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下之戲：性別、政治與征服

從歷史的角度聊一聊女性和政治的關係。

作者：政見特約觀察員 張浚逸

女人是什麼？女人的世界是怎樣的？當我們試著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們會不由自主地將戰爭、鐵血與征服與男性相關聯，讓人覺得男性好像是先天的 「政治動物」。而溫柔、平和與犧牲這些所謂 「女性特質」，似乎只能讓人想起下午茶時的竊竊私語。硬要女性和政治掛上鉤的話，最多再加上 「宮斗」。對女性的這種刻板印象，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滲透進政治領域。「鐵血」 作為一種重要的男性氣質被著重強調；打仗是男人的事，江山也是男人的事。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女性在政治領域的存在感是很微弱的。以國家象徵為例，在屈指可數的女性象徵中，就算聖女貞德成為法國的精神代表，人們記住的也是騎著馬穿著盔甲的貞德，而不是穿著裙子無拘無束奔跑的那個鄉下少女。如果一個國家出現了一位女性君主，她往往也需要依靠終身不嫁或者超越男性君主多倍的政治才華，才能獲得臣下的認可。

但在步入近代，女性成為政治近代化歷程中的一支關鍵性的力量。女性地位的上升不僅體現於近代以來女性權益的增加，早在近代以前，隨著國家形象建構逐步發展出征服與包容並存的新形象，女性就已潛移默化地推動並見證著社會的進步。步入近代後，婦女的權力意識不斷覺醒，大量挑戰現有的二元對立的性別觀念的思想不斷湧現，女性權益的發展也擁有了跨越性別界限的作用。今天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個在裙子下被改變著的社會。

女人們的國家

在那幅著名的油畫《自由引導人民》，一位名叫瑪麗安娜的女子高舉紅白藍三色旗，號召身後的人們起來革命、奔向自由。曾有學者指出，法國人之所以選擇一位女性作為共和制度的象徵，是因為共和制度對舊制度的顛覆，就像是女性對於男權的挑戰（參見政見發布的《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娘炮可以坦然做娘炮》）一文。

然而，當我們把視角轉向其他國家，就會發現：共和制度並不完全由女性所代表。在共和制國家的另外一個代表——美國，其國家的象徵人物，無論是 「國父」 還是 「山姆大叔」 而言，都是男性角色。唯一一個近代的象徵——自由女神，其實還是法國人送過來的。

更有趣的現象發生在英國。在英國從 「快樂的英格蘭」 走向大英帝國的歷程中，英國人開始用女人象徵新的帝國了。與瑪麗安娜成為法國象徵同時，英國社會開始大規模使用 「不列顛尼亞」（Britannia）這一女性形象作為 「聯合王國」、乃至最終的「日不落帝國」的象徵。在法國，瑪麗安娜象徵著對於舊制度的顛覆，但在英國，女性代表的卻是 「莊嚴」 與 「反激進」。

不列顛尼亞的形象，早在羅馬統治不列顛時期就已有使用[i]。但在羅馬帝國結束對不列顛的統治以後，這一形象漸漸不為人所知。然而，17 世紀以後，不列顛尼亞的形象再次在硬幣、報刊、出版物上出現。某種程度上，不列顛尼亞其實起到了一種 「連接」 的作用：將一個不斷成型中的 「大英帝國」 與 「羅馬帝國」 相連接，來作為有別於原來的英格蘭王國或聯合王國時期的最主要標誌。[ii]

在維多利亞時代，不列顛尼亞的形象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這位女神手上開始拿著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身邊也出現了繪有英國米字旗的希臘式圓木盾。這種形象的轉變，實際上象徵了大英帝國的新形態：以跨洋貿易與遍布全球的殖民地為基礎，重視海軍與海權的 「海洋帝國」。

不列顛尼亞與瑪麗安娜的象徵意義固然不同，但都是一種對女性氣質的重新定義：戰爭、征服這些慣有的男性氣質符號，也可以由女性來承載。但隨著而來的問題是：一個不再溫柔，甚至一定程度上與暴力掛鉤的女性形象，還是女性么？這個問題還可以延展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諸如撒切爾、希拉里和默克爾這樣的女強人，是不是依靠著 「男性的方式「 獲得的成功？在不愛穿裙子的默克爾面前，女人這個性別符號，究竟意味著什麼？

女人是什麼

性別在現代社會的基本含義，並不僅僅是 「男和女」 與 「陰和陽」 中的一極，而是一個複合型的概念。同理，在不同的時代，女性也意味著不同的內容。要理解現代社會女性的複合形象，就要回到近代以來女性性別意識覺醒的歷程。

當一個國家開始把女性人物形象作為自己國家的象徵時，隨之也發展起了一整套的社會觀念。換句話說，從政治家到普通公民，女人開始享有一些過往專屬於男性的 「性別特徵」。儘管在 20 世紀中葉時出現了失去原有女性氣質的趨勢，但在政治近代化進程開始的初期，這種變化無疑是進步的。因為這種進步的起結果是擴展了女性在社會分工中的選擇面，同時，也使得女性擁有了接受教育並獨立於男性的力量。

這種 「獨立」 的意識可以在英國思想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護》一書中看出：女性具有理性素質，並應受到理性教育，社會才能得以進步。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這一觀點提出之時，法國政治家塔列朗在法國 1791 年制憲會議上發表的《公共教育報告》[iii] 中對女性作出了如下定位：在一種 「現代的民主制度下」 ，女性只適合在安靜隱秘的父系家庭生活中接受「適合女性的教育」。在塔列朗看來，女性處於一個被保護的狀態，她們不應該主動地改變社會，而應等待社會改變她們。塔列朗觀點的背後，正是當時法國社會對女性的主流觀念：女性感情細膩而多愁善感，不適合理性抉擇。故此，女性很難接受公共教育，因為公共教育是 「理性和充滿秩序「的。同時，女性也不應拋頭露面，她們應待在家中作 「家庭中的將軍」，[iv]，不應進入社會權力的中心。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反駁則直接批評了這種對女性貼標籤的行為。首先，她並沒有否認感情的細膩是女性的一個顯著的 「性別特質」 ，但這並不為女性所專屬。男性也需要感性，男性也不是絕對理性而全無感情，而多愁善感這正是社會同情心和對美德的追求的源泉。

故此，如果多愁善感對這個社會真的有害的話，那不僅是女性一個性別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兩性的共同問題。她認為，如果社會一定要給某一性別給予一個性別角色的劃分的話，這種劃分應該首先是 「公平」 的。多愁善感與感情細膩是一件好事，它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象徵，她屬於女性，女性也樂意與男性乃至整個社會分享這種特質。

這兩種觀點的對比，體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女人被限定在傳統意義上 「女性特質」 的框框里，只能表現出敏感、細膩、陰柔的一面，只能溫柔地坐在家中織毛衣的話，女性事實上就根本不是一個獨立的性別，而不過是男性的附庸而已。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觀點，體現在了這樣一個觀點：在性別不平等的現狀下，女人只有變得更像男人，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權益。而就算在現代社會，對於那些「不那麼像女人」 的女性，他們能保存身上所謂的 「傳統女性特質」，固然是他們的選擇。但他們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又有何理由去指責他們呢？在一個多元價值的取向的，難道真的有人有權定義 「女性究竟是什麼」 以及 「女性應該有怎樣的特質」 么？

結語：她們擁有的世界

女性在政治中的角色，展現了這樣一種邏輯：不僅僅是男人才能成為暴力與戰爭的主角，女人也可以；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的女人，不僅擁有拒絕向 「男性特質」 趨同的自由，也同樣擁有向男性趨同的自由。女人變得不女人了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女人在政治生活中所代表的含義，不應該僅僅是傳統的 「男性特質」（比如 「好鬥」），也不應該僅僅是傳統的 「女性特質」（比如 「溫存」），而是對兩者的兼收並蓄。不列顛尼亞這一形象的象徵意義，正好體現了這種 「一文一武」 的結合。

進一步而言，性別維度進入政治場域，最終指向的是一種包容、尊重多元性別認知的發展方向。如果人們只能通過迎合主流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不管是 「像男人一樣」 還是 「像女人一樣」 ——才能獲得獨立的話，這樣的獨立其實是一種 「跪著的獨立」。沒有人能決定，女人應該是什麼樣、男人應該是什麼樣。同樣，當女人也變得善於謀略，女人也意味著征服，女人也能成為各種 「政斗劇」 而非僅僅是 「宮斗劇」 的主角時，所謂鐵血強力與征服，也不再是所謂的「男性特質」 了。女人當然可以擁有更大的舞台。而她們的選擇，也不應聽從某一個權威的指指點點。

參考文獻

[i] 關於古羅馬時代不列顛尼亞的拉丁名的由來可參見：Welch, G. P. (1963). Britannia: the Roman conquest and occupation of Britai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值得注意的是，羅馬人的征服不僅為英格蘭帶來了一個拉丁別稱，更重要的是將羅馬神話式的女神形象賦予了英格蘭。這應是不列顛尼亞的女性形象產生的由來。

[ii] 在王國時期，即在英國攝政時期以前，實際上英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形象象徵，相對使用較多的則是王室的象徵，如王室的盾徽等，這當中也暗含了「朕即國家」的政治象徵。

[iii]Retrieved from

http://www.talleyrand.org/politique/instruction_publique_rapport.htm#plan

[iv] Patmore, Coventry Kelsey Dighton. The Angel in the House. Project Gutenber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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