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軍烽火耀東南 唐佛塵頸血濺江漢

烈火和房子

世界的文明，一向是由理想主義者推動的，你可以在千百年後嘲笑他們天真、衝動、不理性、自大狂、試圖當救世主、甚至拿千萬條人命去做實驗，但站在歷史制高點上的質疑和鄙薄無法掩蓋他們身上超越人性的光輝。

沒有宗教改革、沒有啟蒙運動、沒有法國大革命，就沒有整個現代文明。

今天的讀書人可以對羅伯斯庇爾的刻薄、拿破崙的狂妄、對革命洪流中芸芸眾生的虛偽、自私、殘酷、愚蠢品頭評足，乃至於發出「十年兵甲誤蒼生」的浩嘆，輕輕鬆鬆說一句——做得這麼糟，死了那麼多人，還不如不做。那你是不知道文明的目的，不懂得進化的意義，理性和保守主義的冰山，只能讓軀體保鮮，卻不能讓思想長春。

革命——需要一顆浪漫主義的火種，哪怕是錯的，也要先讓它燒起來。

筆者在寫《民國興衰記》的時候，常常做一個詭異的夢，夢裡有一棟飽經風雨、千瘡百孔、搖搖欲墜的老房子，這房子很大，庇護著一群奄奄一息的人，有的地方著了火，有的地方漏著雨，不斷有人被坍塌的磚木砸死，一副末世景象。

一群最優秀的人圍著老房子爭辯不休，有的人是裱糊匠，拼了命要去給老房子中唯一的神像和牌匾拂去塵土，抹上金粉；有的人是泥瓦匠，拼了命去添磚蓋瓦，但也只能拆東牆補西牆；有的人是技術員，殫精竭慮要給整座房子換梁改柱，加固地基；也有人是野心家，他們在奄奄一息的人群中高聲演講，號召大家推倒神像、燒掉房子，從頭再來；更有一些年輕幼稚的工程師，已經在偷偷描繪未來大廈的模樣。

裱糊匠、泥瓦匠、技術員怒罵：我們在救這座房子，你們在做什麼？你們只會害死大家。

野心家和工程師回答：我們在救我們的未來!

然而，業主既不關心房子，也不關心未來，他們只要裱糊匠粉刷的牌匾和神像，他們把泥瓦匠補牆的磚頭送給外人，他們把試圖改梁換柱的技術員殺得人頭亂滾，他們逼得野心家和工程師舉起了火把。

唐秀才

1900年8月，慈禧還在「西狩」的路上，李鴻章剛剛與孫文斷了來往，穩坐上海觀望，而他的老搭檔，湖廣總督——張之洞卻在殺人，長江邊殺得血花四濺、人頭亂滾。

關於這位張香帥，筆者其實是非常感興趣的，若沒有他，整個洋務運動如失半壁江山，若沒有他，中國的近代冶金和軍工業基本就是幻夢，他是真正的大梟雄大豪傑。張之洞也是晚清四大名臣中活的最長的，一生知行合一，做學問、整吏治、抗法軍、辦洋務，無不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此人既狡猾，又魯莽，既開明，又頑固，如果李鴻章屬於末世無可奈何的士大夫，而張之洞則是洞若觀火的混世魔王。

他什麼都看得透，但他什麼都做不透。

張之洞有個好處，他不是一個有信仰有原則的人，他比李鴻章還要實用主義，八面玲瓏，狡猾多變，在波詭雲譎的清末，他幾乎參與了每一場運動，他從不拒絕任何一種新舊思想，也不反感任何黨派，更不排斥任何技術，維新派是他捧起來的，戊戌六君子楊銳是他的門生，湖北各類新式學堂也是他建的，湖北新軍也是他一手打造，他的寶貝漢陽鋼鐵廠是當時全亞洲最大最先進的鍊鋼廠，直到數十年後的中日戰爭，戰場上還響著「漢陽造」的槍聲。

在張之洞眼裡，任何人都可以結盟，任何盟友也都可以隨時殺掉。

這回他殺的這位漢子，曾經也是他的盟友，叫做「唐才常」，字伯平，號佛塵，湖南瀏陽人。近代史上說起湖南人，大概都是這些個形象——鐵打的硬漢，才華橫溢的書生，氣吞山河的豪傑。早期的革命者都是由改良派轉變而來，精通舊學而又能開眼看世界，唐才常和譚嗣同同為維新派領袖，在康梁最受歡迎的時候，他們也被張之洞請到總督府中來講論天下大事，推廣變法維新。

唐才常先生是譚嗣同的摯友，二人被稱為長沙時務學堂教習中的「瀏陽二傑」，人品、性情、脾氣也極為相投。

1867年，唐才常生於沒落官僚家庭，自幼飽讀經史，舊學造詣頗深。20歲之前，他和當時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把才智和精力都花在四書五經上，後來他曾自嘲「未冠以前，低首垂眉、鑽研故紙 、冥思苦索 、自矜為孤詣秘理、粘粘自足，絕不知人世間復有天雨，復有詬恥之事??」少年譚嗣同也高明不到哪裡去，他一樣熱衷於封建文化，「以為遂足以究天人之奧， 據上游之勢矣 」他鄙視西學 ，「與友人爭辯，常至失歡。」

唐才常少有神童之名，才思敏捷，與眾不同。光緒二年（1876年春），唐父帶著九歲的才常與友人一起來到「瀏陽八景」之一的清風浦。友人想試試小才常才氣，便要他即席吟詩。唐父正擔心時，沒想到唐才常沉思一會後，拱手道，「山川現晨霧，隴畝透青黃，杜老行吟地，詩人唱異鄉」。

1886年，19歲的唐才常參加了科舉考試，並且在縣、府、道三級考試中都得第一，這在當時被叫做「小三元及第」，是了不得的天才和神童。省院學政陸寶忠稱，「大清歷兩百多年，在瀏陽以縣、府、院三連冠，小三元及第者，唯有唐才常一人耳。」家庭指望著他光宗耀祖，朋友指望著他青雲直上，然而唐才常不覺得快樂，這近20年的光陰，讓這個年輕人感受到了近代中國深切的痛苦和無力，大清在風雨中沉淪，眾生在煉獄中掙扎，這些，孔孟給不了答案，子史經集都給不了答案。這世上，有的人願意升官發財、家庭和美、多福多壽，平平安安一輩子，國家和天下？太遠太遠，和我沒有關係；也有人缺心眼死腦筋，就想求一個答案。

唐才常去了省城長沙的嶽麓書院讀書，他在那裡，讀到了王夫之的書、讀到了魏源、龔自珍的書，遇到了歐陽中鵠先生和他的弟子譚嗣同——覺醒狀態的譚嗣同。二人一見如故，互相點燃了對方的火焰，似乎從此找到了生命的意義。自相逢之後，兩人終生為生死之交。譚嗣同自己與唐才常「刎頸交也。其品學才氣，一時無兩。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

他們這時候已經開始崇尚西學和政治改良，對往日的自己痛恨無比。

肝膽崑崙

1894 年唐才常考入了位於武昌的兩湖書院。這座書院是張香帥的功德之一，出於洋務運動中「中體西用」的考慮，張之洞在武昌興辦了兩湖書院，專門培養洋務人才。但這裡也培養出了唐才常、黃興、宋教仁。唐才常天賦極高，人又刻苦，考試每每名列前茅，深得張之洞器重。

唐才常這在里讀彼得大帝、讀明治維新，讀西方的民權學說，兩湖書院畢業，他已經28歲，在這些年輕人覺得轟轟烈烈、碩果累累的洋務運動可以救中國的時候，甲午慘敗的消息傳來了，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裝備了新式武器的清軍依舊不堪一擊。

唐才常遠在湖南，也感到了這場戰爭帶來的震動。他回憶起當時「水陸諸軍，潰敗不可收拾」，而在湖南也是「警報日夕數至」，小民百姓也談日色變，人心惶惶。也正是從這時起，他痛切地感到了亡國滅種的危險就在眼前，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屈辱，使得譚嗣同和唐才常二人「徹夜不寐，熱血盈腔 ，苦無藉手、泣數下行」。

但他們畢竟是行動派，絕不做「楚囚對泣」。唐才常、譚嗣同上書湖南督學江標，請求改瀏陽的南台書院為「算學館」，專門教習數學、理化知識。將辦算學館「尊重西人之實學」與「救國保種」融為一體，算學館將考生中熱衷時務的人列為前茅以示鼓勵，對那些愚腐空談者則不予錄取。這逼得考生不得不去買書、讀書。一段時間後，算學館成效顯著。每次考算學、洋務，瀏陽學生每每奪得全省冠軍，這樣引得其它地區紛紛效仿，西學的風氣得以大張。瀏陽成為湖南提倡新學的起點。

唐才常曾自豪地說：「湘省直中國之萌芽，瀏陽直湘省之萌芽，算學又萌芽之萌芽耳。」

在經營算學館之後，譚嗣同、唐才常二人又先後在瀏陽設立礦務分局，經營煤礦，並共同發起成立了湖南不纏足總會、瀏陽群萌學會、延年會、公法學會，成為湖南維新運動的中流砥柱。

湖南是個奇怪的地方，封閉而又開明，強硬而又包容，古有問鼎中原、不朝周天子的楚王，近有文韜武略，卻甘心做個末世忠臣的曾文正。到了清末民初，更是人傑輩出，燦若星辰。從曾國藩開始，左宗棠、曾紀澤、郭嵩燾、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一代一代人憂國憂民，並身體力行著。所以湖南這個地方，並不是死水一潭，風暴正在孕育，種子正在發芽。

1897 年湖南省一些主要官僚，包括總督張之洞、巡撫陳寶箴、按擦使黃遵憲以及督學江標等人都都傾向於維新改良，唐才常得到了來自朝廷大員的支持，畢生抱負也得以施展。他把改革的重點放在開民智上。通過辦報紙、開學堂、設學會，他創辦了《湘報》和時務學堂。唐才常為《湘學報》寫了大量文章，文章涉獵範圍非常廣、主要包括對西方歷史、現狀的介紹、各國外交情況、中國內政改革等，諸如《公法通議》、《論中日通商條約》、《兵學余談》、其代表作有：《史學略論》、《論各國變通政教之有無公理》、《外交論》、《格致淺理》、《質點配成萬物說》等等。

時務學堂創辦於 1897 年，是是湖南新政的宣傳陣地。目的在於「用可用之氣，開未開之民氣」，大力推廣新思想和西方自然社會科學。唐才常是年30歲，主管行政校務的熊希齡 27 歲，而學校的靈魂人物梁啟超只有24歲。風虎雲龍，熱血激蕩，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成了「自立軍」的骨幹，從師生變為同志，一部分隨著唐才常死於張之洞的刀下，一部分追隨孫文先生，成了革命的先驅。

唐才常和譚嗣同雖然是維新派，但他們的思想比康有為梁啟超走的更遠，唐才常認為君主專制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君民契約所致，這一思想明顯具有法國思想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痕迹。唐才常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億萬人民共同的天下，天下既然是眾人的天下，那麼，以天下為皇帝「私產」就是自私無理，而天下為公才是公平的。在劃分了「公之至」、「私之至」這二種制度後，唐才常稱讚「公之至」的民主制度是太平之公理，仁學之真諦。他認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將來 都要走這條道路。他說「吾能使吾君公權於國，公國於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盡變祖宗之成法，與君下更始，則吾雖犯天下之不韙，負天下之惡名，也在所不辭，粉身碎骨不足惜。」

而譚嗣同更為激烈，在他看來，君主專制是強盜政治，封建君主是「獨夫民賊」，他們「視天下為其囊橐中之私產」，視「天下之民」若「犬馬土芥」，無異於竊國大盜；他服膺「法人之改民主」，「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

在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中，唐、譚二人的友誼也發展到了高潮。

戊戌變法前夕，唐才常應譚嗣同電召，欲赴北京參與新政，行抵武漢，卻驚聞戊戌六君子血濺菜市口，譚嗣同絕筆詩云：「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他一生儒佛雙修，造詣非凡，敦煌佛曲描述，文殊菩薩騎獅赴法場，就是用崑崙奴二人為侍從的。在他就義前兩個月，與唐才常分手的時候，也寫過；「三戶亡秦緣敵愾，勛成犁掃兩崑崙」。什麼是「兩崑崙」，瀏陽二傑便是兩崑崙。

唐才常「聞政變猝發，六君子遇難，悲憤滿腔」。遂先返回湖南，接著去上海，繼而周遊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聯絡僑胞。在東京拜會康有為，與康梁等共謀救國之策。

譚嗣同靈柩歸瀏陽的時候，唐才常曾撰輓聯一副：

「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住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合？漫瀛將去楚孤臣，蕭聲嗚咽；

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飛摩空！」

七十二字，字字悲恨交加，血淚交迸。

（註：扶桑三傑，指的是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

正氣會

早期的革命者單純、魯莽而又天真，往往分不清盟友和敵人，也看不清腳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性命去試驗。他們也剛從昏夢中醒來，從肉體到思想都很虛弱，一點點微弱的理想主義火焰，照不亮這黑漆漆的夜，也無法喚醒更多的人，最終，他們都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團火炬，那光芒中：真理和謬誤並存，神性與人慾爭輝。

自譚嗣同死後，唐才常與清王朝徹底決裂，他要做的不只是維新，更是革命。

其實一開始，他就瞧不上滿族政權，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民族觀念上是平和的，二人都提出過「滿漢一家」的觀念，而唐才常和譚嗣同早在戊戌事變前就萌發了種族主義思想，譚提出「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而唐才常則深受黃宗羲、王夫之「反清復明」的影響。

六君子被殺之後，維新派或犧牲，或遠走，或被囚禁、革職。天下之大，已經無立錐之地。而敵對者開始瘋狂反撲，唐才常形容政變以後湖南形勢是「謠言四起，同人星散， 平日失志之小人，因利乘便，睚眥報復，無所不至」。「不逞之徒， 造謠生事，橫無人理，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真是「黑雲壓城城欲摧」。

但既然開戰，那就得作戰到底，唐才常在日本的時候，不止遇到了康梁，還遇到了和他一樣仇恨滿清的章太炎，更遇到了興中會的畢永年，並經他介紹，與孫中山相會，彼時，孫中山正在圖謀策反李鴻章，以及籌劃惠州起義。這才是宗旨相近的同志。

與此同時，唐才常也和宮崎滔天、平山周這群日本革命黨結識，暢談東亞局勢。當年，譚嗣同就和日本人很親近，日本也支持過維新變法，1898年春，譚在漢口接受日本參謀部使者神尾光臣的邀請，赴日密議，日方表示 ：「 如聯盟計成，吾當為介於英，而鐵軌資焉、國債資焉、兵輪資焉 、一切學政資焉」。唐才常對日本也有著很大的好感，乃至於覺得東亞中日兩國，元該合為一體，立於世界之巔。唐曾提出「合中日之力，縱橫海上，列俄雖狡，必不敢遽肆其冬封之志，法德雖名附俄，豈能仇英而犯五洲之不韙 ?」 1 899年的《日人實心保華論》中認為日本熱心 「保支」「保亞」．甚至認為中日最宜結盟，可成「二國合邦」之局。

所以，宮崎滔天與平山周也努力促成唐才常與孫中山的同盟，乃至於促成保皇黨與革命黨的同盟，在這個時候，各方勢力都試圖拉攏唐才常，但唐才常本人的矛盾思想與所有人都格格不入，他排滿反帝制，但卻認為光緒帝沒有錯，依舊應該勤王保皇，所以，東京之旅沒有讓他收穫更多東西，他決心回國再戰。

唐才常回到上海以後，立即著手組織「正氣會」，作為將來武裝起義的策動機關。這是在一個借日本人名義發起的「東文學會」掩護下進行的。「正氣會」的名稱來源於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氣歌。唐一方面攻擊清政府「甘首腥膻，自甘為隸」，指責清廷成為洋人的奴隸，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另一方面又宣揚要「忠君愛國」，稱「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承認與滿清有君臣關係。前面提倡反滿革命，後面又講忠君愛國，這讓人啼笑皆非。其實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唐才常與孫中山、康有為走到了一起，不得不與雙方妥協。

當時康有為正鼓動起兵勤王。孫中山也密謀發動反清起義。保皇黨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國內組織武裝起義的倚重人物。康有為給他3萬元活動經費，並表示願以募集到的30萬元繼續支持，同年5月，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橫濱成立自立會，康有為任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孫中山也主動與康、梁聯絡，倡議合作，在長江地區發動起義，派吳祿貞、傅慈祥、畢永年、戢元丞等興中會員直接參与其事。由於唐才常與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聯繫，受到雙方的影響，思想上經常呈現自相矛盾的狀態。

自立會的口號是：「萬象陰霾打不開，紅羊劫日運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在籌建勤王軍隊過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導，另一方面又遙戴孫中山為「極峰」，在兩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為之用」。

保皇黨有錢，革命黨有人，這些都是唐才常需要的，對於唐才常這種在湖南一呼百應的豪傑，保皇黨和革命黨，都會刻意拉攏，以為己用。康梁名重海外，人稱天之驕子，手握有華僑富商捐獻巨款。而孫文的興中會人才輩出，在起義的策劃和組織方面有著深厚的經驗，擁有眾多的信徒和幫會組織，並且他們背後還站著日本革命黨。於是，唐才常在康梁面前高呼「討賊勤王」，在孫中山面前大言「保種救國」，雙方都會把他當作同志。

自立會成分極為複雜，有著濃厚的幫派色彩，依仗的武裝力量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會黨組織、新軍中的中下級軍官。為便於聯絡各地會黨和新軍官兵，唐才常採取了秘密結社中傳統的建山堂、發票布的辦法。唐才常在上海組織「富有山堂」，作為自立會聯絡會黨的機構，又仿哥老會之法，於沿江各地會黨中廣發「富有票」，僅兩湖就發放了二萬多張，上書救國保民的政治宗旨，作為會員憑證。富有山堂設有正龍頭、副龍頭、內八堂、外八堂等名目，體系龐大。許多省份會黨頭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為副龍頭。

經過上述努力，唐才常領導的武裝力量發展十分迅猛，至二十六年六、七月間，人數已達10萬多人，遍布鄂、皖、贛、湘各省的會黨組織及新軍中。7月1日，唐才常以保國保種為號召，邀集容閎、嚴復、章太炎、文廷式等社會名流與正氣會員在上海張園召開會議，號稱「國會」，後改為「中國議會」，容閎被推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任總幹事，總會設在上海。

國會宣布三項宗旨：

一、保全中國自立之權，創造新自立國；

二、不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

三、請光緒皇帝復辟。

這又是個自相矛盾的宗旨，反清又何來複辟？章太炎當場表示不滿，認為當時形勢再講忠君愛國已不合時宜，苦口婆心勸唐才常放棄康有為的勤王主張，不要被康有為利用。

但在彼時，唐才常和康有為其實是相互利用的關係。康有為認為雖然他和唐才常的主張不盡相同，但唐才常能夠號令一大批湖南學生志士，如果失去了唐才常和湖南人，保皇勢力便難成氣候，所以康有為認為「勤王之業，舍唐莫屬」。而唐才常則依賴康有為的經費糧餉，畢竟康有為許給他了30萬，所以必須打出忠君愛國的旗號。而這話不能在國會上當眾講，只好聽憑章太炎誤解指責，一味敷衍。最終章太炎怒極，當眾剪掉了自己的辮子，脫下長袍換成西裝，宣布退出國會，並宣布與唐才常絕交。

自立軍

國會是第一塊民主試驗田，但民主並沒有給他們指明道路。

唐才常召開國會，旨在借重社會名流的聲望以資號召，並使武裝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會上爭吵激烈。有人主張借重張之洞、李鴻章等地方督撫；有人主張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強。汪康年等人旨在依靠張之洞等地方實力派保護中國東南，徐圖振興之策；唐才常等人則十分痛恨後黨頑固派，堅決主張勤王起事。幾派意見始終無法統一，矛盾日益尖銳。

在此情況下，唐才常等人毅然決定在正氣會內恢復自立會名目，不顧汪康年等人的反對，於8月2日以「總會理事員」名義宣布篆刻關防，組成自立軍，任命自立軍統帶，並挾國會以自重，作為起事以後立國建制的雛形和統率自立軍的最高機構。國會名義上是自立軍的領導機關，但實際上自立軍領導權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

1900年7月底，庚子大亂，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漢加緊武裝起事的準備，於漢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設立自立軍機關總部，將各地自立軍勤王武裝分為中、前、後、左、右各軍及總會親軍、先鋒營，共7軍，兵力約2萬人。中軍為自立軍本部，設在武漢，由林圭、傅慈祥統領；前軍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吳祿貞指揮；後軍在安徽安慶，由田邦負責；左軍在湖南常德，陳猶龍統之；右軍在湖北新堤，由沈藎統率；總會親軍和先鋒營在武漢，由唐才常親自指揮，唐並負責節制諸軍。計劃於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同時起兵。

林圭曾是唐才常的學生，曾在時務學堂讀書，如今，他和老師成了同志，他也成了自立軍的大元帥。林是一個「面貌清秀」的人，「身高而瘦，說話時目光四射」。當時有一個從安徽來的會黨首領，跟林見面後打手勢，那是自立軍的暗號，並說「請大帥示下」。林向來的人慷慨陳詞，「今日救國，非要進行大改革不可，什麼排滿，什麼勤王，我都不管，我們大家一齊起來造反！」。

漢口自立軍總會樓上有一個香堂，作為加入自立會舉行儀式的地方。和傳統的會黨一樣，帶有濃厚的江湖色彩，每個加入自立會的人入會前都要喝雄雞酒。據自立軍老人吳良槐回憶，「當時差不多天天開堂（指入會儀式），而每次開堂必砍雞腦殼，所以我們在那裡天天有雞肉吃」。

清末秘密會黨在軍隊發展很廣泛，很多新軍官兵都是會黨成員。在沈藎、傅慈祥等人努力下，自立會在湖北新軍中發展了大量會員，據說除了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親軍營，武漢三鎮新軍官兵大多數加入了自立會。

有一天林圭去鸚鵡洲看新軍操練，他們在操場上走了一圈，出操的官兵都向他們打自立會的手勢，表明他們都已入會。有一次，一位軍隊里的會員來報告，說他們的槍口都已掉轉方向，對準總督府衙門。

林圭大元帥最終與老師同時被捕，一同就義。

秦力山是一位熱血少年，深受南學會維新思想影響，當上了自立軍的前軍統領，甚至還想過改造義和團。自立軍起義中，他七月去安徽主持大通起義，與清軍激戰數日。失敗後，流亡到新加坡，知康有為貪污公款劣跡，遂與絕交。

他最終流亡日本，成為了孫中山麾下的得力幹將，在日本創立《國民報》宣傳革命，怒斥康梁愚昧保皇、貪污會費。此後一直致力於東亞革命，1902年3月月，秦力山與章太炎等共10人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號召人們向兩百多年前許多反清志士學習，向清朝統治者進行鬥爭。此舉震動當時留學界，為以後留學界中愛國革命團體興起，開闢先例。

最終他出緬如滇，及至雲南干崖，開辦學堂，以民族大義教育少數民族子弟，並在當地少數民族上層土司中進行反清革命宣傳，為同盟會在雲南活動開拓基地。同年十月十一日，因水土不服，又染瘴氣，病逝於干崖。年僅29歲。他自19歲離家，10年中以反清革命為職志，「志堅行單，洵足為革命黨模範」。

他曾為張成清所撰《緬甸亡國史》作序，其中說：「讀其史者，可以知神權迷信，有可以滅族者焉」，用以儆戒國人。

好星光啊

早期的革命者單純、魯莽而又天真，往往分不清盟友和敵人，也看不清腳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性命去試驗。他們也剛從昏夢中醒來，從肉體到思想都很虛弱，一點點微弱的理想主義火焰，照不亮這黑漆漆的夜，也無法喚醒更多的人，最終，他們都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團火炬，那光芒中：真理和謬誤並存，神性與人慾爭輝。

1900年8月初，八國聯軍攻破北京，慈禧西狩。根據事先制定的計劃，自立軍各軍約定在當年8月9日起義。但是由於資金幾乎耗盡，康有為、梁啟超答應的匯款遲遲沒到，軍械奇缺，只有推遲。幾名會黨首領宣布退出，失望而去。

因長江戒嚴，遠在安徽大通的秦力山的前軍沒有接到通知，秦力山、吳祿貞等人於十五日準時起義，一舉轟毀大通鹽局，佔領大通縣城。兩江總督劉坤一、安徽巡撫王之春急調湖北、安徽兩省清軍全力進剿，另派3艘兵輪駛入大通江面進行堵截。秦力山、吳祿貞兵少不敵，孤軍苦戰七日七夜，最後率眾退往九華山。

自立軍的總部機關在漢口租界，屬外國人管轄範圍；而且唐才常是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畢業生，在校時張對唐很器重，兩人有師生之誼；再加上時局未明，張之洞正在觀望，自立會的人放鬆了警惕。

大通起義爆發後，會黨迅速向武漢集結，隨後又發生幾起失火事件，引起當局警惕。唐才常等決定先發制人，8月22日起義，先攻佔漢陽兵工廠，佔領武漢後北上西安救出光緒皇帝。

他的老師——老狐狸張之洞對自立軍的活動早有了解。義和團興起後，英國一面極力拉攏張之洞結成「東南互保」，一面策動康有為指使自立軍擁立張之洞在長江流域宣布獨立，建立「東南自立之國」。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為旨意，也曾勸說張之洞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在清廷、英國和自立軍三者之間，張之洞反覆權衡，態度暖昧。但到自立軍起事前，慈禧與光緒已從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殘喘，於是張之洞決計回到清廷懷抱，剿滅自立軍，並將這一決定通告英國駐漢口領事傅磊斯。

英國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軍作為可資利用的肢解中國的途徑之一。但此刻八國聯軍正與清政府洽談媾和條件，對慈禧採取「保全主義」；同時英國也懼怕自立軍起義動搖它在長江流域的統治秩序，故轉變態度，支持張之洞撲滅自立軍。

二十七日晚，張之洞下令清軍包圍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樓街寶順里4號的住所和設在漢口英租界內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並於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獲自立軍大批軍械、印章、書札及「富有票」等。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一名剃頭匠給唐理髮時，有人在旁邊談起義的事，結果被剃頭匠告密。唐才常當時正在寶順里機關，他的同鄉、隨從李榮盛勸他逃走，他說「予早已誓為國死」，堅決不逃。張之洞派兵搜索。七月二十七日晚，漢口總機關被破獲，唐才常與林圭、傅慈祥、田邦璇等12人被捕。

唐被抓出門時，「面無懼色，仍時與其同志談笑自若」。和唐一起被捕，因年紀小被放的田邦璇的弟弟田均卜回憶，當晚從漢口過江，帶去武昌的巡撫衙門審問，在船上唐對著他還面帶笑容，而後抬頭望著天空說「好星光啊」。

張之洞特派鄭孝胥去審問，唐才常說：「此才常所為，勤王事，酬死友，今請速殺！」並獄中題詩「剩好頭顱酬故友，無損面目見群魔」。

審訊時，唐才常只寫了「湖南丁酉拔貢唐才常，為救皇上復權，機事不密請死」21個字作交代。

二十九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餘人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退往九華山的秦力山、吳祿貞得知唐才常遇難後，立即解散部隊，分別潛伏。之後沈藎在湖北新堤起義，最後也歸於失敗，自立會會員遭到大肆追捕，犧牲者達上千人。看上去，千萬之眾土崩瓦解，一潰千里，但這團火炬不是滅了，而是化作了遍地繁星，好星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