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美國夢」

上上周（12月12號）公開的NBER Working paper中，Chetty et al.的論文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布魯金斯以及一大票經濟學博主）。這篇論文隸屬於由Raj Chetty和Nathaniel Hendren主導的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在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的主頁上可以查看可視化的數據展示和相關的文獻支持與研究信息。

這篇文章的標題就非常奪人眼球，《消逝的「美國夢」》，簡直就是給川普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打了個完美的廣告。在大多數報道中，被拿出來作為本文最大噱頭的應該就是如下這張圖：

這張圖想要表達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以一個美國人大約30歲時的收入作為衡量標準（根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進行相應調整），如果你出生在1940年，你有92%的幾率比你的父母掙得要多；如果你出生在1950年，這個幾率下降到79%；1960年進一步下降到62%；1970年下降到61%；而1980年出生的美國人（也就是如今處於壯年的一代美國人）則只有50%的幾率在30歲時掙得比其父母在30歲時要多。

文章標題中所說的「Absolute Income Mobility」絕對收入流動性的定義就是這個幾率。其實一直以來我們更多關注的是「相對收入流動性」，比如Raj Chetty等人2014年發表在AER Papers and Proceeding上的論文「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的著眼點就是，不同收入階層的家長，其子女的收入是否能夠達到更高的收入階層，這裡的收入階層就是一個相對的值（不管社會相對富裕還是貧窮，總有人處在最高的20%也有人處在最低的20%）；正如一般人所預料的，相對收入流動性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是在逐漸下降的，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階級固化」。但本文所用的指標是收入而非收入階層，如果社會繁榮發展，即使收入階層固化了，所有人也仍然可以掙得越來越多（以商品計，不是以貨幣計）才對，因此這篇文章所描述的絕對收入流動性的下降遠比相對收入流動性下降來得悲觀。

一張更加詳細的變化趨勢圖，來自論文附錄：

進一步分析不同收入階層的家庭，同樣來自論文附錄：

這張圖的橫軸是「家長收入在全社會的排名（百分比）」，縱軸是「孩子收入超過家長的幾率」。可以看出，對於低收入家庭（曲線的最左端）和高收入家庭（曲線的最右端），隨著時間的進展，孩子收入超過家長的幾率下降得相對要慢一些，而下降最快的恰恰是曲線中段的中等收入家庭。

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一趨勢呢？作者給出了這樣一張圖：

（1）1940年實際曲線

（2）1980年數據根據1940年組的收入分布進行調整

（3）1980年數據根據1940年組的GDP增長率進行調整

（4）1980年實際曲線

作者認為，「美國夢」的消逝主要來自於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美國的經濟增長正在逐漸放緩，1940年組的增長率是2.5%，而1980年組則只有1.5%；其二是美國的收入不平等也隨著時間不斷放大，1980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遠高於1940年。

那麼，這兩個原因哪個才是佔主要地位呢？這就有了上面這張圖中的中間兩條曲線：

如果我們只按照GDP增長率進行調整，也就是說我們假定1980年組同樣享受了1940年組那樣較高的GDP增長，那麼絕對收入流動性將從50%提高到61.9%；

但如果我們只按照收入分布進行調整，也就是說我們假定1980年組像1940年組那樣更加「公平」地享受了經濟發展，那麼絕對收入流動性一下子就提高到了79.6%。

所以作者認為，儘管這兩個因素都加劇了「美國夢」的消逝，但收入分布不平等的加劇才是其中的罪魁禍首。

對於這枚「Chetty-bomb」（語出布魯金斯報道的標題），質疑自然是免不了的。比如，Vincent Geleso（德州理工大學博士後，同時任教於蒙特利爾高等商學院）的這篇博客就提出，儘管論文中進行了較為詳盡的Sensitivity Analysis（包括不同的物價指數、根據家庭規模的變化進行調整、使用40歲而不是30歲時的收入、使用稅後和轉移支付後收入而不是稅前收入、使用另外的流動性衡量指標等），但是這些分析都是單獨進行的，的確每一種分析中所調整的數據處理方式都不至於改變結論，然而作者卻沒有報告如果將這些數據處理方式同時進行調整所得到的結果（而這一結果很有可能說明其實絕對收入流動性的變化並沒有那麼顯著）。

如何玩弄數據是一方面，我覺得更重要的則是另一方面，也就是在玩弄數據的同時是否疏忽了人們的選擇問題（換言之，微觀基礎）。我校的Matthew Kahn教授就這篇論文連發了兩篇博客：The Economics of New Goods: The Case of Fresh Fruit without Wax和Are You Richer than Your Dad? The Demand for a Time Travel Machine，其實主要觀點都是一致的：從1940~1970這樣的30年到1980~2010這樣的30年之間，除了收入之外還有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比如他列舉到：

Yes , housing is more expensive now (and this is due to coastal land use regulation) but the quality adjusted price of every other good is now much lower. Pollution is now much lower. For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that have chronic diseases, the set of coping strategies is now much greater. If you are gay, your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1980 birth cohort is much higher than for the 1940 birth cohort or the 1960 birth cohort (AIDS in the early 1980s). If you are African-American, same point applies. Lebron James has had an easier life than Jackie Robinson or Hank Aaron or Bill Russell.

A 2017 $ purchases much more well being than a $ in 1950 or a $ in 1920. Leonhardts index also doesnt investigate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leisure and $ today. Your cell phone makes an hour of leisure much more pleasurable.

首先，學過初級宏觀經濟學的同學應該都知道，CPI作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瑕疵，就是這個指數不能及時地考慮到商品質量和商品種類的變化。1940年出生的人在30歲之前既不可能用上家用電腦也不可能用上智能手機，有許多新鮮的水果蔬菜也未必能夠像今天這樣方便的運輸和貯藏，而且如Kahn教授所說，許多慢性病的治療手段在今日也遠比以往要豐富人有效得多。因此即使掙的比過去少，我們也未必願意回到過去去生活。

其次，一些非經濟因素的發展，比如同性戀和少數族裔的權利，儘管如今因為過度「政治正確」而屢遭詬病，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即在1940年的社會中生存的同性戀和少數族裔遠比今天要來得艱辛。

最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leisure的考量。我們知道工資的增長會有兩方面的效應，一方面工資的增長可以激勵我們多工作（Substitution Effect），但另一方面工資增長了我只需要工作較少的時間就能獲得相同的收入，所以我可以考慮少工作而增加我的閑暇（leisure）（Income Effect）；通常我們假定前者佔上風。如果我們將工資看作是我們對工作的valuation，那麼Kahn教授提出的觀點就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對閑暇的valuation也提高了，我們是否也會更多的進行閑暇而不是工作呢？這樣一來，收入的降低可能只不過是我們在閑暇和工作之間權衡取捨的結果而已。

(Photo Credit: Photo via Emanuele Bresciani via Visual h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