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難的是革命後的第一天：十月革命的尾聲

革命的尾聲並不是嶄新的一天，而是左翼反對派Victor Serge所說的「世紀中的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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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ina Miéville

翻譯:xd

校對、編輯:屐鬆鬆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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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26日晚，列寧站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前，雙手緊抓著講台。現在差不多晚上9點，他已讓觀眾等候多時，而現在他靜候著時機，沉默著，掌聲在他的四周翻滾。最後他彎下腰來，用嘶啞的聲音，向聚集的人群說出了他的第一句，著名的話。

「我們現在要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秩序了。」 這隨即激起了人群中另一陣雀躍。喧囂四起。

列寧聽從左翼社會革命黨人，提出廢除土地私有制。就戰爭問題，大會向「所有交戰國的政府和人民發出一份聲明」，以便立即進行民主和平談判。贊同的聲音此起彼伏。

「戰爭結束了！」，人們低聲感嘆道。「戰爭結束了！」

會議代表們在哭泣。但他們突然唱起輓歌而不是讚歌來，以此來向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人們致敬。

但是戰爭還沒有結束，而即將建立起的，也絕不是社會主義的新秩序。

恰恰相反，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和幾年裡，革命將陷入困境、被攻擊、被孤立、被僵化，因而變得支離破碎。我們知道這將走向何處：大清洗、勞改、飢餓和大屠殺。

十月仍然是基本的、激進的革命的著地點。它的衰落並不是理應之事，也並非上天註定。

1917年關於希望、鬥爭、壓力和挫敗的故事已經在之前被講述，並將繼續在未來流傳。這個故事，最重要的是它引發出的問題——變革的緊迫性和可能性，以及它所帶來的危險——其影響難以名狀，之後的幾頁也只是短暫的匆匆一瞥。

深陷危機和敵意的新生政權

革命後不久，克倫斯基會見了極右將軍克拉斯諾夫，一起計劃反革命陰謀。在他的指揮下，一千個哥薩克騎兵部隊向首都進軍。在彼得格勒內部，來自市杜馬的右翼社會革命黨黨團分子和孟什維克黨黨團分子組成了「救國委員會」，以此對抗人民委員新理事會。反對黨人的動機囊括各個方面，從對民主的極度反感，到認為社會主義者的事業註定失敗的真切痛楚。委員會裡充滿著陌生而臨時的夥伴，也有像普里什克維奇這樣的人，但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計劃在列寧格勒舉行武裝叛亂，來配合克拉斯諾夫軍隊的來臨。

但是蘇聯軍事革命委員會察覺了風聲。10月29號，（反革命）士官生試圖奪權，首都發生了一場混亂而短暫的「容克兵變」。再一次，炮彈撼動了這座城市；再一次，安東諾夫施展出他在戰鬥中培養出的革命氣節，來保護囚犯免受復仇的人群所傷害。他的囚犯幸免於難，但其他人則沒有那麼幸運。

次日，在距彼得格勒12英里外的普爾科沃高地，克拉斯諾夫的軍隊面對著一群赤衛隊，其中有工人、水手和士兵，他們沒有受過訓練，也無組織和紀律，但人數卻是敵人的十倍。這場戰鬥既醜陋又血腥。克拉斯諾夫的軍隊一路退回到位於加特契納城克倫斯基的基地。兩天後，為了換取安全通道，哥薩克同意交出克倫斯基。（譯者註：布爾什維克與哥薩克進行談判，達成逮捕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的協議。）

昔日的說客完成了他最後一次的冒險之舉。他偽裝在水手的制服和隨時可能被揭穿的護目鏡之下，成功地逃脫了出來。他在流亡中宣講著書，繼續反蘇並自我開脫，以此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全俄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要求成立一個「清一色社會主義黨人政府」（譯者註：「清一色社會主義黨人政府」由各種冒牌社會主義者組成的反革命聯盟。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米柳京這些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們同意接受了鐵委組織一個「社會主義」政府的要求）。而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在這個問題上決不妥協，他們拒絕參加相應的會議。而與會的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米柳京這些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們同意了這個要求，認為建立社會主義聯盟是政權得以維繫的最佳機會。在那時，當新政權最主要受到克拉斯諾夫軍隊的威脅時，許多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既準備與臨時政府談判，也準備對其進行軍事抵抗。但當克拉斯諾夫被擊敗時，他們卻叛變同意建立反革命聯盟，而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則採取強硬的立場。（譯者註：指他們堅決不與反革命政黨妥協。）

但聯盟內部的立場並非毫無爭議。在11月3日，包括「雙子座」兄弟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內的五個持異見者從中央委員會中辭職。但當左翼社會革命黨大張旗鼓地在12月加入政府時，他們撤回了自己的反對意見。而在上述短暫的時間內，一個暫時的聯盟形成了。

全國各地的革命團結都不盡相同。在莫斯科，有漫長而艱苦的戰鬥。然而，新政權的反對者們卻迷失了方向，產生分裂，而布爾什維克則擴大了他們的控制範圍。（譯者註：這一段是講各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1918年1月初，推遲已久的立憲會議重新召開，政府在會議上要求承認蘇維埃的主權。這個提議遭到與會代表拒絕後，布爾什維克黨和左翼社會革命黨黨員就這一點，聲稱立憲會議是不民主的，不能代表多數的人民。畢竟，與會成員是由右翼社會民主黨黨員所主導，他們只是在10月前挑選出的。這些革命的激進派隨即轉身離開了立憲會議，使得大會極不光彩地進入尾聲。立憲會議之後被蘇維埃政權解散。（譯者註：在會議上占多數的反革命代表拒絕討論和通過「被剝奪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接著，布爾什維克宣布，他們不願意掩蓋人民敵人的罪行，於是便離開了制憲會議。蘇維埃政權解散了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制憲會議。）

更糟的事情很快就到來了。在經歷了數周緊張的談判後，1918年3月3日，蘇維埃政府與德國及其盟國簽訂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和約同意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卻伴隨著驚人的懲罰性條款。（譯者註：《布列斯特和約》全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1918年3月3日蘇維埃俄國與德國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簽訂和和約。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認為，為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必須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迅速同各交戰國締結和約。1917年12月3日，蘇俄同德國的談判在布列斯特開始。1918年3月3日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依約，蘇俄喪失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芬蘭和白俄羅斯一部分共計約佔100萬平方公里領土；向德交付60億馬克賠款。1918年11月13日，蘇俄政府利用德國在大戰中的失敗宣布廢除該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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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簽訂現場，圖片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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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孤軍奮戰，堅持認為必須接受這些不公平的要求。對於他來說，不惜任何代價需要優先考慮的事情就是結束戰爭，鞏固新生政權，等待國際革命的到來。黨內很多左派開始反對，他們認為軸心國革命馬上就要到來，戰爭需要一直持續到革命的劇變來臨之時。在雙方的衝突中，列寧再次威脅要辭職。但是，面對著德國毀滅性的進攻，他最終贏得了這場辯論。

蘇俄獲得了和平，但卻損失了大片土地和人口，其中包括一些最富饒的地區，在那裡有著大量的工業和金融資源。在這些新騰出的領地內，軸心國建立了反革命的偽政權。

作為對這項和約的抗議，左翼社會民主黨退出了蘇維埃政府。隨著布爾什維克對日益惡化的饑荒採取嚴厲的食品採購措施，農民開始產生敵意，緊張的局勢升級。瑪利亞·斯皮里多諾娃在一封措辭嚴厲的公開信中詳細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譯者註：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反對這份條約，宣布退出蘇維埃政府。左派攻擊無產階級的糧食壟斷政策，攻擊糧食徵集隊和貧農委員會。）

6月（譯者註：經查證7月6日為刺殺發生時間，所以此處應為7月），左翼社會革命黨激進分子刺殺了德國大使，妄圖以此挑起德國與俄國的戰爭（譯者註：左派炸死德國大使米爾巴赫。妄圖以此挑起德國與俄國的戰爭，通過內外夾擊，推翻蘇維埃政府）。7月，他們發動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起義，但被鎮壓了下去。隨著農民對官方徵集糧食抵抗程度的加深，布爾什維克黨兩名積極分子，烏里茨基和沃洛達爾斯基，被暗殺。政府採取了鎮壓性的，有時是血腥的措施。至此，一黨專政的國家開始鞏固。

這些日子裡出現了一些不太可能出現的政治時刻。1918年10月，在很多情況下反對十月革命的孟什維克黨黨人，承認十月革命「在歷史上是必要的」；同年，隨著政府拚命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布爾什維克左派什利亞普尼科夫發出了黨內許多人士的憤慨之聲：「資產階級放棄了在生產中分配給他們的組織性角色」。

樂觀精神被打破

曾經有一段時間，列寧仍對國際革命的前景持樂觀態度，他一直認為這是俄國革命得以倖存的唯一背景。即使當列寧從1918年8月發生的一場失敗暗殺中回過神來，即使在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和卡爾·里卜克內西在德國被可怕地謀殺，他們斯巴達克成員的起義被摧毀之後（譯者註：斯巴達克同盟成員：德國共產黨的前身），布爾什維克的這份樂觀也沒有減少很多。戰爭結束後，德國處於劇烈的社會分化的陣痛之中，從1918年到1923年，這種兩級分化將頻繁地爆發。匈牙利出現了蘇維埃政府；奧地利在1918到1919年爆發了階級鬥爭；義大利見證了1919和1920「兩個紅色年」間的劇變。甚至英國也遭受到罷工的衝擊。但在1919年及以後，種種跡象表明，這股革命浪潮平息了，反動勢力捲土重來。布爾什維克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孤立程度，而他們國內的形勢也開始變得絕望了。

1918年5月，五萬名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叛亂（譯者註：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由十月革命前在俄國的奧匈戰俘組成）。起義在加特契納失利後，便引發了蘇俄內戰。

從1918年到1921年，布爾什維克必須反抗多個由外國勢力所支持並協助的武裝反革命力量（即「白軍」）。當白軍在懷舊般的保守反動精神的驅使下，用暴力蠶食著革命的領土時，由傳奇般的無政府主義者馬克諾領導的，大批農民組成的「綠軍」也開始起義，動搖著布爾什維克的政權。到1919年，美國、法國、英國、日本、德國、塞爾維亞和波蘭軍隊部分佔領了蘇俄領土。對於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來說，社會主義，這顆紅色的病瘤，比他們戰時的敵人還惹人生厭。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大衛·弗朗西斯這樣寫下他的擔憂：「如果這些該死的布爾什維克們被准許繼續保持對國家的控制，那麼它不僅會敗給它忠誠的人民，還會破壞所有的政府，對整個社會本身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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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諾（Nestor Makhno）所領導的無政府主義農民軍隊在俄國內戰中同時與白軍與布爾什維克作戰。圖片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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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爾特別痴迷於這個「無名之獸」，這隻「殘暴的大猩猩」。他明確地表示布爾什維克是他最大的敵人。他在1919年宣稱：「歷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爾什維克暴政是最壞的，最有破壞力的，最可恥的。假裝認為它不比德國軍國主義恐怖，是完全的謊話。」隨著戰爭結束，他更是公開了他的意圖：「殺死布爾什維克，親吻德國佬。」

協約國向蘇俄投入大量的兵力，取消貿易禁令，阻止糧食到達蘇聯飢餓的人口手中。他們向白軍運送資金。無論這樣會顯得多麼沒有道德，他們仍然支持亞歷山大·高爾察克的獨裁統治，尊重格里戈里·謝苗諾夫。謝苗諾夫手下的哥薩克軍隊曾在西伯利亞地區造成了一場恐怖統治風暴，「[當時的情形]非常嚴酷。」一個美國觀察員這樣描述到。（譯者註：在俄國內戰期間，亞歷山大·高爾察克是白軍的領袖，1918年至1920年，曾在西伯利亞西南的鄂木斯克建立反共主義政權臨時全俄羅斯政府，自任最高領袖兼全俄海陸軍隊總司令。1917年7月，謝苗諾夫擔任臨時政府在貝加爾湖地區的代表，負責招募哥薩克。十月革命以後，謝苗諾夫發動反對蘇聯的叛亂，戰敗後逃到中國。）

儘管有資金和協約國的支持，但由於他們的野蠻行徑，由於他們不讓步於蘇俄的農民和倔強的少數民族，這些易怒的、好鬥的白軍不僅在軍事上無法獲勝，他們也得不到民眾的支持。他們的軍隊不分皂白地屠殺居民，燒毀村莊，狂暴地殺害了大約150,000名猶太人，對人民實施了堪稱典範的酷刑——大規模地鞭打、活埋、肉刑、將他們的身體拖於馬後，或將他們草草處決。對囚犯不留任何活口的口頭指令毫不含糊，躍然紙上。

這種恐怖服務於他們新的獨裁主義夢想。如果布爾什維克敗於白軍，那麼繼任者將會是「一個軍事獨裁者，騎著白馬奔進莫斯科。」一位叫錢柏林的目擊者這樣形容道。就像托洛斯基後來說的那樣：「法西斯」這個名稱將不會來自義大利，而會來自俄羅斯。

紅色政權的應對之道

在這種無休止的壓力之下，難以名狀的暴行、苦難、飢餓、大規模的死亡、工業和文化近乎徹底的崩潰、搶劫、屠殺、酷刑和自相殘殺持續了數月甚至數年之久。四面楚歌的政權不斷釋放著自己的紅色恐怖。

毫無疑問，反動勢力的深度和廣度延伸之遠，以至失去了控制。政治警察「契卡」（Cheka）中的部分成員，在個人力量、施虐傾向和當時墮落環境的影響誘使下，變成了不受其政治信仰束縛的暴徒和殺人狂，行使著他們新的權威。他們可怕的行為鑿鑿有據。

其他的成員也在極其痛苦地執行著他們的工作。人們或許會對這種危機時刻下必需的殺戮帶來的良心譴責，這種極其有限的「道德」恐怖，抱有懷疑甚至厭惡的態度，但是，士兵們因他們別無選擇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而受的折磨卻無可辯駁般地清晰可見。1918年末，一名喝醉了而焦慮不安的捷爾任斯基說到：「我的雙手已經沾滿了鮮血，已經沒有權利繼續活下去。」「你現在一定要殺了我。」他懇求到。

曾在西伯利亞指揮美國士兵的威廉·格瑞夫斯少將坦率承認到：「可以很保險地說，布爾什維克殺害每人，反布爾什維克就在東西伯利亞殺害一百人。」許多蘇維埃領導人竭力抑制施加他們自己的恐怖，這一點他們都清楚明白：1918年，一份契卡報紙公然地讚揚刑訊，中央委員會隨即公開指責編輯並將其停刊，蘇維埃再一次譴責此類行為。但毫無疑問，政治和道德的腐敗正在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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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契卡的徽章，其全稱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是俄文的縮寫音譯）是前蘇聯的一個情報組織，該組織是因為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要求捷爾任斯基創辦一個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機構」而創立的。圖片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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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有刪減）

面對著大規模的經濟崩潰，以及持續的和毀滅性的饑荒，1921年，蘇維埃政權收回了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的軍事化徵用和控制的應急政策，代之以「新經濟政策」。從1921年到1927年，國家鼓勵一定程度的私有化，允許小規模的企業盈利，放寬工資政策，授權國外專家和技術顧問。雖然政府建立了許多大型集體化農場，但很多的土地都轉給了富裕的農民。隨之興起的商人和小販開始做投機生意，黑市也應運而生。

這個國家經歷了災難性的後果，工業、農業、包括工人階級自身都被粉粹。戰時共產主義是危難時刻的一根救命稻草，而新經濟政策則是一個必要的避讓，它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穩定，促進了生產力，但卻是某種形式的示弱。如今，官僚機構變得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已經不能代表它聲稱要捍衛的殘餘階級。

布爾什維克中，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異見群體。柯倫泰和什利亞普尼科夫領導「工人反對派」，他們渴望將權力交給當時已經幾乎不存在的工人階級。老布爾什維克中的知識分子，倡議民主集中制，反對中央集權。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禁止黨內派系鬥爭。這項運動的倡議者，包括列寧在內，認為暫時的團結是時局的急迫需要。但這些內訌卻在之後不可避免地捲土重來。那時，「左翼反對派」和「聯合反對派」都將失去其官方性。

列寧去世後

列寧的健康情況逐漸惡化。1992年到1923年兩年間中風發作兩次。他在他所謂的「最後的鬥爭」中掙扎著，奮力對抗他所觀察到的黨內官僚主義傾向，僵化和腐敗。他擔憂斯大林的性格和其在黨內的位置。在最後的文章中，他堅持要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調開。

但是他的意見卻並未被採納。1924年1月，列寧逝世。

政權迅速發起了一場怪異的死亡崇拜。其中最顯眼的部分仍存留於今日：他的遺體。這個飽經風霜，有些駭人的遺迹，在靈柩前接受人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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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的陵墓，圖片來源：Jac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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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在第14次黨代會上，不顧托洛斯基和他人的抗議，黨輕率並荒唐地徹底改變了現有政策。

現在，它正式接受了斯大林的說法：「一般來說，社會主義的勝利（不是最終的勝利）在一個國家內是絕對無條件地可以實現的。」

儘管括弧中的警告，對「一國社會主義」的信奉戲劇性地違背了布爾什維克和其他人的根本思想觀。

這一轉變出於絕望，因為當時國際革命的前景渺茫。但是，如果說，認為國際援助即將到來是烏托邦式的願望，那麼，下賭注在專制社會主義這樣不可能的事情，就不是烏托邦式的希冀了么？一個講求實際的悲觀主義，無論多麼難以變通，都要比這個壞希望有更少的破壞力。

斯大林任職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任何殘留的辯論和民主都逐漸枯萎，官僚們淪為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機構的看守人，將社會向著畸形的、他們稱之為「社會主義(grey blur)」的方向發展。而斯大林，這顆「灰色模糊般的存在」，在這個國家機器的心臟建立著他的權力基礎和身份地位。(譯者註：「grey blur」並未找到官方準確翻譯，大意是在諷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未積极參与領導革命，只是在後方潛伏，不能引起人的注意。）

1924至1928年，蘇聯的氛圍變得越來越毒，黨內暗鬥更加激烈，友敵的界限愈加含糊不清，形勢緊急危險。盟友變成對手又再次成為盟友。「雙子座」兄弟與政權和解，而托洛斯基並沒有。他被擠出了黨和中央委員會。他的支持者被騷擾、被辱罵、被毆打、被逼自殺。1928年，他的「左翼反對派」被粉粹了。

對政權的威脅成倍地增加，而斯大林鞏固了他的統治。隨著危機籠罩世界經濟，他開始了「偉大的變革」。他在1931年宣布：「步子絕不能放慢！」這是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落後發達國家五十、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彌補這個差距。我們要麼開始行動，要麼被他們碾碎。」

因此，殘酷的工業化和集體化，對經濟及政治文化的集中控制被認為是正當的舉措。黨內積極分子被大規模地迫害，被迫去出賣別人，被迫用洪亮的聲音來承認自己荒謬的罪行。他們因反革命的罪名被處決。先前對斯大林的忠誠也不能庇護他們：19世紀30年代的處決名單中不僅包括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還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無數其他的人。

墮落的專政導致了中央集權、反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復活，使得文化、性、以及家庭中的乏味的反動傳統重新蘇醒。斯大林主義就此誕生：一個偏執的、殘暴的、血腥的、媚俗的國家極權。

經歷了延長的暮色之後，經歷了一段時間「自由的微光」之後，可能的日出變成了日落。這並不是嶄新的一天，而是左翼反對派Victor Serge所說的「世紀中的午夜」。

（文中小標題為土逗編輯所加）

原文鏈接：Epilogue to a Revolution

本文節選自 October: The 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十月：俄國革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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