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形成脈絡

孔子在《論語》中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最後一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該如何理解呢？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是行動，是實踐。如何行動實踐？就是前面的「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幾句話。孔子告訴弟子們說：「學習，不是我台上一說，你們一聽就結束了。學習最重要的是實踐，實踐才能出真知。大家在家做到了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處理人事做到了謹而信，對身邊每個人都存以博愛之心，多去拜訪那些有仁德的人。這些都做到了後，如果還有精力，就要多放在專研學問上，把實踐中的體會和書本里的知識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把書讀活，才叫學以致用啊。

分析完這句話的基本意思，我們再結合「道千乘之國..」一句的理解，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孔子前面剛和弟子們剛說完如何領導一個國家後，緊接著又講這些日常行為守則呢？這兩句到底有什麼內在的聯繫呢？

為了更清晰的了解，我們先把孔子這兩句話用線性描畫出來：

孝悌--謹信--泛愛眾--親仁--學文-->{治國-->平天下}

當然，孔子「道千乘之國」一句統攝了治國與平天下，至於先治國還是先平天下，孔子並未明確說一個先後順序來。但後來曾子給補充完整明晰了，曾子在《大學》中對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了更為詳細的論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同樣，我們把曾子的話也按邏輯順序大致描畫一下：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大學》中，曾子論述「治國必先齊其家」及「平天下在治其國」邏輯關係時，把「孝悌」作為實現前後目標的主要功課。由此，也可知《論語》中把這兩句話緊放在一起是有其一定的內在邏輯關係的。

講到這裡，為了明了儒家孝悌觀念的傳承脈絡，我們不得不指出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問題，曾子在論述「治國必先齊其家」時，把「孝」字的內涵創造性的拔高了，他說：「孝者，所以事君也。」由對一家之長的孝，推而廣之為對一國之君的孝，估計這也是造成後世儒家弟子們的誤讀誤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再至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為社會倫理、政治倫理。「以孝治天下」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而要搞清楚「為什麼曾子會拔高孔子孝道思想？」的原因，我們不得不提一提《孝經》這部書，《孝經》是講述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的著作，傳說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時也有人懷疑是出於後人附會。清代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此書開宗明義第一章就直接聲明孔子如何把孝道之缽盂傳與曾子的對話，原文如下：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概意思：

孔子在家裡閑坐，他的學生曾子侍坐在旁邊。孔子說∶「先代的帝王有其至高無上的品行和最重要的道德，以其使天下人心歸順，人民和睦相處。人們無論是尊貴還是卑賤，上上下下都沒有怨恨不滿。你知道那是為甚麽嗎？」

曾子站起身來，離開自己的座位回答說∶「學生我不夠聰敏，哪裡會知道呢？」

孔子說∶「這就是孝。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產生的根源。你回原來位置坐下，我告訴你。人的身體四肢、毛髮皮膚，都是父母賦與的，不敢予以損毀傷殘，這是孝的開始。人在世上遵循仁義道德，有所建樹，顯揚名聲於後世，從而使父母顯赫榮耀，這是孝的終極目標。所謂孝，最初是從侍奉父母開始，然後效力於國君，最終建功立業，功成名就。《詩經·大雅·文王》篇中說過∶『怎麼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要稱述修行先祖的美德啊！』」

當然， 假若上述《孝經》的內容確非杜撰的話，那麼，可以說孔子應是「孝君」思想的早期創始人之一了，曾子所言「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也就有所依據了。但我們通讀《論語》，以及對孔子言行的分析判斷，發現孔子並沒有提出「孝君」而是用了「忠君」的概念，難道孔子是秘傳曾子不成？如果不是，為何《里仁篇》中弟子們見曾子從孔子屋裡出來向他問詢時，他只說了一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卻不提孝道呢？是孔子沒說，還是曾子有意隱瞞？再說，為什麼為要隱瞞呢？這實在是個不解之謎。或許是孔子兩條腿走路，對國君採用「外忠內孝「的方法？當然，若站在孔子中庸之道的立場來理解，我們猜想孔子所追求的更多是一種忠孝間的平衡吧，即在「忠於原則」和「侍君以孝」間尋找一種平衡的狀態，這可從上文「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一句中窺得一斑。但，要做到如此恰到好處，何其難也！至此，就更不難理解為什麼孔子會發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的感嘆了。

我們再回到曾子這條線索上來，曾子之後，到了子思那裡，則重新走回了《論語》中孔子的路線，他在《中庸》中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就是人，就是講人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學問，而人與人間的關係中，又以孝順父母、處理好與父母的關係最為重要。至於如何處理君臣間的關係，他則做了調和論，他說：「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意思是君子總是根據不同人的情況採取不同的辦法治理，只要他能改正錯誤實行道就行。 一個人做到忠恕，離道也就差不遠了。什麼叫忠恕呢？自己不願意的事，也不要施加給別人。如此看，子思確實領會了他的祖父孔子的中庸思想。

再到了孟子那裡，對孝的理解則更加貼近孔子、有子、及子思的思想，他說：「事，孰為大？事親為大。」最大的事是侍奉雙親。還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孝子行孝的極點，沒有超過尊奉雙親的。而如何處理君臣間的關係，他也有了更為明確的意見，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我們看其中並無半點「孝君」的影子，他對待君主的態度是「義」而不是「孝」，他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什麼是義呢？他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的實質是侍奉父母；義的實質是順從兄弟。因此，他對待君主是以平輩兄長關係處之，相比曾子的「孝」顯然是有所不同的，而他所言的「仁之實，事親是也。」與有子的「孝悌也者，仁之本與。」一句更如出一轍。所以，若細比較起來，孟子確實比曾子對孔子的孝悌理解的更加透徹。

另外，如上面所論及的，從《論語》中我們未發現孔子說過如曾子所言的：「孝者，所以事君也」一類的話，孔子對國君是用「忠」字來表達的。比如《論語·八佾第三》中：「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要注意，這裡的「以忠事君」和後世的「忠君」觀念是有很大區別的，「以忠事君」更多指以忠於職守的行為和態度來侍奉國君，與無條件的、直接的忠於君主本人的行為有所不同。比如《孟子·滕文公下》記載了一個故事，說有一次齊景公出去打獵的時候，用旌旗召喚獵場的管理員，這個管理員就是不過來，齊景公就要殺他。為什麼這個人不應招呢？因為古代君王打獵時有所召喚，要用特定的東西召喚特定身份的人，旌旗是召喚大夫的，弓是召喚士的，皮冠才是召喚獵場管理員的。獵場管理員因為齊景公不按禮的規定召喚他，他就堅持不應招，甚至為此不怕棄屍山溝，不怕掉腦袋。如此堅持職守，孔子聽說後，很欣賞他。這個故事很好地詮釋了「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理念，顯然，這個虞人的行為，和我們後世理解的「忠君」完全不同，而孔子所讚賞的乃是這樣的「忠」。這樣的「忠」，其實乃是指「忠於原則」或者說是忠於禮法制度。

綜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人在如何處理君臣關係上面，我們大概可以做如下總結，即：

孔子講忠孝（或忠孝間的平衡之道）；

曾子強調孝君；

子思又以「中庸」（致中和）做調和論；

孟子則講「義」。

我們再來看看孟子對修齊治平的觀點，孟子說：「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氣長，而天下平。」他說「道」就在眼前，而大多人卻去遠處求，都相信遠來的和尚會念經。事情本來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解決，但人們卻喜歡繞彎子，把它複雜化。 孟子同樣注重「孝悌」，但對「治國平天下」的理解顯然和曾子不同，他強調人人守孝悌，也即：不論百姓、國君，都要孝順各自的父母，友愛各自的兄弟姐妹。大家都這樣做了，社會自然就和諧了，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因此，孟子對「孝悌」的理解與運用思想是非常接近《論語》中孔子、有子思想的。而他又提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說法，也道出了「身家國天下」的政治主張，在大方向上與孔子、曾子、子思等思想是一致的。

我們通過孔子「道千乘之國」、「弟子入則孝」兩句話再對比曾子、孟子的學說，三人修齊治平思想的脈絡可以這樣形象的概括：孔子先為弟子們划了一個大圓圈，曾子覺得老師畫的這個大圓圈不夠清晰，把它給重新描了一遍，明確為修齊治平。孟子看見了，覺得曾子重描的圓圈和孔子的有些不契合，於是他又給這個大圓圈上了一遍顏色，當然，他們都融入了自己的一些創新見解。 但不論是孔子、曾子、子思還是孟子，只要言及修齊治平則「孝悌」必是弟子們必備的基本功夫。理解了這些，也就不難理解我們上面所提出的「孔子為什麼要弟子們若要具備領導大國的能力，必須從孝悌等日常行為規範開始培養」的問題的原因了。（譚清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