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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演變

書信的前身是實物信,可以看作是人類最早的有形信件。作為中介的信使「口說無憑」,為了更好地取信於對方,同時也為了避免遺忘和差錯,便在口信的基礎上逐步創造了「實物信」,即用各種各樣的實物作為交流信息的工具。這種實物具有公認的性質,人們接觸到實物,就會很自然地想到與這種實物相聯繫的意思,接受到不為別人知道的信息。比如,現在還有人在書信中夾寄幾粒紅豆,以表達相思之情。

在人類正式創造文字以前,在一些民族通信史上出現過「貝殼信」、「結繩信」。當然這種實物信,有的已經成為普遍公認的信物,有的成為雙方約定的信物。所謂「結繩信」,就是在繩子上結上大小不一的各種疙瘩,並塗上不同的顏色,用來表示各種不同的事情,我國古書上很早就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又說:「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結繩信就是用此來傳播信息、交流思想的。文字出現以後,還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書信,因為,那時還沒有發明紙。在紙張這樣的信息載體出現以前,人們的「文字信」又是用什麼來書寫的呢?古時候人們把信寫在一種又輕又薄的絲綢――絹帛上,這種信叫「尺素書」。「尺素書」是把寫好的信箋(素)夾在兩塊刻成鯉魚狀的木塊之間封裝起來,故又稱作「魚書」。但由於絹帛價格昂貴,只有有錢人家用得起,因此,那時人們使用得最多的信件,是寫在價格比較便宜、又容易製作的木簡、竹簡上。這已有大量考古實物為證。

遠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們的祖先就開始用竹子和木板作為書寫的工具。首先用刀子把竹子或木頭刮削成一條條狹長而又平滑的小薄片,用毛筆蘸了墨在上面寫字。竹片叫竹簡,木頭片叫木簡,又稱牘。用來寫信的木簡通常三寸寬、一尺長,所以人們就把書信稱為「尺牘」。尺牘一般由兩塊木簡組成,寫信的時候,先在底下這塊木簡上寫上要說的話,寫完了在上面再加蓋一簡,並寫上收信人和發信人的姓名。然後用繩子從中間將兩簡捆紮結實,這個繩子就做「緘」。為了防止別人路上拆看,在打結的地方,還要加上一塊青泥,再蓋璽印,這蓋有璽印的泥叫封泥。然後就可以派信使把信送出了。這種信封形式一直到唐代還在仿製。

一般書信均簡短,以便於郵傳。信長,用的竹簡就多,郵傳負荷就重。據歷史記載,西漢文學家東方朔上書自薦,詔拜為郎。「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史記?東方朔傳》)在交通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書寫材料對郵遞影響較大。所以,傳播內容越來越多的需求,是人們創造更輕便的書寫材料的重要原因。

由於西漢時紙已經發明,到東漢中後期,民間已逐漸把紙當作信件的書寫材料了。史料中有不少這樣的記載。比如,《藝文類聚》留下了一篇東漢著名文人馬融給竇伯向的書信,信中提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無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武威太守張奐《與陰氏書》寫道:「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全後漢文?卷六十四》)。還有《北堂書鈔》引延篤給張奐書,也說到「惠書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東觀漢記》的作者劉珍、延篤等人,都是蔡倫同時代的人,但他們的著作、書信中居然未提到蔡倫。如果蔡倫此時發明了紙,他們是不會毫不在意的。當時由於交通阻隔傳遞書信的不便,所以讀之反覆,喜不可言。可以看出,這時候紙已作為書信材料逐漸普及,收信人習以為常了。晉代仍然具有漢朝時尺牘的遺制。但紙張作為信息實物,使得郵驛運輸更簡便省力,所以,紙張最終淘汰了尺牘。

後來社會上的書信交往越來越多,形成了書儀。書儀,從一般的意義理解,是書信的程式與範本。它的最早制定,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其時由於書札和所謂「尺牘」之學受到重視,撰寫及掌握書儀,被視為世族應當具備的「儀錶」之一,而書儀本身也就滲入了世家大族引為規戒的禮儀及各種實用雜儀(吳麗娛《敦煌書儀中的唐禮》,《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01月23日)。如下級官員要給長官寫狀,這種狀的用途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與公事相關的雜奏陳請(也包括薦舉),或雲奏事狀,另一種便是禮儀性的賀、謝狀或私人請問往來的箋狀。如李商隱有《為濮陽公官後上中書門下狀》、《為中丞滎陽公桂州上後上中書門下狀》、《為弘農公上虢州後上中書狀》、《為弘農公上虢州後上三相公狀》、《為懷州刺史上後上門下狀》。前一為加官,後四者均為上任謝。這類謝狀大多數報告到任上訖,再向宰相致謝,表勵精圖治、誓將報答之心。如《為懷州刺史上後上門下狀》:

  右,某伏奉月日制書,授持節懷州諸軍事,守懷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者。以今月日到任上訖。某特以門資,早登朝選,嘗奉出疆之任,曾3非泛駕之材。直以揚大國之棱(棱?)威,奉良相之成算,幸無挫屈,兼免滯流。業官未多,無罪為幸。豈意相公上引睿旨,下念勛家,既假寵於中司,又頒條於名部……當此之時,受任尤重,豈伊庸懦,可以指令。惟當非憂人之不思,非利物之不念,罄忠武在行之眾,奉盟津攬轡之威,冀無後艱,以答殊獎。伏惟俯賜恩察,謹錄狀上。(《全唐文》卷七百七十四)

賀狀常常用於官員之間特別是下屬賀長官,名目眾多,如賀任職升遷、賀節、賀(問)起居、賀雨雪,賀破賊、賀赦甚至賀祥瑞。這些內容,與給皇帝的賀表賀狀並立,在地方是以僚屬賀節度使為中心,也包括藩鎮彼此間的往還。這類官員之間的禮儀性書狀並不完全是公務,而是既有個人私交的成分,又有許多足以影響官場生活和官員升遷的內容,種種官場需要造成了公私不分的官牘套用。

唐代有一種特殊的信函,叫作「別紙」。趙和平通過對《新集雜別紙》的考釋,指出「別紙是一種有別於正式公文,如表、狀、牒、啟等正式公文程式的公私信函的泛稱」(趙和平《新集雜別紙》的初步研究,《唐五代書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253-255)出現在官牘文范或表狀箋啟書儀中的別紙,甚至成為某種官文的別稱。如崔致遠《上座主尚書別紙》、《賀除禮部尚書別紙》、《濟源別紙》(見《全唐文》附《唐文拾遺》卷四三)等多首。可以肯定,以上別紙基本上都具有官牘性質,或者是官場應酬之作。這種書儀無論是作為公文還是私人信函,都是信息傳播的重要方式,對後世影響很大。

郵驛通信中的官方文書,多為國家大事;民間書信則為私人小事,但人們對書信仍很重視。如明清兩代是古代家書發展的高峰時期,許多文人學士的文集中都收有家書。到了近代,近代郵政的建立,書信開始普及,成為人們交流、民間通信往來的重要手段,能否寫信、如何寫好信,對於當時的生活和工作至關重要。書信的演變,是與信息載體的進步相適應的,與傳播媒介的演變是一脈相承的。

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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