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倫敦 ·?中國病人

上接：我二十三歲那年夏天

開燈以後，我細細端詳了她的臉，她眉間透著一股東北女孩特有的英氣，不同於江南妹子的靈秀。

我：「有人說過你長得像混血兒嗎？」

她：「我本來就是啊。」

我：「哪兒混哪兒？」

她：「我爺爺是蘇聯人，我有1/4俄羅斯血統。」

我：「他和奶奶怎麼認識的？」

她：「說來話長，爺爺是蘇聯軍醫，奶奶是他最後一個中國病人。」

我：「他為什麼老給中國人看病？」

她：

「我曾祖父是外交官，做過駐華大使，在北京生下了爺爺，一家人到他10歲才回蘇聯。

他沒有像曾祖父那樣從政，而是選擇了學醫。

因為會中文，畢業後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做校醫。

他工作第一天醫務室就進來兩個中國人，都是小個子，一個很壯一個很瘦。

那壯漢手臂刮傷了，鮮血直流，卻談笑自若，瘦子倒很焦急，不停用俄語問，

「важный，врач?」（要緊嗎，醫生？）

爺爺（下文有時簡稱醫生）笑了笑，用中文說，

「不打緊，消完毒包紮就好。」

他倆很驚訝，畢竟當時會俄語的中國人不少，會中文的蘇聯人卻頭一次碰到。

處理完之後他倆有說有笑的走了，爺爺隔著老遠聽見那壯漢說，

「尼古拉，告你個內部消息，黨組織已經通過你的入團申請了。」

瘦子歡呼了一聲，「真的嗎？」

壯漢答道，「這能騙你嗎，走，打牌去！」

過了幾個月，爺爺又一次見到了尼古拉，他這次獨自前來，說自己胃痛。

爺爺問，「你爸媽身體如何？」」

我：「為什麼問爸媽？」

她：「西醫的常規問題罷了，從遺傳角度推測病因。

尼古拉聽見後皺了下眉頭道，「媽媽身體不錯。」

醫生問，「爸爸呢？」

尼古拉淡淡的說，「我沒有爸爸。」

醫生很尷尬，沉默不語，過了片刻尼古拉才緩緩道，「家父背叛了共產主義，我已和他絕交。」

醫生頓時明白了，尼古拉的胃痛是情緒使然，但他沒直說，開了點不咸不淡的維生素。

寫處方時，醫生髮現尼古拉盯著桌上的一個小瓶子發獃，就問他怎麼了。

尼古拉不好意思地說，想起朋友了。

沒過幾天爺爺就被調到軍隊當軍醫去了，從此再也沒見過尼古拉。

我：「很多人就是這樣，一兩面就是一輩子。」

她笑了：「這麼說來他和第二個中國病人就老有緣了，周周見，都煩了。」

我好奇的問：「哦？怎麼回事？」

她：「與其稱之為病人，不如說他是個怪人。他怕風，還怕自然界的一切…」

我：「聽著倒像...」

她打斷了我：

「那人每周都要去找爺爺「看病」，可能因為莫斯科實在太寂寞，能和他用漢語聊聊天的只有爺爺。

醫生看出他是精神壓力太大所致，就開導他去看心理醫生。

沒想到那人立刻跪了下來，抱著醫生大腿痛哭，說自己絕不能看心理醫生，若傳出去回國就沒法繼續當軍人。

醫生只好安慰他別哭，心裡卻在嘀咕，

「這夥計是軍人？這身體能當兵嗎？還是早點轉行吧…」

那怪人在蘇聯呆了4年，和爺爺聊了4年，強迫癥狀依舊如故，但情緒比來時穩定多了。」

我嘆了口氣。

她：

「第三個中國病人也是軍人，長得很憨厚，性格也開朗，就是俄語不好，來時帶著個翻譯。」

我：「爺爺不是會漢語嗎？」

她：

「小夥子估計不放心吧，他的翻譯叫康斯坦丁，用流利的俄語做了自我介紹，然後說他朋友這幾天胸口有點疼。

那翻譯氣質陰森森的，爺爺不願與他對話，直接用中文問小夥子要體檢報告。

翻譯遞上報告，醫生掃了一眼，給小夥子聽了診，然後問，

「平時都喜歡吃什麼」

「蛋炒飯」

「炒飯時都放什麼？」

「雞蛋火腿。」

「你血脂很高。」

小夥子沉吟半晌，紅著臉道，

「可能因為油放的比較多」

「這就對了，以後少放點油，不然蛋炒飯遲早要了你的命。」

三個人都大笑了起來，康斯坦丁連笑里都透著一股寒意。

日子就這麼平淡過去，突然有一天，爺爺接到命令立刻飛往中國東北。」

我：「什麼任務？」

她：「去給一個女人接生。」

我：「接生？你爺爺是全科大夫吧...」

她：「東北那邊有婦產科醫生。那時爺爺看過了幾個中國病人，在東北已小有名氣。當時正抗日，那女人的丈夫是東北抗聯的高級將領，向蘇共指明要爺爺過來坐鎮，應對可能的併發症。

生產很順利，是個男孩，但大家還沒來得及高興，產婦突然出現心衰癥狀，透不過氣來…」

我：「看來那丈夫請你爺爺去真不是多此一舉。」

她：「產房頓時亂作一團，爺爺帶著幾個醫生護士七手八腳的搶救孕婦，丈夫在一旁滿頭大汗的踱步，澡盆里的嬰兒則不停啼哭。

孕婦終於脫離危險後，東北大漢緊緊握住了爺爺的手，用最地道的東北話說，

「太謝謝你了，醫生！」

爺爺笑著擺擺手，

「想好孩子叫什麼了嗎？」

東北大漢激動地講，

「就叫醫生的名字吧！」」

我：「你爺爺叫什麼？」

她：「尤里。」

她頓了頓：

「那嬰兒依然不停的哭鬧，爸爸把他抱在懷裡還是哭。

大漢和尤里開玩笑說，「有什麼辦法能讓孩子不哭嗎？」

尤里笑著講，「嬰兒哭是好事，現在把夫人的身體調養好才是主體。」」

我：「主體？」

她：「爺爺畢竟是蘇聯人，中文不算很好，他應該想說「重點」或「主題」。

沒想到嬰兒聽到「主體」二字突然不哭了，還咯咯大笑起來。

東北大漢看著襁褓中嬰兒的笑臉，不停喃喃道，「主體…主體...」

爺爺在東北呆了幾天準備返回莫斯科，不料接到命令讓他留在東北，隨軍醫治東北抗聯的戰士。

爺爺就這樣和中國人一起奮鬥在林海雪原。

抗戰結束後，蘇聯佔了旅順港，他被調到大連，過了一段清閑日子。

46年一艘中國商船駛進了旅順，一位大小姐從船上被直接抬到了爺爺的診室，她一直高燒不退，此刻已經昏迷。

當時情況很兇險，爺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從鬼門關拉回來，那女孩一醒來就握住了爺爺的手。

我笑了：「她是你奶奶？」

她點點頭：「我奶奶是大連人，他們結了婚，50年生下我爸爸。

又過了5年，蘇聯歸還了旅順港，爺爺收到最後一紙調令，招他回國，他帶上老婆孩子回莫斯科定居了下來，從此他的診室再也沒來過中國人，奶奶成了他最後一個中國病人。」

這時房間有點悶熱，我打開窗，讓微涼的風吹進來。

我看了眼牆上的表，已經午夜了，就給了她一件我的T恤，擁她入眠。

整晚我夢見的都是尤里醫生。

夢中的他騎著高頭大馬，與那東北大漢並肩穿梭在林海雪原，累了就在河邊休息，打兩條魚剮了生吃。

湊近了看，他長得很英武，糅合了高加索人的挺拔與蒙古人的堅毅。

直到iphone的鬧鐘打斷了我的夢。

我洗漱完畢，穿好襯衫，來到床邊親了她額頭一下。

她朦朧的睜開眼睛：「上班去了？」

我：「嗯，你走的時候把門撞上就ok。」

她點點頭。

我剛轉身，她又叫住我：

「我突然想起來，奶奶不是爺爺最後一個中國病人。」

我：「那...？」

她：「你急著上班嗎？」

我看了看錶，還早，就坐到床邊：

「說吧。」

她：「爺爺剛從旅順回到莫斯科就接診了一個中國青年，他身體很好，高高壯壯的，那天有點胃疼。

爺爺問診了幾句，告訴他，

「你只是受寒了，所以胃痛」

「需要吃藥嗎」

「不用，注意保暖就好，莫斯科可比中國冷多了。」

隨後他們用俄語聊了會兒，那人俄語一般，不如康斯坦丁，但說時毫不怯場，爺爺告訴他自己是在北京長大的。

臨走前爺爺叮囑他多穿衣服，出門時把褲子提起來一點，遮住肚臍，這樣就不會受寒。

臨別時他們擁抱了一下，他對爺爺說，

「До свидания,врач！」（再見，醫生！）

爺爺笑著說，

「До свидания,товарищ！」（再見，同志！）」

我笑了笑，又親了她一下才出門。

進地鐵時我拿了份免費的《Metro》，封面是諾伊爾從門線里把球撈出來的照片，我這才想起昨晚英格蘭和德國踢世界盃來著。

Canary Wharf地鐵站的電梯陡長，很有平壤風，進站時像行入深淵，出站時如通向光明。

我23歲那年夏天，這世界上還沒有微信，喬布斯發布了iphone4，《盜夢空間》剛剛上映，皮克遇見了夏奇拉。

23歲那年夏天，西班牙即將奪冠，我穿著西裝乘著平壤風十足的陡峭電梯站在地鐵站前，向右邊那座不時滾動全球股價的大樓行了個舉手禮，然後說了聲：「早安！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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