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灣，你了解台灣嗎？1957年美國記者是這麼看台灣的——《綠色島嶼上的庇難所》
在陽光照耀下，肥沃的潭水峽谷之中，大同山側的水田波光粼粼。葡萄牙探險家用「福爾摩沙（Formosa）」來冠名寶島台灣，為「美麗」之意。中國人把這裡稱為「台灣」【註：英國人把台灣翻譯成Terraced Bay（高台處的海灣）】 。蔣介石避暑地就在這張圖很近的地方。畫面中，梯田陡然下降，彷彿是露天礦上的長椅。農夫在每一寸土地上勞作。台灣大米年產量高達180萬噸。婦女們正在水田裡插秧，剛剛耕耘的土地正在等待灌溉。綠色梯田中間，種滿了大白菜。
台灣的田園生活，從腳泵中噴涌而出。女孩踩下腳泵踏板。竹竿作彈簧，用來複位。竹子用途廣泛，還可用作水管。長袖、頭巾和竹葉編織的帽子，保護她免遭烈日灼傷。
台灣是中國的要塞，距離紅色中國不足100英里。台灣面積大於美國馬里蘭州，是弧形太平洋防線的要塞；沖繩位於其東北365英里處；呂宋島在其南部225英里處。早在三個世紀之前，渴望領土的中國人就已在台灣居住。
台北雙十節，國民黨的閱兵式。台灣被視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島上維繫著一支60萬人的現代化軍隊。美國沒有在島上駐軍，但提供武器、戰艦、飛機和軍事顧問。雙十節，是慶祝1911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成立的節日。
蒸氣浴中的F-84「雷電」噴氣式戰鬥轟炸機：台灣的空軍飛行員正在操作美製飛機。
中華民國海軍與美國第七艦隊的戰艦、飛機，在戰略要地——台灣海峽上巡邏。一艘中華民國的驅逐艦上，船員正將一發40 mm 高射機關炮炮彈裝入彈匣。
在台灣海峽的軍事演習中，抹著迷彩塗料的海軍突擊小組駕駛橡膠快艇。
我們站在塵土飛揚的大道上，注視著水田裡的禾苗以及穿著卡其布短袖衫的農夫，他們正在驅趕水牛緩慢地耕作。
「在這裡」，我的中國朋友說，「我們要修建自己的知識和娛樂中心。」
這裡是高雄港的南部郊區，二戰中，曾飽受美國飛機的轟炸。如今，這座城市成為寶島台灣西化的符號，努力實現自力更生。
「那兒，在水牛旁邊，你將會看到新建的圖書館。」
- 年輕人游一天泳只要1美分
我的同伴轉過身來，面向一個巨大而孤獨的建築，聳立在閃閃發光的稻田上。
「那個建築」，他指著在熱帶驕陽暴晒下的水泥牆，說道：「是我們的游泳館，按奧林匹克標準修建。男孩們可以在那裡游泳鍛煉，費用極其便宜，對你而言，只相當於1美分而已。」
每每抵達台灣，我都會遇到諸如此類的西式創新。人們向我驕傲的講述著不斷增加的糖產量；工程師談論著遍及寶島的公路規劃；我參觀過一家煉化廠，正著手為台灣的噴氣式戰鬥機供給燃油。
- 兩百萬人要來吃飯
估計有200萬人來台灣「赴宴」——跟著蔣介石，從中國大陸撤離的反共人士——他們與台灣數百萬的原住民共同開發台灣的農田和森林，志在自給自足。
台灣島形如煙葉，長240英里，面向亞洲大陸，西部平原跨越全島。背靠太平洋，灰色的懸崖峭壁，海拔3000米有餘。從陡峭的大同山公園遠眺，北邊是首都——台北市，台灣美景盡收眼底。眺望山麓，1500英尺之下是大面積的梯田。在茶樹和香茅之中，零星分布農舍，紅磚黑瓦，在陽光照耀下閃爍，也許有人正在為兒子祈禱，也許是祈求豐收。
台灣一半人口從事農業，我和妻子拜訪了一家農戶，一群撲扇翅膀嘎嘎叫喚的鴨子，向我們走來。它們躲閃著一個圓臉男孩，後者正興高采烈的驅趕著鴨群，洋溢著樸實而富足的神態。
在台北地區，身著短袖衫，頭戴草帽的工人在為機車引擎運送燃煤。煤炭是台灣唯一的礦產；年產量約為250萬噸。軌道交通是島上居民引以為豪的創舉，修建於日據時期。二戰中，鐵路線飽受轟炸，損毀嚴重；今天，全新的鐵軌和鋼橋，承載著嶄新的鐵路車輛。
- 除了動物園，馬匹稀少
我們發現，在台灣的家養牲畜中，家禽最為常見；馬匹極為罕見，孩子們只能在台北動物園，才能看到一對大馬。
我們從正中央的大門走進院落，看見一頭圈養的豬，地面被夯實平整，是20多個年輕人的操場。台灣農民家族觀念極強，兒子結婚後，會在家旁修建新房與新娘居住。這戶人家是四世同堂。
家長是一位70多歲，腰板挺直的長者，穿著襯衫和棉質短褲，帶著我們穿過客廳進入卧室。木台鋪著墊子，背對著抹好灰泥的磚牆。
每間屋子都炫耀似的裝著從天花板上垂下的電燈；與半個世紀日據時期終結時相比，發電量業已翻番。廚房裡正在煲湯：燃燒的甘蔗葉以及不斷閃爍的火苗。
「我們在沏茶，」通過翻譯，族長把茶杯遞給我們，以茶待客是東方禮儀。擔心衛生問題，我們婉拒了他的好意。老人略顯急促的向我們保障，沏茶的熱水是燒開的。
房屋中央，在佛像和道家神仙塑像中間，供奉著歷代祖先的牌位，一如島上絕大多數居民。族譜記錄了自中國福建先輩的事迹，是300年來向台灣大規模移民的源頭。
我們告別時，微弱燈光照耀著神龕，主人停住腳步，指著一輛珍貴自行車，那是鑒證祖先光輝歲月的紀念！
通常農戶們只有不足3英畝的土地。自西部平原，直至在峽谷中篳路藍縷開墾的梯田，台灣的大米年產量高達180萬噸，白糖97萬噸。種植集約程度頗高，往往糖料作物與紅薯間作套種。某些地區，每年同一塊土地會收割3 – 4 次。儘管如此，對耕地的渴求如此強烈，甚至一些城市林蔭大道也栽種下綠葉蔬菜。我甚至在鐵軌旁的花園裡，也看到過莊稼作物。
台灣島上的東西之爭
台灣農夫融合了新舊傳統——硫酸銨與農家肥，拾糞桿和美國生產的卡車。稻田裡，他們戴著尖頂帽和纖維製成雨衣。在家裡，他們穿著西服招待我們。
田地勞作十分辛苦。我們詢問一位農夫，他正操作著腳踏開關控制的水稻脫殼機。據說，這項工作異常耗費體力，在收割時節最繁忙的日子裡，他和家人一天必須吃五頓飯，才能補充體力。
小戶農家大都沒有拖拉機，提供動力的只有水牛。需要「掛擋」時，農夫會拉緊韁繩，或擰動牛尾。
儘管條件艱苦，台灣人仍然成功實現糧食自給，甚至有餘力出口糖料和大米。據台灣國立大學博士Shen Kung-peh 稱，「台灣幾乎每戶家庭每天都能吃到少量肉食，也許是牛肚或六七隻鴨翅，但在中國大陸，鮮有家庭能達到同等水平。」
這就是東方對富足的標準！
戰後，大量信貸投入到糧食生產，成立聯合委員會負責新農村建設。大陸解放之前，這家中美合作機構，遵循中美兩國政府的共識成立，如今仍在台灣運行。
「我們的合作很深入，」美國委員 William H. Fippin 告訴我，「五位委員中有三名中國人。我們教授農民如何使用越來越多的化肥。當地化肥生產已經起步，約三分之一的材料可以在島上獲得。政府進口其餘材料。」
稻農在地里施肥：為保證一年兩熟以及冬季種植蔬菜，每年台灣人會消耗65萬噸化學品。
化肥廠的氨合成塔聳立在台北盆地上
二戰前，台灣的化肥全部來自進口，現在基本實現自給自足。這家工廠，計劃1957年中竣工，年產氮肥9.5萬噸。
地勢低洼處，無論淡水或鹹水資源，都極其豐富。我聽說，在這座勤勞的小島上，人民甚至飼養野生魚類。
「耕耘魚類，類似玉米或小麥」T.P. Chen 說，「首先，池塘需要排水、清洗並施肥。春天『播種』；冬季收穫，多為遮目魚、鯉魚和吳郭魚等，運送到魚市銷售，飼料由米糠或大豆和花生餅組成。
「優良的鯉魚品種」，陳先生說，「並不能隨處餵養。日本和台灣必須去中國大陸尋找魚苗。去年，我們從香港帶回來1千萬尾鯉魚魚苗。」
台灣很容易養殖吳郭魚。我聽說，雄魚用口孵卵。繁殖孵化季節過後，一旦小魚遇到危險，會匆忙躲進「爸爸」的大嘴裡避難。這些生長迅速的口孵魚，其肉質飽含蛋白質，不僅供給台灣，還能出口至遙遠的海地、泰國和以色列。這種魚類不耐低溫，冬季，台灣漁民將吳郭魚轉移到溫暖的魚塘，通過魚塘底部注入熱水，提高水溫。在宜蘭北部的礁溪，常年不斷的溫泉可以用來維持魚塘溫度。
台北廚師製作的美食，可以就地用餐，也可打包回家。大排檔服務便捷，學生們可以在街邊的桌子上用餐。城市人力的士，——三輪車夫也是穩定客戶群。
母親背上包裹的嬰兒，小腳丫露在外面。台灣家庭鮮有冰箱；每天清晨，家庭主婦都會去菜市場購買食材。除了活魚和鹹魚外，這些帆布下的商販還銷售大蔥和其他蔬菜。
上午，客人們扎堆在台北的街道購物。台灣人口：估計有1千萬，超過了澳洲人口總數，而後者的面積是台灣的200多倍。台北商店以價格昂貴的進口商品為豪。食物供給充沛，而且價格低廉。上午是買賣最興隆的時段。晚上11:00 前，街道會被清場。拾荒者穿梭於人群之中。流動商販沿街叫賣：魚蛋湯、拷紅薯和新鮮的蘆筍。頭頂上懸掛著新中國電影公司發行的電影廣告。少數是本土電影；多數來自美國、香港和日本，配有中文字幕的美國電影最受市場歡迎。
由於島上湧入大量人口而且人口出生率高，為此，甚至森林也需要開發利用。
「本土柏樹生長過於緩慢，」美國林業顧問 Paul J. Zehngraff 解釋。「我們栽培了成熟期約40年的杉樹。」
我與他談及在暖風輕拂的西海岸看到的植被。
「在那裡，風沙堆積的沙丘不斷侵蝕耕地，」他說，「我們引入澳洲木麻黃來防止沙化。防沙植物還可用作柴禾，特別有利於燃料匱乏的地區。」
Zehngraff 先生抱怨著原住民。幾個世紀以來，隨著中國人移居台灣，大約有15萬原住民退居至森林茂密的高山之中。「一旦他們在山裡發現一頭鹿或一隻野豬，立即點燃大火，將獵物從荊棘叢中驅趕出來，而這往往會引發山林大火。」
我看過用火狩獵留下的痕迹以及類似活動，整個島嶼的原住民在山側引燃大火，開墾荒地。這種原始的刀耕火種，砍伐地面上的樹木等枯根朽莖後，再用火焚燒，然後耕作，直至土地肥力耗盡。
據島上的官員稱，「很難說服他們購買並使用化肥。原住民認為『刀耕火種，易地耕作』既便宜，又簡單。」
大多數從大陸撤來人們居住在城市，遠離農村。我詢問台北市長高玉樹，首都究竟有多大。
「去年9月，普查結果顯示，人口多達70萬，」他說，「但現在…..」
「誰能知道呢？」市長聳聳肩，「人口每天都在增加。」
大量人口湧入，使得台灣唯一充足的資源就是人力；所以，我問及失業率。
「你不懂，」市長說。「我們不存在你所謂的失業問題。沒有飢腸轆轆的人，也沒有乞丐。每人都能找到事情做。我們的問題是就業不足。」
「什麼意思？」我追問道，「所有難民機構都向我述說過他們在尋找就業機會時，困難重重。」
「確實如此。但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會引導人們自助自救，類似的，同鄉甚至同省人也會相互幫助。」【顯然原文中，作者對高玉樹的回答並不滿意】
- 倒賣電影票的「黃牛」
「可是，沒有親朋好友的人們該怎麼辦呢？」我問。
「他們有幾個選擇，」市長說，「比如，他們可以租一輛三輪車，人力車夫每天能掙10元，甚至更多，大約相當於35美分。或者他們可以在街邊支個小攤，幫農民銷售水果、蔬菜。或者，他可以當『黃牛』，倒賣電影票：清早買票，存到晚上再銷售出去，從而獲利。」
我們還談及其他。我很好奇，為什麼台北的城市規劃方方正正，而其他東方城市街道狹窄、雜亂無章。
「也不全如此，」市長鋪開地圖。「這裡是日據時期台灣人的居住區。但這裡，」他指著城市東區，說，「街道寬闊，方方正正，是日本人規劃給自己的地盤。」
- 坡屋
「我們希望改變一切。我參加過紐約市長大會；參觀過波多黎各的廉價房項目，考察過歐洲眾多城市，並與他們的城市規劃者交談。根據自己的見聞，我想複製里斯本的模式，重建新城，吸引城市貧民移居那裡。」
為理解市長的首要難題，我計劃拜訪工人家庭。印刷工人Li Teh-sui，是一名熟練的排版工人，令我印象深刻。
李的家是一間小窩棚，向街道略微凸出，擴建後形成一個坡屋。我走進所謂的底樓，——用作廚房、浴室和洗衣房。脫掉鞋子，爬上幾個台階，踏著鋪有墊子的地板。對面的牆上沒有窗戶，靠牆放著衣櫥、縫紉機和一張高低床。一個掛曆和裂了鐘錶，掛在牆上用作裝飾。
除了盛滿自來水的水缸之外，沒有其他儲水的地方。印刷工人和他的妻子，四個孩子以及岳母一起居住在100 平方英尺的封閉空間里。
我還拜訪過其他家庭，包括三輪車夫和警察的家。他們的情況略好，家裡有簡單的管道，空間略大一些。我真心祝福市長能實現自己的規劃。
還有大量其他類型的建築：學校、工廠、消防站和兵營。但是，對於普通工薪階層而言，新家遙不可及，即使可以貸款，利息也無法承擔。通常，月利率高達4%！
- 霓虹燈下的台北之夜
夜晚，在城市中漫步，好比查看它的手相。晚飯後，走在台北街頭，城市散發著巨大活力。紅色漢字的廣告，在霓虹燈下若隱若現；東方特有的燈籠在各式各樣的商鋪前閃耀。很難發現商品的缺陷，陳列有柯達膠捲、轉筆刀、食物、自行車胎、煙草以及五金用品等。百貨大樓里商品繁多，琳琅滿目：有保溫瓶和毛線、鞋子和照相機等。
唱片店的揚聲機大聲播放著美國流行歌曲。台灣人錄好美國歌曲，再轉錄至唱片中，按60美分的價格銷售。美國人留下的高保真唱片，被放在顯著位置展出。雜誌攤擺放著各種本地小報和畫刊，封面大多庸俗不堪。商業區幾乎所有街道都有鋼筆店。人們對鋼筆的渴望，一如珠寶，視其為成功的標誌。街旁的食品店和飯店，為台灣民眾提供中式特色的鴨子、香腸、扇貝、果汁、牛肚、魚蛋、豬腦、牛蛙、大蝦、豬肉、蘑菇和豬肝。
但是，富足之下掩藏著匱乏。我聽說很多商品需憑證供應。有一家百貨的商品主要來自難民。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羊毛衫、相機、茶具和鏡子大都掩藏了產地。雖然精心修飾，但這家商店還是充滿著當鋪的味道。
蜂擁至台灣城鄉之中的人們，被當地人視為外省人。那些在日據時期，甚至更早移居至此的人們，自稱為「台灣人」，以此區別於「自由中國政府」的官員、軍人和難民。
Wang Ta-hsing 先生在台灣城市居住，條件優越，非常敏感。他在20歲出頭，尚未完全成年時，就早早結婚生子。因為無力買房，只能與家人生活在一起。他懂日語和台灣方言；光復台灣後，他甚至學會了國語，——官方漢語。王先生是打字員，服務於美國機構，英語流利。
服兵役期，月薪只有一美元
與很多台灣人一樣，王先生渴望著去美國。但他清楚，機會渺茫，——無論是掙錢機會，或者兌換美元，或者直接獲得美元，包括獲得簽證，概率甚至低於太空旅行。
所以，王先生沉迷於對美國的幻想之中：欣賞美國電影，收聽美國軍隊的電台廣播。他熟悉 Esther Williams 和 Jack Benny，如同普通美國人一樣。
我最後一次看到王先生，是在他應召入伍的前一個晚上，成為蔣公60萬軍隊的預備役士兵，台灣預備役大約有7萬人。他需要服兵役18個月，月薪僅有1美元。
身為跟著蔣政府來到台灣的中國人代表，Fred C. Wong 博士是軍械專家，市政府官員階層的典型，從日本人手裡重獲台灣之後，他一直勤勉的工作。由於常年訂閱《National Geography》，他對我的照顧，熱情而周到。我們在高雄附近的旅館見面，那裡來參觀寶島南方的海外顧問很多。
我們談論起，從農業社會工業化的諸多困難。在一家國有化肥廠，擴建後每天能生產硫酸銨200噸，Wong 博士指著旁邊一個小工廠，日產氨氣5噸，說「這裡有太多事情需要處理；我還得繼續留下來。」
第三組台灣人避難者，亨利M.Siu，加州伯克利大學1932年畢業生，共產黨接收廣州大學時，他是工學教授。亨利及其家人在香港難民營里呆了四年半之久，學會了「如何靠賣花生為生，而且學會欣賞這種生活。」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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