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猶太人」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猶太人」是一個變幻莫測的身份界定，至少在近兩個世紀是如此。有時似乎它與宗教信仰有關，有時卻是血緣，就連出身於基督徒家庭的無神論者卡爾·馬克思，也往往被打上這個身份標籤。

到底什麼才是「猶太人」，它和「以色列國」又有什麼關係？這一令人困惑的關聯，都可以在 19 世紀的歐洲種族主義思潮中找尋到答案。但另一方面，把所有的惡劣行徑都推給 19 世紀，是不夠道德的一種歸納，歐洲的種族主義理念，其根源在羅馬帝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羅馬帝國就是一個誕生於暴力和軍隊之上的存在，是古典國家機器的模版，它依靠「血緣崇拜」而維持，也從而派生一整套的身份界定認知：血親-氏族-種族-異族。

這一樸素的認知，在基督教傳入之後，被更高尚的「神靈崇拜」所取代，這不得不說是一項巨大的進步。因為在「血緣崇拜」中，個人總是無法改變自己的血親關聯、種族特徵，因此不得不承受無法避免的責難和排擠；而在「神靈崇拜」中，個人卻有極大的空間選擇自己的心智領域，調和良知與外界世界的關聯。

正是在這個轉型期，關於「猶太人」身份界定的第一次矛盾出現。猶太教是在一個相對複雜的環境下產生的，它的突出特性就是否認種族，這也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從它繼承下來的精華部分。當猶太教徒被納入到羅馬帝國的版圖後，當局執政者就以自己樸素的種族主義世界觀，將「猶太人」這個身份強行捆綁於自己熟知的種族框架內——假使一名羅馬帝國的軍人強姦了一位猶太教婦女，那產下的嬰兒即便被強姦犯抱走，成長過程中信奉宙斯或者歐丁，都不影響他被貼上「猶太人」的標籤，即便他對猶太教可能一無所知。

在基督教蔓延在歐洲大陸後，伊斯蘭教緊接著普及在北非、西亞。猶太教作為啟蒙宗教，在兩個宗教中都有特殊的地位，即值得尊敬的「一半真理」，意即後來的兩者都認可猶太教的歷史作用及其神學意義，但是對具體的教義仍然各有主張。在漫長的中世紀，亞伯拉罕一神教在沿地中海區域普及，終於塑就了基於神靈崇拜的身份認知體系，一個人或者是基督徒，或者是穆斯林，或者是猶太人。至於那些基於血緣崇拜的名詞，哥特、羅馬、法蘭克、汪達爾、突厥、阿拉伯、希臘，都湮滅在了歷史的長河。

在對一個人進行評價時，根據他的理念而非膚色，根據他的思想而非血緣，根據他的信仰而非種族，根據他能夠理智選擇的內容而不是與生俱來的特徵，這毫無疑問是更加文明的、寬容的評判標準。不同於西亞游牧首領的異族攻伐，猶太教接納更廣泛的「社區」成員；不同於領主們的血親繼承，基督教會的成員都實施輪換的民主機制；伊斯蘭教則採納前二者的所有文明成分。

但是神靈崇拜理念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它是倡導自由的、不強迫的、限於人類心智領域的、反暴力的。和高度組織化的血緣崇拜相比，處於文明優勢的它卻很容易被擊潰，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

伊斯蘭教世界很早就面臨了這個問題，僅僅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後不久，偏向血緣崇拜的伍麥葉家族就建立了王朝，篡奪了伊斯蘭的話語權，這源於伊斯蘭教早期就很依賴軍閥、游牧部族等「天然暴力」的團體。而基督教世界的同樣問題，出現在 11 世紀之後——封建領主們多年來致力於把自己的子嗣送入教會，滲透教會，獲得教會的認可，並鼓動教會發動一場「十字軍東征」，在若干次的征戰消滅了歐洲的小封建主之後，仍然生存的大封建主們就兼并了他們的土地和財富，建立了真正的血緣崇拜的王朝。

從 11 世紀到 15 世紀，世界就處於這樣一個曖昧的狀態：血緣崇拜的王朝當局，並不否認神靈崇拜的正當性，甚至以宗教守護者自居，但是在面臨具體的統治危機時，血緣至上的原則還是出現得毫不遲疑。16 世紀，這種狀態終於被打破：從德意志地區開始的「宗教革命」，把基督教從神靈崇拜，實質性地分裂成了血緣崇拜的單位，「英格蘭人」有自己的教會，「德意志人」有另外的教會，正統天主教會被稱作「義大利人」的教會。原始的血緣辭彙再度蘇醒，儘管仍然披著宗教的外衣，但外衣之下是蓄勢待發的種族主義猛獸。

從基督教「宗教改革」起，歐洲猶太教徒的處境就日益艱難，以往被視為「異教徒」的他們，此時開始成為「異族」，這個種族的人，有鷹鉤鼻子、跛腳，甚至長了一對山羊角。掌握了宗教話語權的血緣崇拜者，當然把這種醜化仇視的內容寫進了教義，相比於天主教對猶太教徒「一半真理」的評價，經過修正的種族主義信教對他們的評價往往是「被上帝拋棄的劣等種族」。19 世紀是歐洲種族國家建構的高峰。鬆散的德意志區域，在這個百年內被普魯士王朝進行了政治統一；名不見經傳的俄羅斯，此時被稱作「歐洲憲兵」；法國更是剛經歷了一場種族主義者的盛宴，巴黎市民砍下的頭顱足夠當三個世紀的絆腳石。也正是在同一時期，歐洲猶太教徒被種族化、污名化的狀況達到了巔峰，無數猶太教徒不得不流散四方，最多的去向當然是「自由之地」的北美。

早在 1654 年，北美定居的可明確的猶太教徒就有 23 人，他們在種族上都是西班牙人，從巴西移民到了紐約。西班牙是當時少數仍然堅守著天主教神靈崇拜原則的國度之一，人們更傾向於依據宗教界定彼此，因而為我們留下北美地區最早的可核實的猶太教徒的數據。在 1776 年北美從大英帝國獨立時，紐約的猶太教徒達到 2500 多名，種族成分仍然是西班牙人。當歐洲在轟轟烈烈的種族主義浪潮中，順帶著迫害一把猶太教徒時，北美社會並沒有區別對待猶太教徒，繼續把他們視為正常的西班牙裔看待。第二批猶太教移民是德意志種族，由於 19 世紀前半葉的歐洲反猶主義而抵達北美，數量約 25 萬，主要從事小店鋪和技術工種，正如普通的德裔移民。第三批猶太教徒移民，則是俄羅斯種族的，他們由於東歐的戰事、1882 年的俄羅斯排猶運動而移民，數量足足有 300 萬。

第三批移民，也就是俄羅斯種族的猶太教徒，使得北美民眾感受到深深的就業危機——這一批俄羅斯移民文化程度低，但是極度崇尚教育，這是俄羅斯人對文化素養的追求慣性，第一代男性移民 60% 多在加工業工作，擠佔了低端勞動市場；第二代男性移民則近 60% 在經商，擠佔了中產階級的利益。到了 20 世紀初，猶太教的俄羅斯種族家庭出身者，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成員中超過 25%。這一劇烈的競爭現實，使得北美民眾產生奇妙的錯覺，他們不再注意這些人是極度渴望上升的、吃苦耐勞的俄羅斯種族，而是把他們和歐洲反猶運動的對象結合起來，稱作「猶太人」，並展示了仇視心理。1915 年，3K 黨鼓吹把黑人、猶太人和亞裔趕出美國，很明顯不再把猶太人視為宗教身份，而是視為種族身份，即便多數「猶太人」在種族上是俄羅斯人。這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俄羅斯人的面孔特徵是非常典型的白色人種，甚至會比一部分 3K 黨更有資格說「White Power」，所以在談論種族時不提他們是俄裔，而是稱呼為「猶太裔」，是一種巧妙的話術策略。

事實證明，這種話術策略大獲成功。在 1920 年 5 月，「汽車大王」亨利·福特親自出面宣傳一份陰謀論文件《錫安賢達議事錄》，其內容是：「猶太人」與共濟會在瑞士辦了一場秘密會議，企圖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統一國家，他們將對非猶太人實施奴役和統治。在共產主義威脅、反猶主義、種族主義等多個思潮相互碰撞時，一個敵對者「猶太人」的形象逐步建構成形了，1929 年經濟大蕭條後這一現象更甚，因為它被視為「猶太陰謀」的結果。而在美國的種族框架中，「猶太人」也自此被強行劃分為一個獨立種族，無論他們是西班牙裔還是俄羅斯裔。

納粹黨在歐洲開始大肆迫害「猶太人」時，出現了大批高素質的德裔猶太教徒亟需移民，他們最適合的去向本應是北美，但是兩個因素在阻礙他們，其一是美國社會對 19 世紀末的「猶太移民」心有餘悸，加上經濟危機和仍然不見消緩的反右情緒，他們很難踏足北美；其二就頗有背景了，那就是「錫安主義者」謀劃讓德裔猶太教徒都到大敘利亞，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因此哄騙他們前去巴勒斯坦地區。

巴勒斯坦的確存在「猶太人」，從耶穌之前的年代持續至今已達數千年。但是這些「猶太人」在種族上是偏向於阿拉伯裔的，他們的語言和生活習俗，各方面都和歐洲猶太教徒沒有任何關聯，和阿拉伯人倒是淵源頗深。如果偏激一點，把他們稱作「阿拉伯裔猶太教徒」也未嘗不可。

而錫安主義的血緣崇拜頗為奇特，因為他們所主張的「血緣」並不存在——「猶太人」的血緣。他們試圖依據這個不存在的血緣關係，建立一個「猶太人的種族國家」，那裡集中所有的「猶太人」，無論是西班牙裔還是俄羅斯裔，是阿拉伯裔還是法裔英裔，而這個「猶太國家」的所處地點，就是巴勒斯坦。

這個錫安主義陰謀從 19 世紀末就初具原型，但是任何一名歐洲猶太教徒，都不願意前往巴勒斯坦這個窮鄉僻壤，他們是出生並成長在歐洲市鎮的居民，巴勒斯坦那種荒漠綠洲的農業地帶並沒有吸引力，更何況還有嚴重的語言隔閡——德語為母語的猶太教徒，僅僅因為錫安主義者的主張就前去巴勒斯坦，在類似阿拉伯語的希伯來語環境中生活，實在是太荒謬了。但是這個荒謬的計劃仍然迎來了歷史機遇：北美拒絕任何「猶太移民」，無論他們的真實種族成分為何；而納粹黨為首的歐洲反猶運動，又使得猶太教徒沒有其他出路，改信基督教也沒有用，因為納粹黨只認可種族，而 1/8 的「猶太種族」成分就足以把一個人送進毒氣室。錫安主義者此時成立了「猶太代辦處」，核心業務就是說服所有的「猶太人」，把他們送到巴勒斯坦，增加這裡的「猶太人口」，建立「猶太國家」。大環境為他們提供了絕好的機遇，以至於二戰結束後，移民項目的規模已經足夠大，以至於可以成立一個現代國家機器。

成立的國家機器稱作「以色列」，它的終極目的是獲取足夠大的稅收和外部資金支援，維持「早期革命者」，即猶太代辦處核心成員及其家族的特權利益。而短期來看，想實現這個利益就需要強力的「國家建構」，包括強行兵役制，禁止國民流失，強化種族觀念灌輸，強迫語言統一。前兩項是在政治操縱中實現，強行徵兵並不困難，禁止國民流失主要通過出境管制來實現；後兩項是重中之重，要把原先沒有絲毫共性的俄羅斯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等種族背景的人，改造成一個「以色列民族」。

一個新奇的名詞出現了，既不是「猶太人」，也不是「猶太民族」，而是「以色列民族」。因為在最初以宗教之名強行集結的民眾，此時對猶太教並無太大的忠誠，尤其是猶太教不可避免的各種新興派系，大大削弱了以色列國家機器的名義合理性，因此「猶太」不再是核心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

在「以色列」國家機器體系中，支配者種族是俄裔，被支配種族是西班牙裔、阿拉伯裔的猶太教徒。俄裔錫安主義者的政治組織是「以色列工人黨」，該黨的主要主張稱作「熔爐政策」，即把不同種族出身的「猶太人」，都改造成「標準以色列人」：可以不信奉猶太教，但是要對「以色列國」保持虔誠；允許存在「政治自由」，但是一切前提都是認可「以色列國」的生命與主權；說希伯來語。

被「熔爐政策」所強迫轉型的猶太教徒並沒有其他的出路，因為來到以色列就說明他們原先所在的地區是反猶的，否則不會來到這荒漠綠洲之地，這些人多半來自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布爾什維克統治的俄羅斯地區。由於語言隔閡、錫安主義者與美國政府的約定、個人文化素養等原因，他們又無法前往北美生存，唯一的可容身之地就是巴勒斯坦，是「以色列國」。

在今天，以色列仍然是世界上最專制的政權之一，只是它有一個可欺負的對象，即境內的阿拉伯人，從而轉移民眾對當局高壓統治的不滿情緒。猶如世界一些地區，但凡有官民矛盾，就會適時出現「你們這些偷井蓋兒的活該被打」之類的言論一樣。以色列的民眾，或者嚴格來說是「以色列人」這個建構種族的成員，是世界上被強行灌輸政治理念力度最大的一個群體。以色列當局為建構這個概念，經營了許多內容，包括「猶太神話」、「大流散」、「猶太民族史」等，而且成功哄騙了許多美國民眾支持「錫安主義」，並在歐洲猶太教徒的不幸遭遇，和「以色列國」的現實政治之間搭建起聯繫，從而謀取同情和支持。目前還算效果顯著吧，傻子太多，騙子不夠用了。

也許你們被告知說，「歐洲的猶太教徒不願意去巴勒斯坦之外的任何地方」。這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代辦處最成功的政治宣傳成果之一，它以最狂熱的熱情要促使移民到巴勒斯坦。這個微妙的真相只說出一半，而它卻有著雙倍的危險。

令人驚訝的事實是，世界上根本沒有人知道這些不幸的猶太教徒到底想去哪裡。

你可能會認為，這樣嚴肅的問題，美國英國或其他負責歐洲猶太教徒事務的當局當然有過詳盡的調查，可能是通過投票統計，以確認猶太教徒到底想去哪裡。而令人吃驚的是這種調查從未舉行過，而且猶太代辦處阻止了這種嘗試。

前一段時間在德國的美國軍事總督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這些猶太教徒想去巴勒斯坦是如何確認的。他的回答非常簡單：「我的猶太顧問告訴我的。」他承認沒有任何調查被舉行過。這種調查的確有過嘗試，但是猶太代辦處出面並中止了它。

真相就是，原先在德國集中營受難的猶太教徒，現在正處於錫安主義者的壓力中，錫安主義者學到了很多納粹黨的恐怖技巧。作為一名猶太教徒，如果你說你想去的不是巴勒斯坦，而是其他國家，那會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這些異議人士會被打成重傷，甚至更嚴重些。

不久前，在巴勒斯坦，約一千名奧地利裔猶太教徒告知國際難民組織說他們想回到奧地利，並被安排了回國計劃。猶太代辦處聽說這個消息後，以足夠強大的政治壓力阻止了這次計劃。因為有猶太教徒開始離開巴勒斯坦這一事實，會成為猶太代辦處宣傳工作的硬傷。於是約一千名奧地利人被迫留在了巴勒斯坦，即便違背自己的意願。

多數的歐洲猶太教徒，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外貌上，都是明顯西方的，他們的經歷和習慣也是完全城市化的。他們並不想在巴勒斯坦這種貧瘠、乾旱、擁擠的土地上當所謂的拓荒先鋒隊。 但有一件事確定無疑，那就是目前狀況下，多數的難民，也就是歐洲猶太教徒們，如果有條件投票的話他們確實會選擇巴勒斯坦，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任何其他國家願意接受他們。 如果是你我面臨這樣的抉擇，要為我們的餘生選擇一個地方——監獄或者巴勒斯坦，我們當然也都會選擇巴勒斯坦。但是若能開放任何其他選項，給他們其他的選擇，你就能看到會發生什麼。

by 約旦國王 阿卜杜拉·伊本·海珊, 1947

伊核協議達成後，錫安主義政權稱接下來的 25 年內都可以放心伊朗問題。而我需指出，首先，你們看不到下一個 25 年了，真主保佑，錫安主義政權將在接下來的 25 年內消失。其次，抵抗奮進、英雄主義和聖戰者精神將會使錫安主義政權永無寧日。

by 大阿亞圖拉 賽義德阿里·哈梅內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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