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教條和死板的路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傳統派剛剛還在狂熱的反對理性派的「創新」，而現在他們自己卻又往沙利亞法中添加自己的「創新」，比如針對成年人的石刑，殺死叛教者，對女性進行一些限制，禁止藝術和音樂，懲罰飲酒者以及一些有罪的人。這裡沒有一項是源於《古蘭經》的，他們全部源於聖訓。

這種教條的沙利亞法帶來的最大的問題是它保留了中世紀東方的價值觀和習慣，而這些恰恰是與先知背道而馳的。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女性的權利開始下降。事實上，《古蘭經》和先知在女性權利上獲得了一個巨大的飛躍，「授予她們財產權和其他一些權利，給予她們一些保護措施以防遭受丈夫的虐待...但是當伊斯蘭最原始的信息無法繼續傳遞下去，並且受到舊有的態度和習慣影響時，婦女的地位依舊很低，甚至變得更差，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方面也變得更差」

這些「舊有的態度和習慣」通過聖訓被附加到沙利亞法中，這些聖訓被認為是源於先知的。隔離婦女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古蘭經》要求隔只要求先知的妻子被隔離，用來代表他們的地位獨一無二。然而在拜占庭和波斯文化中，所有上流社會的婦女都被要求和丈夫以外的男人相互隔離，這種文化習俗逐漸被穆斯林採納。伊斯蘭傳播這種上層隔離，其本身與伊斯蘭的平等主義相互矛盾，同時「《古蘭經》所禁止的範圍被聖訓逐步擴大，以至於產生了廣泛的隔離」。

中東地區厭惡女性的社會態度滲入了伊斯蘭，而這也對《古蘭經》的理解產生了一些影響。舉個例子，《古蘭經》也講述了亞當和夏娃因為偷吃禁果而墮落的故事，但是和《舊約全書》不同，《古蘭經》沒有把夏娃描述成一個騙子——亞當接受了神的懲罰。而在伊斯蘭誕生的第三個世紀後，在《古蘭經》的評註中出現了夏娃開始遭受指責這樣的描述。與此同時，大量的新的聖訓開始出現，這些聖訓將女性描述成狡猾，陰險以及不道德的生物。難怪當今的伊斯蘭平等主義者經常會拿《古蘭經》來反駁歧視女性的聖訓，因為他們認為後者是「男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

傳統伊斯蘭禁止繪畫和雕刻，這也是聖訓催生的。儘管《古蘭經》沒有明確禁止對生活狀態進行描寫，「大部分法理學家依據聖訓斷定這種行為侵犯了神創造生活的權力，這種權力獨一無二」。在自由意志和宿命論的大辯論中，大部分聖訓支持後者觀點，這反應出了「古老的阿拉伯信仰」。《古蘭經》對高利貸的禁止同樣被聖訓放大了，使得傳統的盈利方式也被禁止。經過一系列改動，沙利亞法停滯不前，伊斯蘭早期的經濟活力開始逐漸變得萎靡。

這種死板和教條的趨勢不僅僅影響著穆斯林，同樣也讓非穆斯林叫苦不迭。為保護猶太人，基督徒和其他群體所制定的dhimmis規則也發生了變化，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規則變得不再具有包容性，同樣受到聖訓的影響，穆斯林開始採用拜占庭和薩珊王朝所針對異教徒的態度。

同時，jihad也開始逐漸被聖訓和他的支持者們所鼓勵激發。早期的學者反覆強調宗教實踐指的是禮拜和去清真寺的次數，他們並未將jihad視為宗教實踐。西方歷史學家Ann K.S. Lambton提到：「然而，阿拉伯征服者卻歪曲了伊斯蘭的內涵，使jihad成為了一項高貴的傳統行為。」

聖訓的領頭羊，al-Shafi,在這裡起到了非同小可的影響。他提出了一個較為激進的理論,認為應該用「刀劍之經」(the sword verses)取代《古蘭經》中所提到的和平之經,也可以理解為針對不同的情況採用不同的手段——以戰爭對抗敵國，以和平方式對待其他人。Al-Shafi之後的一些政論家將這些概念制定成了明文規定，並且斷言每個哈里發每年至少要實行一次jihad。絕大部分哈乃斐學者對這項決策提出抗議，並補充道：「不信道者不應該被武力討伐，除非他們主動訴諸於武裝鬥爭」。

看來，理性派聽起來還是更加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