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致寬、恕兩兒
寬、恕兩兒：
日前寄你們一信，內附南京田先生信，計應先此到達。寬1月29日來信，內附青島、廣州兩信閱悉。茲先答覆寬前次及此次所提問題，然後再談其他瑣事。
寬前問我為何認他求學道已上了道。不錯的，對你確已放心了，不再有什麼擔憂的。其所以使我如此者，自然是你給我很多印象都很好，非只一時一次，亦不可能一次一次來說，總括之言，不外兩點：一、你確能關心到大眾到社會，萌芽了為大眾服務之願力，而從不作個人出路之打算。這就是第一讓我放心處。許多青年為個人出路發愁，一身私慾得不到滿足，整天怨天尤人、罵世，這種人最無出路，最無辦法。你本非度量豁達之人，而且心裡常放不開，然而你卻能把自己一個人出路問題放開了，彷彿不值得憂慮，而時時流露為大眾服務心愿。只這一步放開，你的生命力便具一種開展氣象而活了，前途一切自然都有辦法了。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你個人出路亦早在其中，都有辦法了，好不成問題。）二、你確能反省到自身，回顧到自家短處偏處，而非兩眼只向外張望之人，這就是讓我更加放心處。許多青年最大短處便是心思不向內轉，縱有才氣，甚至才氣縱橫，亦白費，有什麼毛病無法救，其前途與難有成就。反之，若能像自己身心上理會，時時回頭照顧，即有毛病，易得糾正，最能自己尋路走，不必替他擔憂了，而由其腳步穩妥，大小必有成就，可斷言也。
培恕可惜在這兩點上都差，（他雖有熱情，但一日12時日中其要求似是為他自己的要求多，）我對他便放心不下。更可惜他的才氣你沒有，若以恕之才而學的這兩點長處，那更不可限量了。
寬此次問：學問與作事是否為兩條路，及你應當走哪條路，好像有很大躊躇，實則不必。
平常熊先生教育青年，總令其於學問事功二者自擇其一。擇取之後，或再令細擇某學某事，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種教法。但我卻不如此，假如你留心看《我的自學小史》，看《朝話》，應可覺察到此，我根本不從這裡入手。
但我是經過想走事功一路那階段的。此在自學小史內已敘及。因祖父痛心中國之積弱，認為文人所誤，所以最看重能作事之人，極有顏李學派之意味，自小便教我們練習作事。因此我曾一時期看輕學問，尤其看輕文學哲學以為無用。其後經朋友矯正（見自學小史），破此陋見，乃一任自己生命所發之要求而行，
全無學問或事功之見存。當出世之要求強，則趨於佛法，不知不覺轉入哲學，故非有意於研究哲學也。當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而解決社會問題之要求強，則四方奔走（革命、鄉村運動、抗戰、團結）不知不覺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於事功。及今閉戶著書，只是40年來思索體驗，於中國舊日社會及今後出路，確有所見，若不寫出，則死不瞑目，非有所謂學術貢獻也。說老實話，我作學問的工具和熱忱都缺乏，我常自笑我的學問是誤打誤撞出來的，非有心求得之者。
你自無須循著我的路子走，但回頭認取自己最真切的要求，而以他作出發點，則是應該的。這還是我春夏間寫信給恕和你，說要發願的話。願即要求，要求即痛癢，痛癢只有自己知道。抓住一點（一個問題）而努力，去學在此處球，作事在此處作，就對了。因為現在任何一事沒有不在學術研究之路，即你即應先研究合作，而致力於合作運動，合作研究是學，合作運動是事，沒有充分之學術研究，恐怕事情作不好，即學即事，不必太分別他而固執一偏。又如你重視心理衛生這門學問，而發願謀學此學與中國古人學問之溝通，那自然是作學問了。而其實亦還是一種運動，尤其是要有一種實際功夫，從自己而推廣到社會眾人，亦未嘗不是事功。我以為末後成就是在學問抑在事功，不必預作計較，而自己一生力氣願用在那處（那個題目上）卻須認定才好。
以我看你，似是偏於作事一路，即如你來信不說「事功」，而說「從事實際，服務群眾」，這就易於作事之證。說事功，不免有「建功立業」之意，而由此意念在胸，倒未必能建功立業；倒是以「從事實際，服務群眾」為心，可能有些功業說不定。總之，你為大眾服務作事之心甚誠，隨處可見，即此就宜於做事。但究竟做什麼事還不知道，俟你有所認定之後，，當然要先從此項學問入手，嗣則要一邊做，一邊研究，邊學邊做，邊做邊學，終身如此努力不已。至於成就在事抑在學，似不可管，即有無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問耕耘，不問收穫。」是也。
我在做事上說，至今無成就。鄉村建設雖是我的心愿，能否及身見其端緒，不敢說也。你的路子似於民眾教育鄉村運動為近，假如我所未實現者，而成於你之手，則古人所謂「繼志述事」，那真是再好沒有了。不過你可有你的志願，我亦不以此責望於你也。
恕不忙去粵，試就道宗同住，在北大旁聽半年，再說。
源自：《人一生要讀的60封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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