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痛、謠言和幻象，MH370家屬被希望囚困的這三年

在GQ報道組工作時，我曾接觸了三十多位MH370乘客親屬。在漫長的等待和尋找中，痛苦緩慢地生酵並融進他們日常生活的每個瞬間，微茫的希望帶給家屬的，不僅是慰藉，更讓他們陷入崩潰，甚至是彼此傷害。這是MH370失聯事件里最為疼痛黑暗的部分。

這篇長報道記錄了這一群希望的「囚徒」，但在當時因不可抗力未能刊出。3月8日是MH370航班失聯三周年的日子，我們在這裡將報道分享出來。三年了，家屬們仍然還在尋找和等待。

又一次陷入絕境

希望遭到了嚴重威脅。63歲的胡秀芳整個晚上都在不停說話，她的聲音尖細，語速很快，爆破式的發聲會把一句話開頭那個字咬得很重，聽起來像是一連串喊叫。

在過去的時間裡，她和許多MH370航班乘客的家屬一樣拒絕相信親人已經死去，並圍繞這一微弱的可能性構建了全部生活。

「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成為他們思考的邏輯終點，因此，2015年1月29日他們被冒犯了：馬來西亞航空突然宣布MH370航班失事，並推定客機上23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胡秀芳的兒子、兒媳和3歲的孫女都在飛機上。-7℃的夜裡，這個身形孱弱的老人匆匆趕到北京郊外的順義空港家屬支持中心，打算迫使馬來西亞人收回決定。

和她一同聚集的，是近100名驚恐的乘客家屬，他們從遠及邯鄲、濟南等地趕了過來。穿著橙色馬甲的醫護人員在會場後待命，手旁是一個大號的急救箱，上面貼著醒目的紅十字標識。

主席台上並沒有馬來西亞人。替代他們的是中國方面的工作人員和民航技術專家。「沒有實物證據，為什麼宣布機毀人亡？」 「為什麼馬來西亞人自己不來溝通？」不等台上回答，家屬們就提出下一個問題。連續的反問像是鼓槌，捶在家屬們的心上。

41歲的姜輝坐在主席台前的第一排，梗著脖子，像在剋制什麼。他是這群人中隱形的領頭者，母親在最後一班MH370上。他問航空專家，搜尋已經過去328天，有什麼條件支持宣布飛機失事。說到一半，工作人員插嘴進來，試圖打斷他，講起一些類似「我們一直在做工作」的話。姜輝拉高了音量，那個平靜的敘述仍在延伸。

「請閉上你的嘴！」姜輝抓著麥克風，對著台上一連喊了十多聲，力氣用完的最後兩下，幾乎是哭腔。那個敘述始終沒有停下。

胡秀芳跟著話題，嘴上不停附和著，碰到好的提問時，人群里開始鼓掌，她也會舉起手來。

台上的工作人員有些著急，他請家屬們「饒過」，並保證，宣布飛機失事後，搜索仍將繼續，只是空港物流園的家屬支持中心會擇機關閉。晚上十點多，工作人員們在混亂中離開了，留下心有不甘的家屬，不知道做什麼。他們乾脆往會議室地上一躺，歪歪斜斜地睡下了。

類似的「希望保衛戰」在過去一年裡發生過多次。2014年3月24日，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宣布MH370航班墜毀於南印度洋，有家屬不能接受希望的陡然中止，一度爬上了麗都酒店的天台。家屬們同樣不接受沒有切實證據的結論，他們在對納吉布的反駁中重建了希望。

那段時間的夜裡，26歲的王冠一站在酒店走廊里，就能聽到嗚咽的聲音。看著滿地的煙頭，想到飛機上母親的處境，他坐在床上猛捶幾下，然後看著手不停地抖動。

「這希望是痛的。」 抽了一口氣，他回憶說。

仍在南印度洋面進行的搜尋工作，還未發現失聯飛機的任何痕迹。這一事實讓許多家屬抱定——要說人不在了，就給證據，哪怕是一小片殘骸；沒找到，或許人還在。

從2014年12月開始，我接觸了30餘位心存希望的乘客親屬，他們的訴說讓我常有置身深淵的感受。我開始重新思考MH370航班失聯事件。不同於其它許多災難，這是一道不停被拉長的創口。

希望贈予安慰，也帶來陣痛。飛機失事的消息宣布後，60歲的李校輝在家中猝死。當天，他通過電視直播了解到兒子已經被認定遇難。

我總是驚心地回憶起1月29日那個寒冷夜晚家屬們的憤怒、咒罵和驚恐。溝通會快要結束時，胡秀芳不再開口，整理一下衣服後，離開了自己的座位。

戴著銀色耳環，她平靜地從我面前走過，很快出了門口。

權義 | 圖 MH370家屬們舉辦的祈福儀式

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

2014年12月里一個周五，距離飛機失事8個月時間，在順義空港的家屬支持中心外，我第一次見到胡秀芳。天冷颼颼的，家屬們剛剛參加完溝通會，許多人面色蠟黃，眼睛哭紅了。胡秀芳穿著黑色長款羽絨服，站在枯色的花壇邊，有點無動於衷的樣子。

她畫了妝，臉頰上的白色有些油膩，眉和眼都勾描過。

在她臉上並不能看見「希望」的痕迹。她把親人還可能在世當做一個鐵定的事實埋在了生活里。

我走到跟前，打了聲招呼，她支吾了一句「我還有事兒」，就顫巍著出了院子。像是受到驚擾，逃走了。後來她跟親近的人解釋，不接觸記者，是因為她擔心飛機上的兒子回來後，會被有關部門找麻煩。

胡秀芳極少同鄰居來往，大部分時間都一個人待在房間里。2013年丈夫去世後，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消失的飛機掏空了她所有能量。她只能憑藉記憶去拼湊生活。幾個月來，她每天都滿懷希望地為親人們歸來做準備。

胡秀芳的一天通常是從凌晨四五點鐘醒來後開始。摸索到手機後，她把編輯好的禱告發出：保佑親人平安歸來。在家屬的微信群里，她每天都是第一個發言。

起身穿衣，洗漱完畢，胡秀芳開始擦洗地板，在桌上的果盤裡放上香蕉和蘋果，儘管她很少吃這些。她給孫女心心的童車蓋上條布，靠房門放好，出門時拿起來會方便。冰箱里預備好兒子愛吃的醬豬耳朵、牛肉。兒媳曉蕾的碎花床單被褥疊放整齊後，被她捋得沒有一個褶皺。

婆媳倆為了家裡管錢的事情，先前曾吵架動手過。如今想來，這些過節無關緊要，她不會因為自己的氣量，影響親人回家的大事。在這朝陽區青年路上的兩居室里，胡秀芳有著自己的脾性和拿捏。

光線從屋中退回窗檯，家裡的擺設就會變得秩序井然，布娃娃按照大小個頭依次擺放，各色的沙發靠枕也次第安置好。愛美的她還會在家中擺上幾束顏色艷麗的塑料花，增添些溫馨的氛圍。忙完後，她端坐在沙發邊緣，不出聲響，時而望一望房門。

「那種感覺，就像她仍然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戴淑琴感到同病相憐，她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飛機上。戴淑琴常在晚上接到胡秀芳的電話，聽她不知疲倦地講起白日里準備的細節和她的希望，直到兩人都睡意沉沉。

家裡備足了菜肉米面，但胡秀芳平日里並不下廚做飯。當碗筷擺上桌子的時候，那些空位置的氣場開始顯現，忙碌家務中產生的一點幻覺會頓時喪失。

相形之下，她的親家高顯英令不少人羨慕——據說她能看到被飛機帶走的親人們。

高顯英的特殊本領是在飛機失聯兩個月後獲得的。每天睡覺前，她總是將女兒、女婿和外孫女的照片放在床頭，一張張盯著看，一直看到淚眼婆娑。有一天，入睡後，他們真的走進夢裡。

「很鮮明，一個鏡頭接著一個鏡頭」。高顯英一邊說，一邊努力搜集著腦中的畫面：在一條栽種冬青樹的路上，女兒低頭玩手機，女婿背著包在走，只有外孫女一蹦一跳的。她哭著喊，三個人都不回應。

第二天，高顯英迫不及待地去女兒女婿的小區里找，果然找到了冬青樹。於是，同樣的鏡頭一次次進入她的夢裡。不久後，她白天也能看到夢裡的畫面：站在小區院子里，女兒女婿在相視說笑，有時候，猛一回頭，她聽到外孫女在遠處喊「姥姥，姥姥」。

那一天，她急切地穿過人群，找到那個發出聲音的小女孩，伸出手去撫摸她柔軟的頭髮。剛觸到，高顯英的眼淚就下來了——這不是她的外孫女。她把這一次唐突的舉動歸結為「北京小孩子叫『姥姥』都是差不多的音調」。她自己是從安徽來的，分辨不出，可是，她不明白為什麼眼前的畫面那麼清晰真實。

2015年新年後的一天，我去通州區臨河裡拜訪高顯英。她的講述充滿了奇異和興奮。抱著找回女兒一家的希望，她和丈夫在北京租了房子，客廳里的茶几上凌亂地堆著袋裝食品，晾衣架上的衣服也裹成了一團，她靠在沙發里，顯得有些虛弱。

持續了幾個月的幻覺最終得到了冷冰冰的科學解釋，四個月前，阜陽市第三人民醫院給她做出了診斷：極重的抑鬱、焦慮、敵對、恐怖，兼有嚴重的幻聽幻視。醫生給她開了幫助安眠鎮定的藥物。不過，高顯英並不為積累的疾患感到困擾，她拒絕了醫生們提出的住院建議。

閑聊的間隙，她突然有些神秘地對我說：「你知道嗎？那些葯我都沒吃，我怕吃完再也看不到他們了。」

權義 | 圖 胡秀芳在家裡整理孫女的玩具

所有理性和邏輯都失效了

誰也說不清這種希望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姜輝是一個靠邏輯和理性的商業嗅覺生活的人，他出生在幹部家庭，自視頗高，受不來氣。北京房價剛剛飆升的時候，他開始買房投資，之後又入手基金，賺下了「夠後半輩子花的錢」。在服務了近二十年的公司里，他已經連續好幾年拿到了部門第一的業績。

他喜歡談論理論和數據。不過茶餘飯後，他隱隱有些中年人的迷茫。飛機帶著母親消失後，優遊歲月的他猝不及防地跌入漩渦。

姜輝心裡本來存了一點僥倖。MH370的乘客名單上有母親姜翠雲的名字，年齡卻對不上，母親3月21日生日滿71歲，名單上寫的卻是62歲。他想，「姜翠雲」這個名字很普通，重名的可能性大。他拜託外交部的朋友查了護照資料，朋友打來電話，接通後，他下意識地吐了兩個字「等等」，頓了一下，說了句「發簡訊」。

信息證實，飛機上的「姜翠雲」就是母親。

「像是我親手把母親摁在了那架飛機的座椅上。」姜輝說，馬來西亞工作人員的這個疏忽近於殘忍。

姜輝就這個錯誤跟工作人員提了好幾次，希望改過來。結果，到5月份，乘客資料上的年齡還是錯的。改不掉的年齡錯誤，讓他有種被作弄的感受。

我們約在一間咖啡館見面，姜輝一進門就脫下外套，摸打火機點手上的煙。他的語氣始終保持著和緩的節奏，在我們談起母子往事時，這種和緩也沒打破。他不擅長舉例，說自己是理工科出身，感性不豐富。

失聯事件剛發生時，姜輝曾有兩個星期不眠不休地盯著電視看新聞。之後，他覺得行動起來比枯坐著等要好，就關掉了電視，掛了個「福」字在上面。

3月18日，家屬委員會正式成立，分設技術、媒體等小組，代表家屬與馬來西亞方面溝通，追問飛機的下落。應酬能力還不錯的姜輝被分到了「辦公室」組，負責安排會務。

通訊專業的背景，被姜輝用來分析手頭獲得的各種數據，碰到難題時，他和家屬們會上微博求助網友。分析審驗完的問題，會被他在溝通會上拋給馬來西亞工作人員：國際海事衛星組織Inmarsat給出的衛星握手信息的原始數據在哪兒？飛機上的4個ELT（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向衛星發送地點信號的傳送器）， 1個可以人為關掉，另外3個不能，是這樣的么？

私下裡，姜輝並不否認「飛機終結於南印度洋」這個結論。他根據多普勒效應驗算過：飛機發出最後信號的時候，正位於澳大利亞珀斯以西大約1600公里的海域，根據一小時一次信號的頻率，飛機能飛行的距離有限，半徑以內都是海水。

但在這件事上，所有這些數據和計算都失效了。

「說人是死是活，我都不會相信，除非給我證據。」姜輝對數據公布的遲緩感到不滿，進而質疑數據的完整真實程度。實際上，家屬獲得的數據是極其有限的。溝通會上並不會總是有新信息發布，推諉、拖延的客套話佔了越來越多的時間。

這樣的時候，姜輝會想起那個母親年齡的錯誤，心裡積累著被愚弄的滋味。 2003年買第一套房子時，開發商曾糊弄業主拖拉交房期限，業主們唯唯諾諾之際，他卻一紙訴狀把開發商告上了法庭。而現在面臨的問題，要比買房複雜多了。他暗自勉勵自己，獲取真相是一個細碎漫長的事情，得有曠日持久的耐心。他希望自己是一個遠征的戰士。

後來，有人再提議去大使館抗議，姜輝會提醒大家掌握正確的時機和方法。家屬們跟工作人員怒聲相向，他卻同工作人員一直保持著禮節性的友好。

有天晚上，家屬委員會的成員們正在酒店的房間里商量事情，一位年老的家屬走進來，對著大家鞠了一躬。「我不大會說話，就表達個感謝。」姜輝看到老人身體俯得特別低，心裡一陣難受。

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想到飛機帶著母親消失後的種種遭遇，姜輝的喉嚨里哽了一口氣。他有個強烈的願望——要是能把MH370這個事情弄明白了，這一輩子也就沒有白過。

網路圖 | 姜輝在看MH370搜救的消息

大師與神佛帶來了安慰

胡秀芳已經習慣每周一、三、五定時去家屬支持中心，馬來西亞方面會安排工作人員在每周這三天接待家屬。從家中前往家屬支持中心，坐675路轉915路，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她得早上10點就出發，到站後，買一個十二三元的簡便盒飯，到中午一點半左右，溝通會開始。

「像是做禮拜，去了，心裡便得到安慰。」戴淑琴說，胡秀芳每周一、三、五去空港，一年裡，一天都沒落下過。

另一位家屬張美玲在開始的時候不怎麼去空港，她擔心曝光太多，對在飛機上的女兒女婿不好。

張美玲的獨生女兒白小莫畢業於北京大學，之後又到加拿大留學、工作。在一段童話般的戀情後，嫁給了加拿大籍印度人Muktesh Mukherjee——一個印度政治豪門家庭的次子。

婚後，這個跨國家庭先後迎來了兩個混血兒子的出生。2008年11月，夫婦倆帶著孩子從美國回到了中國。Muktesh Mukherjee工作的地方在北京的最高點——國貿三期，住所則定在了國貿附近的新城國際公寓。在那裡，張美玲也有自己的專屬房間。

回想起之前，張美玲會陷入歇斯底里的焦慮之中。「我有時候想撓自己，狠狠地撓，發泄一下。」 說話間，她做了一個咬牙抱臂的動作，臉上的皺紋瞬間糾纏在了一起。

像上班打卡一樣，張美玲每天都會撥打馬來西亞、空港支持中心和外交部的三部服務家屬的電話，跟接線員聊天。她自己的描述是：「如同祥林嫂一樣的神經病，周末憋兩天，就等著周一時鐘轉到9點，拿起電話。」電話那頭的隻言片語甚至接線員語氣，對張美玲來說都是希望的影子，影響著她的情緒。

現在，張美玲住在北京東南二環的一處回遷房小區。家裡的裝修簡潔明麗，牆上拼貼掛著的9幅合影，記錄著女兒女婿和外孫們的開心瞬間。午後陽光透過落地窗照進客廳，照片的色彩也會明亮起來。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我前去採訪，還沒待坐定，張美玲便開口問：「你怎麼看馬航這個事情？」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充滿了危險，便回答說希望結果是好的。張美玲聽完，笑著對我說道，早上打電話時，那頭的工作人員跟她講了，人很快就會回來。

電話里的「安慰」，剛好驗證了她前一陣請「大師」算命的結果。APEC會議前，張美玲打聽到有個「大師」算命特別准，「是給中央首長算出行兇吉的」，於是找到他，遞上女兒女婿的生辰八字，「問是死是活」。「大師」沉吟片刻告訴她，所問之人生命徵兆特別明顯，讓她放心，人在年底就會回家。

她的丈夫並不信這些。飛機出事後，丈夫就喪失了言語，瘦骨嶙峋的身體套著寬鬆的衣衫，整日坐在家裡，看著自己的手發獃。這並不影響張美玲的虔誠，每逢初一十五，張美玲會去白雲觀敬香，如果去不成，也在家裡齋戒，做些白菜豆腐白飯齋飯。

雷磊 | 圖 張美玲的丈夫，在失去女兒後經常一個人發獃

求助於占卜、算命和禱告的並不只是張美玲。在家屬中流傳的親人歸期，從3月底、清明、國慶，一直變換到元旦、春節。配合「劫機」、「美國搗鬼」、「國際間諜」等這些「陰謀論」，這些「卦相」特別容易入耳入心，支撐起心裡的希望。

高顯英在去空港要人的間隙也請人算過命，算的結果都挺符合她的心意。只是，她從不去抽籤。我好奇地問她為什麼。她說，簽筒里也有不好的簽。

高顯英更相信自己和親人的感應。她一再說起二十年前在文摘雜誌上看到的一則故事：某地發生礦難，母親一直在井口呼喚兒子的名字。後來，她的兒子作為唯一的倖存者獲救後，告訴周圍的人，生命彌留之際，心裡想著母親在呼喊自己，就吃棉絮、飲髒水，堅持活了下來。

「親人血濃於水，是有心電感應的。」失聯那天夜裡，高顯英睡得很安穩，這是她一直以來抱有希望依據之一。清晨日暮，她也開始呼喚親人的名字——睡前跟女兒說，睡覺了；醒來後，跟外孫女打招呼，早上好啊。

6月22日是外孫女心心的三周歲生日，親家胡秀芳把高顯英夫婦約到了家裡，遙祝慶生。桌上擺著蛋糕，兒子、媳婦、孫女的座位前都放了碗筷，杯子里還倒了兒子喜歡喝的紅酒。唱完生日歌，老人們便開始呼喚親人的名字。

「寶貝心心，你快回來。」

賠償問題的兩難

緊抱著希望的人們會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2014年5月的一天，遠在外地的家屬拖家帶口來到北京，超過100人匯聚在家屬支持中心，並同馬來西亞工作人員發生爭執，相持到晚上。外地家屬沒法回家，打算在支持中心的會議室里鋪涼席將就一晚。工作人員開始不同意，考慮到外地家屬的實際困難後，也顯得模稜兩可。

家屬們在準備鋪床時，警察來了，帶走了16位家屬，多數是老人，還有兩三歲的孩子。在這之前，姜輝被戴淑琴推了出來，說讓他回家照看孩子。

深夜裡，姜輝開著車往派出所里送吃的喝的，看著眼前晚歸的車流，心裡一陣沉重。

姜輝回憶說，這件事後，外地家屬來北京的就少了。人分散在了各地。回想起先前家屬委員會的經驗，姜輝覺得找到飛機失聯的真相，聯絡家屬形成合力是最重要的。

回公司上班後，他每周五都會開車去家屬支持中心，順道接上住得不遠的戴淑琴、葉倫等幾位老人。溝通會結束，家屬們會約約飯局，年輕一點的也去KTV唱一唱歌。只是，點歌的時候總會尷尬，比如，姜輝在的時候，就不點「母親」的歌。

但過於脆弱的希望讓人們變得易怒。與他們交流的過程里，最敏感的問題是賠償。是否接受賠償，成為希望是否真誠的重要檢驗。

在索賠律師選擇的問題上，家屬一直處於分化中。家屬被勸離麗都酒店的第二天，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推出了「5萬美元先期賠付」的計劃。關於兩個選擇的爭論，在家屬群中持續了近十個月。

「老喬」是第一個同意領取5萬美元先期賠的人。他選擇了中國律師團代理，並常跟家屬們推薦中國律師團，理由是：通過談判了結，使事情平靜下來，對大家有好處。他也曾對外說起，對找回親人已經不抱希望。

因大多在行政或事業單位任職，選擇中國律師團的「老喬」、姜鳴等人，被認為是幫助政府維穩。不少家屬覺得，這5萬美金是親人的買命錢，拿了，就意味著接受現狀。親人歸來的希望，第一次受到來自家屬內部，甚至是來自內心的威脅。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在2014年6月12日曾發布信息說，「有40名中國乘客家屬同意接受」先期賠付。姜輝在一名乘客一名家屬的投票群里進行了統計，乘客總計154名，未領取也不準備領取的有137人的家屬。

姜輝傾向於選擇國外律師。他和其他家屬通過比較多家國外律所發現，與中國律師團的談判方法不同，外國律所會以起訴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和零件製造商為策略，去調查證據，獲取真相。

濟南的乘客家屬文萬成則另闢蹊徑，選擇了代理過韓亞空難、伊春空難的張起淮律師。他的訴訟策略代表了許多老人的想法：通過向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索賠乘客和家屬在飛機失聯期間的損失，給馬來西亞方面施壓，進而了解親人的下落。

有的家屬苦笑著對我說，因為律師的選擇，家屬們一夜間進入了「三國時代」。每個人都在為自己辯護，斥責選擇不同的人「居心叵測」。是不是為了親人回來打算，成了一條最不能置疑的標準。

律師選擇問題的討論蔓延，還在家屬微信群里引發了一場「比慘」大會。不少老人訴說兒女失蹤後的辛酸——他們同時說，這種痛苦是那些「媳婦」或「女婿」不能比的。老人們擔心，賠償的最大收益主體是配偶，配偶「沒有血緣」，或許只顧錢不顧人。

張靜是乘客趙朋的妻子。抱著找人的希望，她和公婆一致地拒絕了先期賠付。之後，一筆來自保險公司5萬元賠付卻讓這種信任出現裂痕。公婆懷疑，她拿了取錢的身份證、結婚證，是想獨吞這筆賠償。趙靜則解釋說，她是想領回錢，再分給公婆。

保險公司賠給她家的那筆錢，至今也沒人去領。家庭關係緊張後，張靜帶著兩歲的兒子皓皓回了娘家。公婆想看孫子，也只能等到外婆抱著皓皓趕集時，遠遠地看一眼。

「我怕他們把孩子抱走。」張靜對外說，她擔心公婆拿孩子作為要錢的籌碼。

2014年11月底，家屬姜鳴在微信群中舊事重提，呼籲大家接受5萬美元的先期賠付。她表達了自己的擔心：有些家屬生活困難，領取這筆錢卻會面臨道德指責，他們正在陷入窘境。微信群內，家屬們一時間不置可否，有人認為「這是個人選擇不要強求」。姜鳴爭辯說，領取先期賠付也是出於「善待他人」的目的。她以自己舉例，父親在飛機上，但她選擇了領取這筆錢。

那段時間，胡秀芳正在為孫女心心上學的事情奔波，她細心地考慮到，孫女回來差不多該上幼兒園了。一連多天，找了三四家幼兒園都沒談下來，她心裡有些沮喪。看到姜鳴勸大家領先期賠付，想著家裡三口人在飛機上——她的希望受到了威脅。

「認錢不認人，飛機上是你的義父，所以你才著急領這五萬美金。」胡秀芳怒不可遏。聽到「義父」這句，姜鳴幾乎崩潰。

心裡的黑色正滲透到臉上

胡秀芳「反擊」姜鳴時，文萬成也在一旁幫腔，他並不針對什麼，只是言語有些戲虐的煽動。

文萬成的口頭禪是「我有證據」。飛機失聯後，參加溝通會、遊行抗議、會見官員或者接受採訪，他手中始終握著一個錄音筆大小的攝像機。早年，他曾是一名特務兵，搞過情報工作。飛機失聯後，他一度相信這背後有政治陰謀，「把飛機藏起來這樣的高科技，只有美國能玩轉」。

回到濟南家中，文萬成就窩在自己的工作間里。喝了一半的礦泉水瓶子和各種文件資料堆積在辦公桌上，硬碟、擴音器、偷拍器、轉換線頭和放大鏡，像是糅在一起，亂糟糟的。他坐在電腦前，查閱資料，熟練地截取圖像留證，直到深夜。一年下來，硬碟里積累的失聯事件資料已經超過2000G。

文萬成的獨子在飛機上，留下一雙兒女。回到家中，他會雙手拖著小孫子揮舞，吼著「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頭」的曲子，慷慨激昂，眼睛卻是紅的。

選擇律師時，他數次將張起淮撰寫的文章分享到家屬微信群里，像是販賣廣告帖一樣。還將律師拉進了只有家屬參與的微信群，結果被家屬踢了出來。姜輝傾向於選擇國外律師，文萬成私下譏諷他是「漢奸」。結果，姜輝和其他選擇國外律師的家屬同張起淮律師暗中較量，相互挑對方的不足。

在我和他的交談快要結束時，文萬成狡黠地笑了笑說，讓家屬和律師有矛盾，等於是拉來很多雙眼睛盯著律師工作，律師也會被激發出積極性。這個道理，和他在微信群中樂見家屬爭吵是一樣的，吵完了，心就會不甘，就會繼續上路去尋找親人。

家屬發生矛盾時，姜輝會站出來勸架。在文萬成看來，這種冷靜理性近似於軟弱。到後來，他覺得姜輝也逐漸有了變化。之前，家屬們去馬來西亞駐華使館抗議，姜輝建議他去馬路上搭帳篷睡，營造一種「持久消耗」的樣子。文萬成沒有理會。

有一次，我和姜輝聊起我所從事的媒體業，他說自己並不反對家屬跟媒體訴說失去親人的痛苦，因為每一次講述都是提醒，會保持家屬的「戰鬥性」。

姜輝在同馬來西亞工作人員爭論的時候，說話太急，會陡然卡住，站在旁邊的劉婉伊會給他一些提示。劉婉伊覺得姜輝在一步步變得焦慮，提問時，他不再問「為什麼」，而是二選一的「你只用回答是或不是」。提問的開頭，他也常加上一句「你不要跟我說一堆廢話」。

2014年5月，馬來西亞官方發布了5頁篇幅的失聯航班的初期報告，姜輝提出請馬來西亞方面將英文版本的報告翻譯成中文。結果，一連提了數月，杳無音訊。

一日日地度過，夏去冬來。家屬們提出公布完整的衛星數據，查看失聯當晚空管和軍方雷達監控人員值班錄像、貨物的原始清單以及乘客登機錄像等訴求，也都沒有得到迴音。

「為什麼不能看，還不是心裡有鬼。」循著這樣的想法，「陰謀論」在家屬中一直流行。

溝通會陷入沉悶的過場。家屬們只能在那裡哭泣，或者彼此訴說。劉婉伊說，支持中心應該改名叫「家屬互相安慰中心」。溝通會上，官員們拿著文件念上半個小時，不緊不慢的樣子，也讓戴淑琴看著心裡難受。她是個急性子，碰到衝突的場合，就會開口罵人，「臭不要臉」、「孫子」什麼的，聲音越來越大。

像戴淑琴一樣，很多家屬在漫長的等待里患上了躁鬱症。除此之外，不停的哭泣也使得乾眼症也在家屬中十分普遍。乘客王春勇的父親左眼動脈出血，發現時已經失明。

姜輝的耐性也在崩解。在一次溝通會上，姜輝和馬來西亞方面的工作人員爭執不下，碰到臨時有事需要離開。臨走前，他瞪著眼叮囑身邊的家屬：要磨他們，去問他們的眼睛為什麼是紅的，問他們的茶杯為什麼不換水。

現在41歲的姜輝，比一年前看起來老多了，利刺一樣白髮從兩鬢滋出，關節里生出鋒利的結晶，讓他疼得睡不著覺。原本有些娃娃像的臉上，密集的老人斑開始出現，有時候我看著他，會覺得那些心裡的黑色正從臉上滲透出來。

權義 | 圖 姜輝的近照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在張美玲的國際家庭里，女兒白小莫是連接中國印度兩個家庭的紐帶，也是家人間交流的翻譯。飛機消失後，家庭里的「國際溝通」就成了問題。將自己變成「紐帶」，把家人重新聚合起來，成了張美玲新的希望。

2014年10月里，外語零基礎的她花掉兩萬多塊錢，定下了一家雙井橋附近的英語培訓機構，正式成為英語速成班裡的一名學員。

學英語的壓力直接來自於兩個外孫。飛機失聯後一個月，外孫Peter和mike就被爺爺奶奶包機接到了印度孟買。之後，外婆和外孫們的交流就只限於周六或者周日中午15到20分鐘的視頻電話。

「聽不聽話？」「學習怎麼樣？」「學中文了沒有？」看到孩子，北京的外婆總是固定的三問。大外孫Peter會用斷續的中文回答她，學了。張美玲著急地發現，外孫們在英語的環境里生活，中文水平退化得很厲害。

「你想姥姥了么？」張美玲問小外孫mike。

「啊？」屏幕上mike滿臉疑惑，顯然他聽不懂外婆說什麼。peter趕緊把中文翻譯給弟弟聽。

外孫變成了「外國人」，讓外婆張美玲感到後怕。進行著72個課時的同時，她還專門買了《新概念》和《大學聽力》作為輔導教材。61歲的她像大學生備戰四六級一樣，點燈熬油，捧著單詞語法書朗讀背誦。單詞記得差不多了，又開始做組詞造句方面的練習。

元旦後，她啟程前往迪拜，在那裡和外孫會面。這是外婆張美玲的考試。

張美玲聊起那次會面時，不願回顧細節。她有些抱怨自己，趕了上萬公里的路，只能聽懂一些外孫的話，卻什麼都說不出口。「年紀大了，總是記不住。」她決心後面一段的學習重點，要轉到讀說上來。

於嘉在丈夫失去聯繫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在跟車較勁。以前，夫妻倆在一個公司，每天早出晚歸，都是丈夫開車，她只需坐在副駕駛位置上，選自己喜歡聽的歌就可以了。來來回回六年，於嘉也沒記住去公司的路。回到公司上班後，她把丈夫的車鑰匙拿了過來。

新手上路後不久，她就跟別人的車蹭了。對方下車來，擺出陣勢質問道：「你怎麼開車的」。

「以前都是我老公開車的……」

「你老公人呢……」

於嘉「哇」就哭了。沒有力氣同對方爭什麼，她認了全責。

先前，從郊區的家去空港，30分鐘路程，於嘉照著導航要走一個多小時才能到；現在，她不用導航也能按時到達。

如同車技的長進，三歲兒子對父親的去向有了更多的疑問。此前，她一直用「加班」、「放假」、「出差了」哄著，現在兒子已經會追問，「為什麼」。

年底的一個周五，姜輝開車帶著戴淑琴往空港的方向走，順道去接腿腳不便利的葉倫。葉倫比較胖，在接他前，姜輝會先給車輪打點氣。葉倫揶揄道，接我就打氣，我往後可怎麼做人。一群人被逗得哈哈大笑。

戴淑琴也被家屬們笑話，說跑空港這幾個月不簡單，老了老了，還學了一門罵人的手藝。

家屬們私下裡聚會時，彼此間會不停地擠兌、開玩笑，像是卯足了勁頭要開心起來。多數的玩笑都會在「你這人怎麼這麼馬來西亞啊」和「你才馬來西亞呢」的段落結束，留下一些空白的笑意。

權義 | 圖 MH370家屬們在一起聚餐

時間過去一年，家屬這個群體也讓戴淑琴有了歸屬感。丈夫早亡，平日里女兒女婿都忙著上班，她一個人住在三元橋的單元樓里，沒事兒了，就蒸些糕點帶給其他家屬。姜輝、徐京紅家需要人帶孩子，她也會去幫襯著。

戴淑琴信賴誠懇踏實的人。看到姜輝和其他家屬們為尋找真相而努力，她會從自己心理上認定他們是「哥哥」。這麼想著，她會真的對著開車的姜輝叫幾聲「輝哥」。算起來，姜輝剛好比她小了20歲。

車開到空港，她跟姜輝說：「等親人回來，我們這群人也不能散，也是一家人。」這種表述在心懷希望的家屬群體中，是一種「政治正確」。

新年前的一天，家屬匯聚到姜輝在雍和宮附近的家中，準備一起包頓餃子。親人離開近一年的時間裡，家屬們很少這樣一起團聚過。

電視里正播放著亞洲航空QZ8501客機空難的消息，這架飛機在宣布失聯後，最後被發現墜毀在印尼海域。「有消息說這架飛機是通過乘客手機定位找到的，為什麼當時MH370不能用這個方法呢？」大家一陣嘀咕。

廚房裡，戴淑琴和幾位女性家屬忙著和面，洗菜，麵食是戴淑琴的拿手活兒。胡秀芳也在人群里，忙著切茴香做餡兒，端著碗碟進進出出。她看上去氣色不錯，比之前還白胖了些，這一年，她添了近二十斤的體重。

下午五點左右，餃子開鍋了。家屬們圍坐在一起，準備開始吃飯，胡秀芳臉上帶著笑意，左右看看，像是奶奶坐在家宴中。

姜輝提議大家一起干一杯。她也趕緊端起杯子伸手向前。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杯子碰在了一起。

作者雷磊，真實故事計劃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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