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影評 | 後殖民語境下的《雄獅》歸鄉苦旅

澳大利亞導演加斯·戴維斯的電影長片處女作《雄獅》，2016年9月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獲得了第89屆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六項提名。

這部改編自暢銷小說《漫漫尋家路》的紀實劇情電影，講述了5歲印度男孩薩魯在火車站走失後被澳大利亞家庭收養，花費20年終於找到家鄉與生母的故事。

乍看之下只是又一次賺人熱淚的「千里尋親」，但其客觀穩妥的古典敘事下蘊藏著別具一格的影像搭建,預示著導演的野心非止於此。

片名「雄獅」是男主角薩魯（Sheru）印地語名字的意譯，而影片中5歲的薩魯將自己的名字記為薩羅（Saroo），直到找到家鄉他才第一次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這一具有隱喻性質的片名設計，暗示著薩魯的尋親實際上是一場「尋找自我」之旅，自小離開故土的印度男孩，被移植在西方文化的土壤里，在故鄉與他鄉不同文化的矛盾夾縫中懷疑與掙扎，渴求通過歸鄉來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脫離不安的狀態。

薩魯的困境是後殖民主義語境下眾多「本地人」共同的困境，片名只是管中窺豹，導演用細膩的影像構建起一個具有典型性的故事，探討躋身於雙重文化矛盾中的後殖民地人民如何找到逃離「不確定」或「不安」的出口。

一. 反認他鄉做故鄉——自我與他者

《雄獅》以航拍紀錄片式的遠景俯攝鏡頭下的澳大利亞海岸風光作為第一鏡，由白浪逐沙的霍巴特海灘切換到塵土飛揚的印度北方邦城市坎德瓦，開始故事的敘述。

強烈的對比，從一開頭就被使用，並將貫穿於影片的始末。導演在作為「前宗主國」象徵的澳大利亞與作為「前殖民地」的印度之間安排了多組對照，從環境與人的角度建構「自我」與「他者」。

薩魯的家鄉是印度北方邦的坎德瓦，在火車站與兄長古度走失之後，他被火車帶到了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加爾各答，影片中的「印度」形象即是由這兩個城市的要素組合構建起來的。

坎德瓦地處印度北部內陸，乾季炎熱乾燥，雨季則潮濕泥濘。影片中的坎德瓦形象主要由三個場景構成——母親的採石場、飛舞著黃色蝴蝶的山谷和樹林、薩魯的家。

母親的採石場存在於薩魯回憶童年的閃回鏡頭中，身著灰白色上衣，外披紅色紗麗的母親永遠是畫面的主體，明晃晃但是慘白的高調光與母親的溫暖紅色形成鮮明的對比，刻畫出「背灼炎天光」慈愛而堅強的印度母親形象，更描繪出一個酷熱難耐的坎德瓦。

飛舞著黃色蝴蝶的山谷與樹林則具有夢幻的色彩，畫面的主體顏色的沙土般的黃色，幼小的薩魯穿著明顯過於寬大的嚴重泛黃的襯衣，或是跟在哥哥的身後行走，或是與蝴蝶嬉戲，或是奔跑在落葉蕭蕭的黃色樹林里，透露出本真質樸的意趣。

薩魯的家位於一個建造在乾裂裸露的沙土之上的偏遠農村聚落里，只有一間矮小不透風的土坯房，內部空間極為狹小，甚至沒有電，用來描繪這個小家的陰暗低調光精準地表現了這個家庭的貧窮，而它也僅是印度最普遍的貧民家庭中的一個。

加爾各答位於印度東部的西孟加拉邦，是以混亂著稱的印度四大城市之一。5歲的薩魯走失後從火車上下來，立即就被巨大無邊的豪拉火車站（加爾各答地標之一）洶湧的人潮所吞沒。構建加爾各答時，影片運用了許多由薩魯出發的主觀鏡頭，以及跟著薩魯運動的推位攝影，這必然導致攝影機機位較低，畫框較為緊湊：薩魯眼前的多為人們的腰部與衣衫下擺。

昏暗的低調光下的油膩膩的豪拉火車站、透著暗啞金屬色的豪拉大橋、帶著魚腥味的泥濘道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混亂街市，這都是薩魯印象中的加爾各答。鏡頭下的坎德瓦與加爾各答共塑了薩魯的故土——印度，這是一個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他者形象：貧窮、落後、骯髒、愚氓、冷酷、麻木與冥頑。

因此當薩魯以及千萬個與他境遇相似的印度孩子落在宿命的水深火熱之中時，他的養父母——約翰與蘇——便以救世主的姿態降臨在他的面前。

嘈雜的聲音效果與精妙的構圖調度使作為「他者」的印度令人印象深刻，隨著薩魯乘坐的飛機降落在澳大利亞的霍巴特，作為前殖民者的「自我」形象便徐徐展開。

澳大利亞的畫面主題色調是黑、白、藍三色構成的冷色調，與印度的黃色基調形成強烈的反差，碧藍的大海、白色的沙灘、墨綠色的森林、一隻系在岸邊的白船、無人的灰色公路等畫面元素勾勒出一個潔凈、清靜、舒適安寧的「人間天堂」。

二. 夢裡不知身是客——迷失與逃避

雖說這對澳大利亞夫妻領養的第二個印度男孩曼塔西，到達澳大利亞後第一次見到自己在電視機屏幕上的鏡像時，猛烈地擊打自己的頭部的行為象徵著他對於自身作為一個來自落後貧窮的前殖民地的「他者」身份的厭惡，但是他後來卻極為完全地融入到了西方「更為優秀的」文化之中。

反而是薩魯——這個從一開始就極為溫順懂事，看似迅速融入新生活的男孩，在他二十多年的寄養生活中卻越來越對周遭的環境感到疏離，一種對於自我身份的迷失感與日俱增。

作為一個長著棕色皮膚，卻從小接受西方教育的男孩，薩魯困惑自己在這個西方世界裡究竟處於何種位置。他像諸多生活在「本地」的殖民者後代，或是生活在前宗主國的第三世界後裔一樣，「一方面在感情上認同一種文化，同時又在理智上對另一種文化產生了好奇」。

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西方，他已經不會說也聽不懂印地語，不會只用手來吃食物。當薩魯在大學新生見面會後見到幾位印度同學時，他的目光中露出一絲躲閃，隨即就將頭扭向別處；在自我介紹環節中，薩魯笑稱自己支持的板球球隊「只有澳大利亞隊」；印度同學向他提出可以使用「谷歌地球」來尋找家鄉時，他佯裝不在乎的樣子，卻自己背著家人偷偷尋親……

唯有在同學聚會的廚房裡看到那一盤紅通通的糖耳朵（一種印度甜食）時，他吐出了自己的心聲——我走丟了。面對自己對於身份的困惑，薩魯首先選擇了逃避。

他在感情上認同自己的養父母、優雅的西方式生活與一個「澳大利亞人」的身份標籤，但在理智上，他對於自己的生母、貧窮艱苦的印度底層的生活充滿了歉疚與好奇，在他的內心深處，時時居住著那個在黃土地上追逐著黃色蝴蝶的棕色皮膚的小男孩。

鏡頭下的薩魯常常一個人走在萬家燈火的街道里，走在沒有一個人影的海灘上，後一個鏡頭總是本片最精彩的閃回——特寫鏡頭中穿著紅色紗麗的母親在採石場抬起頭，眺望遠方似乎在尋找什麼，繼而對著畫框外的某處露出笑容，或是哥哥古度用慈愛的眼神看著畫框外的某處。

這樣的閃回多次復沓，想像與回憶共同構成了薩魯的秘密花園，他在那裡反覆叩問內心，自己到底來自哪裡，到底是誰。

三. 卻在燈火闌珊處——認同與回歸

墨爾本的新生見面會上主持人的一句話看似無意實則巧妙地揭露了「薩魯們」所處的環境——「我們倡導的是一種全球化、均衡化的概念」。薩魯能夠被澳大利亞家庭領養，與全球化的發展密不可分。

影片的高潮事實上並非薩魯與生母相見，而在於薩魯與養母互露心聲的片段。

薩魯因為萌生回印度尋找親生母親的想法而對養母感到歉疚，他也為弟弟曼塔西對養父母的違拗而憂傷。他說對養母說「我很抱歉你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我們並不是白紙一張，像你的親生孩子一樣。你領養的不只是我們，也領回了我們的過去。我感覺我們正在害死你。」

而養母Sue此時才告訴薩魯她這麼做的真實原因——並非無法生育，只是選擇不生孩子。因為世界上的人已經夠多，多生一個孩子並不會讓任何事變得更美好，而接受一個困境中的孩子，則會給他們一個機會，那會是意義非凡的。

養母Sue是後殖民語境下西方「優越」文化繼承者的形象化表達，認為東方曾經的殖民地國家愚昧冥頑，一個「棕色皮膚的孩子」在本土難以找到出路，而來到西方世界，則可以給他們一個突圍的機會。

薩魯作為先天佔有劣勢的受助者，他的內心迷茫與矛盾卻往往被忽視。從跳脫出「個人」的層面上來說，全球化進程帶來的不僅是令人難以拒絕的「互惠」，也有置於影子中的弱勢國家、地區難以確證自身地位的困惑與發展帶來的傷痛。

薩魯最終通過Google earth與宿命般的機緣找到家鄉的地址，當他終於踏上闊別二十五年的故土，影片給了一個精彩的客觀鏡頭——薩魯站在賓館的窗前，眺望家鄉的景緻，卻發現了玻璃窗上倒映的自己。

他對著自己的鏡像露出了笑容，當然鏡中之像也回報以微笑。薩魯的眼神在此之前都是憂鬱的，帶有尋找的慾望，而這一鏡中的眼神卻是平和而滿足的。薩魯與鏡像的交流，隱喻著他終於歷盡艱辛找到「自我」，找到身份認同。

薩魯是影片構建的典型形象，是一種具象化了的精神狀態。尋親，終極目的是明白自身的身份與價值，是從「薩羅」到「薩魯」，是從印度（西方語境中，西方籠罩下的後殖民地）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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