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

Our revels now are ended.

作為莎士比亞最後一部完整劇作，《暴風雨》於1612年問世。同一年，查理一世作為王儲，頂替了其兄威爾士親王，在十三年後終於繼承王位。死於1616年的莎士比亞並沒能看見英國革命的產生，也未能見證查理一世如何被送上斷頭台。然而，在莎士比亞生活過的年代裡，瘟疫，飢餓，經濟衰退，普遍貧困的產生……傳統的基督世界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衰亡。馬丁路德的出現是一個楔子。新教改革的出現直接導致了數百年來中世紀秩序的重組，也預示了現代性的誕生。作為同時代最偉大的藝術家，同時也作為傳統基督世界最後一位啟示錄的書寫者，莎士比亞在《暴風雨》中所表達的主題，便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逐漸老去的藝術家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基督教等級制度的崩塌。

根據René Girard的觀點，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Medieval-Renaissance period）基督教的本質在於一種等級制度——sacrificial hierarchy——而這種等級制度之中本身就包含著毀滅的種子。通過新約聖經，馬丁路德對sacrificial hierarchy進行了解釋，將其類比為替罪羊（scapegoat mechanism），並公開地進行反對，提倡一種與上帝之間私人的、基於個體的關係。他引用路加福音說道，『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在《暴風雨》中，莎士比亞一方面承認了現代性的出現，另一方面，這種與天主教傳統相悖的事實又讓莎士比亞陷入彷徨。在越發艱難的創作過程中，莎士比亞看見的不僅僅是一種神聖秩序的消亡，一段歷史的結束，同樣也是他藝術生涯的終點。

《暴風雨》的第一幕發生在海上。暴風雨襲來之時，航船面臨沉沒的危險，水手們與王公大臣們在甲板上開始了爭吵。遠離陸地這一事實增長了水手的權力，面對Gonzalo的詢問，水手長並不畏懼於地位上的差距，而是強硬地要求所有人回到船艙里不要擋道。在這一幕中，莎士比亞詰問了危機來臨時傳統等級制度的基礎，知識權力結構使得船上的水手們在這一刻成為了真正的國王。於是，船上的王公貴族們與水手之間產生了顛倒。他們詛咒水手，又依賴水手，他們試圖提醒這些卑微的人，要他們牢記自己的地位——『remember whom thou hast aboard』——似乎在這些王公大臣看來，水手們理應為保護貴族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一樣。然而這種命令是沒有依據也缺乏力量的，它既無法阻止水手，同樣也不能改變航船的沉沒。只是到此為止，莎士比亞本人尚未出現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他詢問的是中世紀長久以來被視為根基的等級制度的合理性，而他所要表達的也僅僅是一種模糊的基於個人主義的廣泛懷疑。

隨著場景從海上移回島上，幕後的主導者Prospero出現了，同時出現的還有島上的另外三個角色：女兒Miranda，精靈Ariel，以及怪物Caliban。

在第二幕中，Prospero同Miranda講述了過去的故事，解釋了他們來到島上的緣由以及昔日他們在陸地上的真實身份。在這一段敘述中，Miranda是作為觀眾呈現的，而魔法師Prospero則是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石洞宛若劇場，身為父親的權威則確保了表演的順利進行。然而儘管如此，Prospero仍然表現出一種焦慮，或者說是恐慌。在與Miranda的關係中，Prospero一開始曾對自己的權威充滿自信。他先是問道，『Canst thou remember a time before we came unto this cell』，然後又立馬替Miranda作答道，『I do not think thou canst, for then thou wast not out three years old』。隨後，Miranda進行了爭辯，顯然這是出乎Prospero預設的，而在Miranda仔細說出自己的記憶之後，Prospero作為父親的權威終於受到了最初的質疑。接下來，受到這種質疑影響的Prospero，他作為父親與偉大藝術家（魔法師）的自信開始不知不覺地走向衰退，而作為一個老人的疲憊與焦慮則一點點顯現出來。在講述的過程中，Prospero不止一次地打斷自己，詢問Miranda有沒有認真在聽：

『Dost thou attend me?』

『Thou attendst not.』

『Dost thou hear?』

正是Miranda的疲憊引起了Prospero對於失去觀眾的恐慌。對於藝術家而言，即使是在與他最為親近的觀眾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張力，一旦失去觀眾，他作為藝術家的部分便死去了，因為藝術家是為他的觀眾存在的，即使這個觀眾許多年後才會遲遲出現。同時，這些反覆的詢問背後也包含了藝術家本人對於喪失權威的焦慮。這種焦慮的產生與先前一幕發生在海上的暴風雨是分不開的。正是危機導致了傳統等級體系的崩塌。作為藝術國度的至高者，莎士比亞恐懼於時代的變革，他擔心基督世界的消亡會產生類似於暴風雨的作用，而這一年的莎士比亞已經垂垂老矣，離去世只剩下不到四年了。

Prospero與Ariel之間的關係則有所不同。乍看之下Ariel與Prospero之間存在著近似奴役的關係，Prospero似乎佔據著完全的主導地位，然而Ariel也不止一次進行過抗議，甚至問道：

『Do you love me, master? No?』

Prospero與Ariel之間的關係要追溯到他從女巫手上將她解救出來。正是這種解救使得Prospero在這段關係中從一開始就佔據了有利的位置。出於報恩，Ariel承諾要服侍Prospero，而她所追求的則是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所以儘管Prospero也曾恐嚇過她，揚言要把她關進橡樹的裂縫之中，但Ariel並不是全然服從的，也會適時地討價還價。隨著劇情發展，Prospero帶有強制性的權威轉變為了一種合作的關係。Prospero一手導演了島上的種種劇情，而在這個舞台的帷幕後面，Ariel是他唯一的夥伴。不同於Miranda作為聆聽者和演員的雙重身份，Ariel是與Prospero幾乎是平等存在的。所以在結尾部分，Prospero向Ariel祈求一個返航的好天氣，然後便如約釋放了Ariel。這時候，與其說釋放，不如說他們之間合作關係的結束。因為帷幕已經落下，島上的舞台劇也不再需要任何觀眾或者創作者了。

至於女巫的兒子Caliban，長久以來他被視作一個小丑，然而在整部劇作中，他才是唯一的悲劇形象。在Prospero面前，Caliban——也許最開始的時候不是，但打從他對Miranda圖謀不軌之後——始終是一個十足的奴隸。他的存在指向了那些在中世紀時期真正被忽略的底層人民。在上層人士眼裡，這些人民甚至談不上是人，他們存在的最大意義便是將貴族從勞動中解脫出來。在與Prospero的關係中，Caliban是被徹底剝削的一方，諷刺的是，應該是Caliban而非Prospero，是這個島上真正的主人。Prospero的到來不僅僅奪走了屬於Caliban的島嶼，同樣也奪走了屬於Caliban的故事。可以說在這段關係中，Prospero所呈現的是一個作為殖民者暴君的形象而非藝術家，但這個形象的出現幾乎是無意識的，也是莎士比亞時代的縮影。只是如果對這段關係進行回顧，由暴力所帶來的權威的脆弱程度同樣顯而易見的。最終，Caliban的行動沒能成功，但反叛的種子早已深深埋下。不幸的是，不管是作為創作者的莎士比亞或是Prospero，他們都只能依稀地窺見一絲的影子，卻不曾清晰地預見未來。

關於藝術家的職責，莎士比亞借哈姆雷特之口曾這樣說道：

『The purpose of playing is 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to show virtue her own feature, scorn her own image. 』

但到了創作生涯的晚年，莎士比亞意識到了這種藝術家權力的衰退。在《暴風雨》中，Alonso，Antonio，以及Sebastian無疑是有罪的。然而在《暴風雨》的結尾，儘管三人並未完全悔改，Prospero依然選擇了寬恕他們，甚至也求助於他們的寬恕。這段劇情所代表的是莎士比亞對藝術家權力邊界的探尋——儘管相對於作品而言藝術家具有絕對的權力，但在作品之外，這種權力也可能是脆弱並且易逝的。這個事實迫使莎士比亞原諒了悲劇的始作俑者，也正因為他理解藝術家權力的局限以及戲劇本身不過是一種呈現於視覺的造物，作為藝術家化身的Prospero不再具有了無上權力。

在最後的收場詩中，Prospero放棄了他的魔法以換取逃離荒島的自由。然而相比先前『 Ill break my staff, . . . drown my book』的承諾，這种放棄里還有一絲不甘。藝術家的自覺一方面讓他對自己的魔法引以為豪，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對觀眾的依賴。失去觀眾的同時藝術家也就失去了他的意義。在Miranda與Ferdinand的婚禮上，Prospero如此說道：

『We are such stuff as dreams are made on, and our little life Is rounded with a sleep.』

一如Prospero策划了整個荒島故事的開端與結束一樣，作為這出play-within-a-play真正的主人，莎士比亞在劇作中掌控著一切。只是，隨著傳統基督世界的消亡，莎士比亞作為藝術家的權力正在逐漸流失。在《暴風雨》的結尾，Prospero折斷了他的魔杖，與之一同終結的是莎士比亞的藝術時刻。長久以來，人們質疑作為浪漫主義劇作家的莎士比亞，認為他無法遵守傳統戲劇的三定律：時間，地點，行動。通過《暴風雨》，莎士比亞回應了這種質疑，卻也是最後一次回應。從傳統的基督文化中，莎士比亞獲得了藝術家的靈感與權威，而在展現這種權威的同時，他又通過對這種文化本身的詰問埋葬了自己。

膽小的人縮回了他們的殼裡，藝術家卻不斷謀求著死亡。我曾經在一本書里讀到過埃茲拉·龐德的詩句：讓一個老人安息吧。我想，這大概是一個男人對自己所能做的最後的勉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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