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之後，我們如何迎接2020東京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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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日本東京舉辦「亞洲首次」奧運會，那一年也正是福島核電站完成土地收購的年份。如果「福島核電站泄漏事件」，被視為動搖戰後日本經濟發展與能源供給之間平衡關係的決定性事件，那麼2020重回東京的奧運會，這一被視為日本「從廢墟上站起來」被給予厚望的奧運會，能否打破發展主義的魔咒？戰後60年代，日本經歷了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這一發展背後的能源供給平衡問題，卻不斷建構著「諸如東京－福島核電站、大阪－敦賀核電站、日本本土－沖繩美軍基地之類的結構關係」。

作者 | 朱奇瑩

編輯 | 耄耋

美編 | 黃山

2013年9月8日凌晨，國際奧委會宣布日本東京獲得2020年第32屆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2016年8月21日，里約奧運會閉幕。在閉幕式最後，播放了作為下屆舉辦地的東京的介紹宣傳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一身來自任天堂的「馬里奧」形象從屏幕一端穿越地球，突然亮相於現場。比起此前一身傳統和服接過奧運會旗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安倍的卡通造型和「跨時空」出場，顯然引發了輿論更大的關注。這不僅因為在歷屆奧運會的閉幕式中，「從未聽說過」下屆舉辦地的國家首腦登台表演，還因有批評指出安倍此舉有政治干涉體育的嫌疑，欲借奧運彩妝下的政治表演，暗示其想要執政到2020年的強烈意志。對此東京奧組委做出的解釋是，請安倍出演是「為了向全世界的人們傳達日本舉國致力於2020年奧運會這一強烈訊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扮演「馬里奧」，出現在里約奧約閉幕式，受到輿論廣泛關注。

一、時隔56年的亞洲首次「同城奧運會」

大舞台和聚光燈總是願意熱火朝天地演繹過去和幻想未來。「舉國」辦會，全體動員——這種將東京奧運會視為國家級項目和國民性盛會的做法，雖然在事實上有可能是政治家的一廂情願，與國內民眾輿情相背，但這種動員機制在日本的近現代史上頗有淵源，例如1964年的「亞洲首次」東京奧運會和1970年的「亞洲首次」大阪世博會（世博會被視為「人類智慧」的奧運會）。不過準確來講，無論是東京奧運會、新幹線、高速公路網亦或是大阪世博會，這些全國性大項目的全面開花，雖然是在日本二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六、七年代，但其項目的構想本身，其實都誕生於日本「總體戰體制」下的1930年代。若不是因中日戰爭的局勢影響和日本軍備擴張的需要而導致諸項目「中止」或「延期」，那麼原定於1940年同時舉辦的世博會和奧運會就會作為日本「紀元2600年」慶典的重頭戲（以傳說中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之年——公元前660年為紀元元年）而載入史冊，獲得更多層的時代意味。可惜，歷史沒有假如。

1964年，日本舉辦了「亞洲首次」奧運會，這一年也被視為日本「國際化元年」。

日本著名社會學家、東京大學副校長吉見俊哉曾指出，所謂「總體戰體制」是由中央官僚對社會提出課題，並帶領產業界、地方社會和媒體有組織地前進的體制形式，但這一體制並沒有因二戰的失敗而告終。戰後，因為軍部這一不確定因素被排除，反而使日本的行政官僚系統在整個被佔領期得以保存和強化，需要達成的課題僅僅是從軍事課題轉變成了經濟和文化課題。當人們在歷史的延長線上延期或重新迎來人類的「文明盛典」時，以首次東京奧運會、大阪世博會、筑波科技博覽會等為代表的「舉國」盛事，既是某種歷史連續性的表徵，也加入了戰後語境下開發時代的新色彩。

日本學者吉見俊哉曾指出，所謂「總體戰體制」是由中央官僚對社會提出課題，並帶領產業界、地方社會和媒體有組織地前進的體制形式，但這一體制並沒有因二戰的失敗而告終。圖片來源：網路

二、「收入倍增」的修辭夢與地域開發的富裕意象

二戰後，日本藉助朝鮮戰爭的「特需」動力快速實現了經濟重振，自五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就達到了年均8.5%的經濟增長率，進入高速增長期（1955~1973）。隨著神武景氣、岩戶景氣、奧林匹克景氣以及伊奘諾景氣的連續到來，人們逐漸感到美國佔領期的現實已經成為過去，忘卻了在世界史意義下《舊金山條約》與《日美安保條約》互為表裡的現實，也不再拘泥於日美「擁抱」關係的連續性，不斷確認著「已經不是戰後」的認識。

支撐起這種大眾意識的，首先是在池田勇人政權下（池田執政期1960~1964）提出的國家核心政策——「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池田勇人巧妙地抓住了六十年代因「安保鬥爭的後遺症」而漸露疲態的國內大眾的政治意識，將政治上意興闌珊的人們拉進「收入倍增」的經濟夢想中，通過語言修辭法轉移了時代的政治情緒，從而大大激發起人們對「富裕」和「奪金夢」的渴望。宮澤喜一曾說，「池田政權以後，收入倍增中凝聚的大眾慾望已經超越了個別政權和政策的層面，開始如濁流一般翻滾奔騰起來了」，縱然這一雄心勃勃的口號的真實情況不過是「在凱恩斯看來理所當然的」日本經濟的增長條件（即戰后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基建城建的剛需互為經濟騰飛的乘數效應），它呼應的僅僅是一種在當時經濟結構下前提已經獲得保證的必然趨勢罷了。

在這種語言修辭政治的規劃、引導下，日本政府將此前地方層面進行的資源開發、填海造陸、新工業地帶增建等發展動向，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管理，上升到了國家戰略計劃的層面，制定出「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在重點部署大城市產業戰略的同時，還先後開發建設了諸如筑波學園城市、鹿島聯合企業工業園區等大規模的新產業城市和工業區。因此，整個六十年代的十年，成為了日本經濟扶搖直上的高峰期，也正是在這一持續繁榮中，日本人民的生產生活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第一產業的人口比重比原來減半（由15.2%滑落到7.5%），第三產業人口比重持續增加，城市化進程席捲全國，人口湧進大城市而農村人口迅速減少等。

戰後日本經濟飛速發展：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基建城建的剛需。圖片來源：網路

1964年曾被稱為日本「國際化的元年」，除了因為這一年東京奧運會的承辦使日本在世界的注目下「重獲了自信」以外，也與日本在同年加入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事實有關。從結束戰後佔領期到回歸國際社會，這種「自信」的實感是建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基礎之上的，也是通過政策意識的引導並藉助電視（1964年日本電視普及率達到93.5%）、報紙等大眾傳媒的廣泛宣傳而從日常生活經驗層面確立起來的。上述的「收入倍增」計劃作為一種語言政治，發揮了良好的「造夢」作用，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在開始享受經濟增長成果的日本社會中，收入倍增的國民夢想便開始轉化為以企業為中心的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即從「語言政治」逐漸變為更具現實性的「意象·文化政治」，催生出七十年代以來的世博會和地方博覽會熱潮，在以科技企業為中心的地域開發過程中，為人們繼續提供發展願欲的有力證據。在這種開發主義範式的意識形態引導下，人們將戰敗過程中破碎的民族認同和政治季節里無法寄託的複雜情緒，依託到科技、經濟、地域開發等新的象徵物上，把諱莫如深歷史記憶和意興闌珊的政治情緒逐漸推到了歷史的彼岸。

三、科技神話背負的幻想及其敗露

儘管圍繞富裕之夢的金光成了時代的流行色，但溫暖並沒有如陽光般公平地漫灑鋪陳至每一個貧困的角落。相反，以開發為中心的工業化和城市建設，席捲萬眾的消費文化生活，卻總是需要有源源不斷的能源動力和安全保障才能得以維繫，這就使奧運會、世博會、高效迅捷的都市消費生活，與作為其穩定能源供應和安全保障的區域政治緊密地關聯了起來，形成了諸如東京－福島核電站、大阪－敦賀核電站、日本本土－沖繩美軍基地之類的結構關係。

普遍認為，從1945年至1950年代中期，日本確立了戰後核能利用的政策。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敏銳地把握住了美國艾森豪威爾政權下的核戰略政策轉換契機，成功地將核電站建造的預算編入國家預算案中，並在1955年制定了核能基本法，兩項內容得以並行落實。此後建設起來的眾多核電站的運營起始時間，大都集中在六十至七十年代，與經濟高速發展期相重合。而且在一號核反應堆建成後，大部分核電站又推進了二號、三號的建設，核電站的增設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中期。舉辦東京奧運會的1964年，也是福島核電站完成土地收購的年份，1971年開始正式運營的核電站有4座，到九十年代中期總數增長至54座，日本成為核電站數量僅次於美、法的世界第三核電國。

動搖日本這種戰後經濟發展與能源供給之間平衡關係的決定性事件，是2011年的「311東日本大震災」這場「天災」之後發生的「人禍」——福島核電站泄漏事件。這場與安全科技神話有關的「人禍」，難免讓人聯想到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後發生的地鐵沙林事件，兩次災禍均暴露出在安全富裕的發展話語背後，被扭曲和誇大的「知」的虛假，而核事故尤其暴露了戰後日本發展結構下常在的「犧牲的體制」，事故後延續至今的核輻射、核污染、家園喪失和能源矛盾等問題，成為了現代發展主義的身體上又一道再也掩藏不住的深刻裂痕。

四、相互纏繞的歷史與現在

對於曾遭遇過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經歷和被害感情的日本，為何會在戰後接受了核能的和平利用，早已有過眾多的研究討論和反思。一些看法認為，「核能和平利用」的國策之所以能在日本社會中得以推進，首先與以中曾根康弘為首的保守勢力對美國核戰略技術的傾心有關，另外也是因為與中曾根齊頭並進的《讀賣新聞》報社社長、核能委員會首任委員長正力松太郎，利用旗下的《讀賣新聞》和日本電視台強力開展核能和平利用的宣傳攻勢而造成的。還有一部分看法則認為這其實與「和平憲法」一樣，美國的「核保護傘」無非是被強加到日本頭上來的，是美國一手為日本各地的核電站鋪平了道路。

日本核電站分布圖。圖片來源：網路

的確，自1950年代中期起，在美國石油資本的斡旋下，日本的煤炭能源結構遭受衝擊，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強有力的能源產業。然而，在本就受制於美國能源資本控制的情況下，日本選擇的卻是積極接受美國的「核技術」輸出和核能的「和平利用」，走上了一條將美國更深地植入自己內部的悖論之路。我們必須看到，在這種主動選擇的背後，核能的「和平利用」是與其所能帶來的「富裕生活」意象是緊密無間地纏繞在一起的，在「犧牲的體系」和「安全神話」暴露以前，這種纏繞的意象一直為人們持續地提供著此岸的幸福實感和可靠的發展保證。

五、從1964到2020，再度激情燃燒的歲月？

如今，關於安全科技和富裕生活的幻想意象已然破綻百出，核能的陽光撫慰著人們，卻沒有讓他們變得更加健康。2020年，奧運會又將回到東京，這是一次被視為「夢想之力」的同城奧運，也被寄予為「311大震災」之後的日本再次「從廢墟上站起來」的契機，機器人村、無人駕駛計程車、人工流星雨、超速列車等高科技已被提議展出，東京奧組委還提出了在福島舉行棒壘球賽事的計劃，正在推進災區辦賽事的工作。在東京奧運上將使用福島生產的氫氣能源一事最近也被海內外媒體熱議，但是當我們轉到國際媒體定格的鏡頭之外，對於核電站的再次啟動和福島受災地被害狀況的關注，對於災難與自身關係的思考，對於以開發主義為中心的消費文化生活的反省，卻有可能隨著奧運熱的繁華升溫而淡出旁觀者的關注視野。

東京奧組委提出了在福島舉行棒壘球賽事的計劃，正在推進災區辦賽事的工作。圖片來源：網路

安倍內閣將「第四次產業革命」作為自己政權下經濟增長戰略的支柱政策，致力於推進現有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深度轉型，實現日本經濟的「復興」。科技高新，AI前衛，不斷湧來的又一次「工業革命」浪潮重塑再造著日常生活的幾多便利，同時間夾著危險、犧牲與弔詭。當翻湧之潮退去，我們是否還來得及全身而退，是否還有餘力收拾好所有內在於自身的殘局？從自身的日常經驗中發現精緻幻想的破綻是不容易的，正如我們往往將災難局限於災難本身，而很難從他者的經驗中看到人類生存模式本身所面臨的危機，很難注視到自己的境況並非外在於教訓本身的真切事實一樣。然而，在相互纏繞的歷史與現實中，我們唯有通過不斷走進他者與自我的互通之處，耐心重尋內生與外物的通途，進入不斷流變的複雜的歷史張力關係之中，才有可能打開一個連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更生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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