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與魯迅：吾人所需何種政治？｜城與邦

前言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的結語頗值得玩味。在經歷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重大歷史事件後，福山以其略顯蒼涼的筆調寫道：

「人類與其說是會開出美麗花朵的無數嫩芽，不如說是很像在一條路上接連賓士的長列有篷馬車。有的馬車以利落敏捷的步伐向城鎮靠近，有的馬車回到沙漠野宿，或在越過無數山頭的最後山頂陷入構隙。有幾輛馬車遭受印第安人襲擊，燃燒著棄置路旁。有些馭者為戰鬥所牽引而迷失，一時之間向莫名其妙的方向賓士而去；有些人慶膩了旅行，折迴路上尋找可定居之地。有一行人進入與主要道路不同的路線之後，發現要越過最後的山巒，就應該與大家走同一條道路。可是，篷車的隊伍大半都悠然向市鎮行去，大部分最後也都到了那裡。」

　　就在福山寫下上述文字的幾年後，他的老師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卻描繪出了人類歷史的另一番景象。亨廷頓將世界文明細分為九種地域文明。他認為，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人類之間的衝突與合作都將沿著文明的遠近來展開。因而，所謂的「歷史終結」，在文明的對壘面前將變得遙遙無期。

　　可問題在於，在福山所代表的普適性與全球化的大浪面前，我們作出的反應，除表示認同外，難道只剩下亨廷頓提供的上述觀點嗎？換言之，在「全球化」與一種著眼文明主體性的「民族主義」話語之間，我們還是否有可能對現代人未來的命運展開第三種自由的思考？在對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持續關注中，我意外地發現，其實早在一九零八年，在寫作《狂人日記》並成為我們今日所熟知的面孔前，青年魯迅就曾在《破惡聲論》這篇晦澀艱深的古文中表達了他對類似「福山問題」的全部思考。在他所呼籲倡導的「人各有己、朕歸於我」的理想世界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個傑出的中國思想者身上的世界意義。

▲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繼承了西方的一種以黑格爾、科耶夫為典型代表的、關乎世界歷史的觀點

心聲 ·內曜

　　第一次接觸《破惡聲論》的讀者，大都會在作者與文本之間產生憂疑。緣何曾一度激進地主張廢除漢字的魯迅，在早年竟用如此生冷的古文寫下過這樣的一篇論文？難道說，古文的形式本身即承載著某種不同尋常的意義？然而，拋開這些最初的不解，真正令人感到困惑的怕還是這生冷文字背後的深遠立意——何謂「心聲」？何謂「內曜」？什麼是「人各有己」？什麼又是「朕歸於我」？與其他同時代的記錄者與觀察者相比，《破惡聲論》所表達的儼然是一個更加深沉且嚴肅的思想世界。

　　從內容線索上看，由於《破惡聲論》是在與民族主義、世界主義這兩種社會思潮同時展開論戰，因而魯迅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就不可能是福山式或亨廷頓式的。換言之，魯迅非但拒絕走入亨廷頓的文明特殊性立場來抨擊一種泛普世性的話語論調，他甚至將福山與亨廷頓等量齊觀，視兩者為同一主導因下衍生出的兩種不同病灶。從這個意義上講，魯迅試圖超越民族主義與全球化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以此來開闢出思考政治與世界歷史的第三個自由疆域。這一點在魯迅對「迷信」的討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我們都知道，受西方科學主義話語的影響，近現代中國的知識精英都不遺餘力地在傳統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植入西方科學理性的思維與話語。在這一過程中，「反迷信」往往被視為與反封建、反帝同等重要的事務。然而，在青年魯迅看來，粗暴地將異於科學精神的所謂「迷信」去除，所留下的就只能是信仰的空白，而這會給某些樂於兜售價值的標新立異者留下可乘之機。魯迅之所以能看到這一點，全在於他對所謂「迷信」異於一般人的見解。在《破惡聲論》中，關於「迷信」的界定，魯迅寫道：

「夫人在兩間，若知識混沌，思慮簡陋，斯無論已；倘其不安物質之生活，則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陁之民，見夫凄風烈雨，黑雲如盤，奔電時作，則以為因陁羅與敵斗，為之栗然生虔敬念。」

▲　從魯迅對迷信、宗教上的觀點看去，不難發現其師章太炎的影響

　　在魯迅看來，所謂「迷信」由來已久，實為上古之民在滿足物質生活的基本需求後對眼前的世界所抱有的一種敬畏心理。它的難能可貴之處全在於，在這種「迷信」中，閃耀著上古先民們內心的真誠與虔敬，而這也就是魯迅在《破惡聲論》一文中不斷強調的「心聲」與「內曜」之本義。這表明，任何一種觀點或見識，如缺少秉持這一觀點或見識的人對它發自心底的信仰與認同，那麼也就缺乏了最基本的真誠，而這就有可能使人與人之間觀點交流與價值傳遍的效果大打折扣。所謂「祛魅」、所謂「現代性」在當今世界之所以會造成人類精神上的空虛，箇中玄機皆在於此；技術理性除其自身外，已越來越不允許現代人附著在其他的信仰之上而不失虔誠的心靈。與迷信關係密切的「宗教」就難逃此厄運。本是寄託「心聲」與「內曜」之物，如魯迅所言：

「宗教由來，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縱對象有多一虛實之別，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則同然。」

　　卻在科學、公理、進步、文明的話語之下，被視為傳統的糟粕而遭拋棄。在這裡，魯迅堅守著一種近似海德格爾的立場與觀點，他將所謂「迷信」、「宗教」均視為有限的個體在面對無限時所產生的一種生命本能，即「向上」的本能。這種對人的「超越性」的界定，特別是對其中閃耀的真誠性的欣賞，使得魯迅對在東西文化碰撞之際活躍在中國思想界的一切思潮都預留了一份「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目光。在這種目光下，首先被檢視、批判的即為今日福山所代表的「世界主義」思潮。

以眾虐獨者今

　　自晚清以來，中國人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思考，大都離不開對未來理想政治制度的考量。然而，對於一九零八年的青年魯迅來說，在這一問題上，他似乎來到了十九世紀托克維爾的位置。在《破惡聲論》中，魯迅並未直接參与到有關制度設計的討論中，他所關心的似乎是整個現代民主社會具有的「通病」。在他之前，關於中國如何融入現代世界潮流的呼聲此起彼伏。無論是康有為還是梁啟超，章太炎還是孫中山，「在今日中國培育出一個具有民主形式的新社會」已成為一種普遍共識。但在《破惡聲論》中，我們似乎看不到這種共識對魯迅的觸動。

「以獨制眾者古，而眾或反離，以眾虐獨者今，而不許其抵拒，眾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虛實莫甚焉。」

　　對魯迅而言，現代社會很可能隱藏著一種迥異於「獨制眾」的大眾專制形式。在這種新型專制形式下，獨夫式的專制消聲覓跡，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細微、更加嚴密的大眾專制。在多數以及由多數營造的輿論面前，個體的聲音依舊是渺小而微弱的。缺乏「心聲」、缺乏「內曜」，將很可能成為僅僅取得形式平等的現代人在未來的命運。

「尋其立意，雖都無條貫主的，而皆滅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別異，泯於大群，如掩諸色以晦黑，假不隨駙，乃即以大群為鞭棰，攻擊迫拶，俾之靡騁。」

泯於眾人而尋求自保，擁抱主流而抑制心聲，魯迅所作的思考，不正被今日「困於」現代社會中的人類生存經驗所應證嗎？縱使「言論自由」被寫入憲法，但即便是民主的現代社會，事實上也未能給予現代人充分表達「心聲」、「內曜」的勇氣。因而，「不夠勇敢」的現代人只好隱匿於眾人之間，處處小心。從這個意義上講，待到中國融入所謂世界主流亦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新社會之際，世界歷史對魯迅來講，也遠未如福山所言「走向終結」。

▲　社會對個體的控制如何脫離傳統機制並趨向隱蔽，也是「反思現代」的西方哲學家所關心的問題

漸成奴子之性

　　在救亡圖存的呼聲中，除這種擁抱世界主義的思潮外，還涌動著另一種思潮。不同於前者，這後一種思潮著眼尖銳的民族性，呼籲以自身之強大來抵禦列強施加給我們的侮辱。在魯迅看來，這包含兩類人，一曰「獸性愛國者」，二曰「崇拜獸性愛國之士」。所謂「獸性愛國者」，皆產生於當時世界的強國中，如英國、法國、日本等，這些人的特點在於：

「執進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異種悉為其臣僕不慊也。」

　　不同於這些「獸性愛國者」的「自我崇拜」，所謂「崇拜獸性愛國之士」代表的是一些在西方列強的武力威懾下喪失主見、鸚鵡學舌的中國人。他們忘卻了孔孟所提倡的「推己及人」的偉大文明傳統，不僅毫無保留地接納西方堅船利炮下灌輸的野蠻觀念，更對其他慘遭西方蹂躪的文明投以輕蔑嘲諷之目光，在喪失人倫心性的應有是非標準的同時，也疏遠了自己的「心聲」與「內曜」。如魯迅所言：

「自屈於強暴久，因漸成奴子之性，忘本來而崇侵略者最下；人云亦云，不持自見者上也。」

▲　魯迅此處的立場與錢穆相近。後者同樣認為，在西方的野蠻侵略面前，國人應對故國的歷史傳統抱持溫情與敬意

　　魯迅無疑看到了，學習西方並以此來挽救民族於危難之間、保教保國的必要性。然而，在此一過程中，不加甄別地向西方看齊，效法其侵略之行徑，欺辱與自己同病相憐的其他文明，這卻是完不能接受的。如同那些以為建立起民主自由社會便能醫治中國之痼疾的人一樣，擁抱這種民族主義思潮的人們也儼然不清楚一個真正美好的政治社會究竟意味著什麼。

群之大覺

　　然而，令魯迅泣血的是，正是這些熱烈擁抱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潮的中國仁人志士，才造成了今日的一個「無聲的中國「。所謂「無聲」並非真的沒有聲音，而是沒有那源於內心深處的「心聲」與「內曜」。事實上，在寫作《破惡聲論》之際，魯迅面對的世界遠非「無聲」，相反，所聽聞之處，皆是一片嘈雜。在《破惡聲論》的開篇，魯迅以沉痛的筆力寫道：

「本根剝喪，神氣旁皇，華國將自槁於子孫之攻伐，而舉天下無違言，寂寞為政，天地閉也。」

　　一九零八年的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峻。部分敏銳之士已將目光投放到西方社會的內部，試圖憑藉從西方傳統中汲取的「零零碎碎」來挽救民族的危亡。於是，整個中國成為了主義與思潮的試驗場。但在魯迅看來，倘若不是從自己的信仰中湧現出對自己所持觀點的認同，一切努力都將無異於東施效顰。因此，面向未來，吾人需要的乃是部分先知先覺者——即所謂「一二士」——的覺醒，並由他們去觸動「群之大覺」，以此達到眾生「朕歸於我，而人始自有己「的境界。唯有一個允許每個人都能發出自我心聲而不必隱匿於眾人，同時又自始至終不曾背離應有是非標準的中國，才是一個可愛的、「有聲的」中國。

「人群有是，乃如雷霆發於孟春，而百卉為之萌動，曙色東作，深夜逝矣。」

「人各有己，不隨風波，而中國亦以立。」

結論

　　視線拉回當代。就在福山以類似科耶夫的口吻宣布「歷史終結」之際，中國大陸的知識界正在以極大的熱忱擁抱九十年代以來方興未艾的「自由主義」熱潮。後革命時代的人們在承受革命理想破滅的感傷後，決定分散突圍，在與各種主義的糾纏中繼續思索「娜拉走後怎樣」的真相。然而，就在這場持續不斷的爭論中，少數如魯迅一般敏銳的心靈又在不斷閃現。1996年，中國大陸作家王小波在發給《東方》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總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精神原子彈正摧毀著他們思考與發聲的權利。同一時間，海峽對岸的台灣歷史學家李敖也發出感慨，一個完成由威權向民主轉型的台灣，似乎並未帶來如雷震、殷海光所憧憬的真正的言論自由。因為，底層人民的聲音現如今正被財團、媒體所左右，依舊無力。此刻，一如海德格爾在上個世紀所作的觀察——當現代文明繼續行走在技術理性的大道並渾然不自知時，一場悄無聲息的危機也正在加速地孕育。或許，脫胎於古希臘哲學傳統的西方文明的確為人類在現代世界的共處提供了一個大體的方向，然而在這方向所標示的道路上，西方現階段的自由民主就已經是完美的盡頭了嗎？至少對於一百年前寫下《破惡聲論》的青年魯迅來說，這樣的未來，還算不上他心中的那個「有聲的中國」。

參考文獻

1. [中] 汪暉著，《聲之善惡》[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2. [中] 魯迅著，《魯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3. [美] 福山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M]，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4. [美] 亨廷頓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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