘇聯的情報，在杉原的幫助下，雷比科夫斯基從柏林的偽滿洲國大使館搞到了一張護照。1940年夏，在蘇聯吞併拉脫維亞之後，雷比科夫斯基從里加逃亡到斯德哥爾摩，同樣和當地的日本駐外武官西村敏雄取得了聯繫，爾後西村敏雄更是說服日本駐德國大使，在駐瑞典的日本大使館武官處找了一間辦公室，專門供波蘭情報人員使用，後來日本駐瑞典武官換成了小野寺信，他早在1936—1938年間在里加擔任武官期間就和波蘭武官菲利克斯?布爾澤科文斯基私交甚篤，而後者此是正好擔任波蘭駐瑞典大使館武官，雙方繼續保持了在拉脫維亞時的良好關係。小野寺信大佐幫助雷比科夫斯基在瑞典潛伏下來，並且以日本武官芬蘭籍翻譯的身份，化名彼得?伊萬諾夫掩護工作。

在雷比科夫斯基轉移到瑞典之後，主要為日本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工作，因此杉原千畝的主要情報人員變成了達什凱維奇。後來轉任日本駐布拉格總領事時，杉原千畝也仍然把達什凱維奇帶在身邊，以秘書身份展開工作，後者開著掛著日本領事館外交牌照的轎車，來往於捷克境內的各個地方，在德國人控制下的工廠也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網。而1941年7月，波蘭在柏林的地下情報機構被破獲，達什凱維奇更是在杉原千畝的幫助下得以脫身。

另外，亞庫比涅茨也獲得了日本簽發的公務護照，而且還可以使用日本的外交包裹寄送文件。這位上尉後來在被捕之後，杉原千畝也是竭盡全力營救，只是後來未能如願，亞庫比涅茨最終被處決。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亞庫比涅茨被捕的原因卻實在是匪夷所思。這位仁兄在忙於抗德復國大業之餘，仍然忙裡偷閒，和偽滿洲國領事館的一位有夫之婦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情，結果那位被戴了綠帽子的丈夫一怒之下把上尉的身份出賣給了蓋世太保。

此外，波蘭特工還在西村敏雄的協助下在立陶宛建立了一套情報網，在特工、無線電和密碼方面日本提供了很多幫助。在斯摩棱斯克、里加、維也納、烏拉爾和莫斯科，到處都有與日本合作的波蘭情報人員。當然波蘭人也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為日本人提供了蘇軍集結兵力以及在托木斯克、伊爾庫斯克、彼爾姆和薩馬拉等地軍事工業、列寧格勒和波羅的海艦隊的情報，以及德國方面的諸多動向。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波蘭人的幫助，日本方面是很難獲得這些的重要信息的。

雖然日本駐德大使擔心破壞德日關係，禁止日本外交人員與波蘭合作，但這個禁令並未落實。而德國情報機關對日本使用、協助波蘭人的情況心知肚明，但考慮到德日關係，一時之間也無可奈何。波蘭情報人員使用日本或者偽滿洲國的外交護照和使領館的車輛活動，利用日本外交包裹傳遞情報和物資，甚至曾經為倫敦的流亡政府寄去了波蘭軍隊一個步兵團的軍旗，就連波蘭流亡政府總理，軍隊總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都曾經與日本軍方合作，他甚至通過日本大使館向波蘭地下抵抗組織輸送經費。在1939年波蘭敗亡之後，日本駐華沙大使館仍一直保留到了1941年10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才關閉。儘管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波蘭迫於英國的壓力向日本宣戰，流亡政府名義上和日本處於敵對關係，但雙方在情報領域的合作卻一如既往。

作為分處同盟國和軸心國兩個陣營的國家，波蘭和日本的合作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各自盟友的阻礙與掣肘，可謂是「衝破障礙的友誼」。這種合作直到1944年戰局變換才漸漸停止。當然，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波蘭與日本軍方的合作，主要目標仍然是針對蘇聯，正如1937年時任波蘭駐日大使塔德烏什?羅默聲稱，日本的價值「堪稱一把頂住蘇聯頭顱的上了膛的手槍」。雖然許多波蘭培養的日軍情報軍官成為了侵華戰爭中的急先鋒，客觀上加劇了中國人民的災難，但主觀上波蘭並無勾結日本侵華的意圖，更何況以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和外交密電往往被日軍破譯70%—80%的水平，即使沒有波蘭與日本的合作與幫助，情況恐怕也不會有很大的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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