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無常人,你我皆病友
你正常嗎?正常的觀念是歷史建構的,是時候該拋棄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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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nathan Sholl
譯者:陳玉佩
校對、編輯:屐鬆鬆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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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variation)是一直困擾醫學科學的問題。19世紀,實驗醫學的鼻祖之一,法國生理學家Claude Bernard認為個體差異是醫學判斷的障礙。他寫道,如果我們能說明,異常不過是相對於正常量上的偏離,那麼任何人,無論他/她和別人有多不同,我們都能掌握治療他們的關鍵。畢竟,如果病態是常態的偏離,那麼治療的目標以及治療的可能性就顯而易見了:使患病的個體、器官、細胞或者系統回歸正常狀態。
至今,這一理念仍然對很多生物醫學研究起著指導性作用,研究的常規做法是擾亂有機體、細胞、基因網路等的運轉,來確定這些系統如何「正常」工作。研究者通過擾亂、破壞來確立標準,發展新型療法。
當我們在談論生理正常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
如果像哲學家Sara Moghaddam-Taaheri在2011年所述的那樣,我們不把反常看作是「被破壞的正常」(broken normal),而從性質上看作是一種不同的狀態,那麼類似的干預治療如何能讓病人重獲健康,就會變得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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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是相對於正常量上的偏離嗎?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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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醫學研究者可能會忽視這種精妙的觀點,但醫學哲學家們一直以來研機析理,力圖定義何謂「正常」。有這麼一項思想實驗,想想那些不被我們看作是病態的差異特徵:例如綠眼睛、色盲、大高個、小矮個、過目不忘的能力、味覺敏銳者。這與那些只在某些環境中會成為問題的特徵形成對比,例如缺乏修復紫外線損傷的能力;也和那些在某些文化或某一歷史時期遭受歧視的差異特質形成對比,例如白化病、幻聽症;還有那些極端的、使人喪失全部行動能力的差異特徵,如家族性黑蒙性白痴。(譯者註:一種遺傳性疾病,由常染色體隱性基因遺傳,臨床特徵為智力缺陷、失明、癱瘓)
不過,即使如此,生活還是能繼續。比如說,有的人患有腦積水(腦室內積液過多,導致頭骨增大,通常會造成嚴重腦損傷的一種狀況),但是他智商很高,也過著「正常的」社會生活。這樣看來,「正常」的概念太過寬泛,那麼它如何成為一個科學概念?它究竟是什麼?我們真的掌握其含義嗎?什麼情況下可以說一個人是正常的?
「正常」的一百種定義……
捷克哲學家Ji?í Vácha在1978年將常態的多種含義進行分類,對理解這一概念有所幫助。常態可以指在總體中最為常見,頻繁出現(frequent),如在地中海國家有著棕色的眼睛,在北歐國家有藍色的眼睛。也可以指數學意義上的平均(average),比如說人口的平均體重或身高,通常用我們都很熟悉的鐘形曲線來表示;或者指典型(typical),可以代表一個群體、一群人,或者說一般形式。有時候常態意味著完備(adequate),無缺陷、無缺點、無失調;有時候的意思是最優狀態(optimal)——身體健康、思維敏捷;或者也可能是一種柏拉圖式的理想狀態(ideal),如擁有完美的美貌或完美身形。最後一種含義就是我們天天把這個詞掛在嘴邊用的,常常游移在以上這些不同意涵和比喻之中,或表達正統的、標準的,或者是一種期望狀態或良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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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睛顏色為例,人類虹膜的基色有三種:褐色、藍色和綠色,其他顏色是這三種顏色的變體。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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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用哪種說法,「正常」的具體含義都承載著重大的後果,特別是將其捧上特權地位時。任何存在偏離的狀態,比如眼睛不是綠色的,可以聽見別人聽不到的聲音,患有腦積水,都蘊含某種異常(abnormal)的意思:罕見的、稀有的、非典型的、有潛在缺陷的、不達標的、有問題的,並且需要使之回歸常態。但是,要是把這些差異特徵病理化,就顯得很奇怪,甚至可能會引起爭議,特別是如果它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功能。
幾百年來,這一基本的洞見使得醫學中「正常」這個詞變得含混起來。19世紀,Bernard將疾病定義為常態的偏離,同時期,比利時數學家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將統計學應用於人體研究,試圖在不同個體差異之間尋找「類型」。因為統計工具適於研究各種差異,似乎平均可以解釋一切:身高、體重、血壓、心率、出生率、死亡率等等都可以用漂亮的、平滑的鐘形曲線來呈現。
凱特勒認為,平均值不為人力左右,它不僅是事物本質的描述,而且是一種理想狀態,是事物應該呈現的樣子。其實,現在頗有爭議的健康指標——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最初的名字是「凱特勒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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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指數(身高體重指數)是一個計算值,主要用於統計用途。定義為體重(kg)/身高(m)的平方。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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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勒認為這些類型定義了「平均人」(average man),即自然所追求實現的理想人類,正好落在概率論所說的高斯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編輯註:又名正態分布,以德國數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的姓冠名,其為自然科學與行為科學中的定量現象的一個方便模型)的中心。雖然這種人不一定在自然界存在,但這一數字被當做判斷偏離是不是非正常、有缺陷的真正標準。「個體與誤差同義,而平均人才代表著真正的人類」。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將常態推向神壇的做法,Quetele和Bernard的觀點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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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勒(左)既是統計學家、又是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他從統計學角度出發看人,認為人的成長是會依從一套既定的法則;克洛德·貝爾納是一位法國生理學家,首倡用雙盲實驗確保科學觀察的客觀性的人之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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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與環境
20世紀哲學家康吉萊姆(Georges Canguilhem)的觀點更加前衛:19世紀科學家在追尋「正常」這一概念時,忽視了進化生物學有關有機體變異性的觀點。康吉萊姆在《正常與病態》一書中闡述了達爾文的觀點:有機體建立並保持一種規律,即運轉和行為的模式,來應對不斷變化的生存需求。康吉萊姆用「規範」(norm)這一術語來表示不同的調節過程,從內部激素調節到飲食模式變化,這一講法提醒我們,無論個體看似多麼的罕見和反常,只要他的行為能夠確保自己在特定環境下生存,他仍然可以被視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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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s Canguilhem是法國哲學家主攻認識論和科學哲學,同時也是一位醫生。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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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正常與環境息息相關。對於某一個體來說的正常,可能對於他人來說難以忍受,而這一個體在某一環境下是正常的,換個環境又另當別論。舉個例子,每個人的乳糖代謝功能具有先天差異,還有人與人之間的後天差異,比如說耐力運動員的心臟更大,安靜心率更快。這些例子能夠說明,何謂正常,因人而異,所以差異本身的存在,甚至是異常狀況的出現,都不足以理解為病態。
環境相對性隨處可見。患有高血壓的人雖無臨床癥狀,但隨著海拔升高,會出現胸痛、噁心、氣短;也有對紫外線損傷的修復力存在的差異,有的肌膚只是受到輕微損傷,有的卻患上致命的皮膚腫瘤或癌症;再例如閱讀障礙,在認為閱讀是必需的文化實踐的社會中,閱讀障礙才成為問題。甚至環境也不能用正常或異常來定義,而是說,個體與環境的關係決定了正常與異常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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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讀症」又稱難語症、誦讀障礙,是一種學習困難的表現,對於閱讀和書寫文字具有困難。圖片來源:赫芬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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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並非一個確定的概念,也不具有普適性。不過康吉萊姆認為,這並不該阻礙我們從生物學視角來探討健康與病態現象。而是說,我們必須從他們本身特定的生理、行為、結構規律,他們自身的因果鏈,以及他們獨特的生物標準,來討論健康和疾病。
最後,康吉萊姆提出要區分所謂的「推進性」和「排斥性」規範。推進性規範允許微變,靈活適應變化的需求;允許個體戰勝挑戰。推進性免疫反應可以產生抗體,抵抗細菌和毒素入侵。排斥性規範避免變化,限制個體活動;因其脆弱性,所需環境也十分受限。對抗外部侵襲的排斥性免疫反應包括炎症,甚至引起過敏反映。
康吉萊姆的歸納法與19世紀醫學研究迥然不同,也和「正常」概念本身大相徑庭,那時「正常」被定義為一種確定的特質,這一觀念如今仍普遍存在。而康吉萊姆的方法並非從嚴格定義的「正常」概念開始(其往往聯繫著反常),而是從生理學出發,再為所觀察到的現象尋找可以解釋它的理論。
現今,這一研究思路被醫學哲學家稱為自然(naturalisation)。穩健性(存在擾動時仍維持系統運轉),可塑性(能夠在不同功能水平間切換),體內平衡(平衡衰老的影響),脆弱性(增強對變化的敏感度),這些概念有助澄清問題。以上這些及其他系統生物學相關術語,而不是「正常」的概念,才把握了理解疾病與健康的關鍵。
世界上的物種永遠處於變遷之中,生物有機體與環境必須相互協調,系統生物學(編輯註:系統生物學試圖整合不同層次信息以理解生物系統如何行使功能。通過研究某生物系統各不同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期望最終能夠建立整個系統的可理解模型。)的方法也更符合這樣一個相對的世界。只有將生命系統置於特定的內外環境之下,才能說它穩健、平衡或是脆弱。如果不給出特定的生物變數和環境參數,便不能評價免疫系統、基因網路乃至有機體整體是否穩健。生命系統是具有個體獨特性的,並且與環境密不可分。這使我們必須發問:對於誰來說是健康的?相對於怎樣的內部或外部環境來說是健康的?
健康抑或疾病,都是正常?
這些概念對於理解健康與治療疾病至關重要。這一方法意味著健康與疾病都是正常的,反映著不同的規律和生存方式,有助於將疾病去污名化。疾病不是非自然的,也不意味著規範的缺失,而是說遵循不同的規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對疾病聽之任之,我們只是不必認為患病之苦益處良多或能夠培養品格,也不必將心理疾患當成通往啟蒙之路。而是說,如自然化所言,健康和疾病都是正常的,但是二者並不因此完全相同、無法區分。
通過自然化的透鏡來看我們的機體,也帶來了健康的新觀念。雖然康吉萊姆的哲學觀點指出什麼是健康由個體決定,但這並不意味著健康完全是主觀選擇,或是個人擁有全部的權力,比如說我偏好甲,你偏好乙,那甲對我來說就是健康的。而是說,健康是個體化的概念,因為健康取決於我們特殊的生活史與行為,如何與我們的身體與心靈互動。因此,醫學的發展應朝著這個方向,從每個人自己的身體、環境、生活方式出發,來確定他/她個人的客觀偏好。
總而言之,醫學不是要使人恢復到先前的常態,這種常態可能根本不存在,因為疾病,以及時間本身都在不停改變著生命系統。醫學也不是讓個體遵循醫學權威和醫學指南,所制定的普適標準和通用療法,因為對於某一個體或者系統來說,健康可能對另一個人並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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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這個概念因人而異,並無普世標準。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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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不同,新型的個性化醫療應該與個體相結合,來尋找一種新的功能發揮的方式,針對特殊個體及他所處的環境。很多情況下,最有效的干預不是改變患病者本身,而是改變環境。
人們擔心醫療機構正在將常態病理化,強制治療反映的是一種社會或政治價值觀,而非實際的疾病。在當前的背景下,這一嶄新的視角極富批判性。無論我們在談論校園興奮劑濫用還是變化多端的飲食建議,我們最需要的是這樣一種醫學哲學:它以患者為中心,並與個人生活史和生活環境相適應。
原文鏈接:https://aeon.co/essays/is-it-time-to-abandon-the-medical-construct-of-being-normal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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