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為什麼會出現物貴而錢少的問題？

[紹興四年八月]癸巳，太長少卿陳桷言：今日之弊，物貴而錢少……今鼓鑄僅有其名，約工既大，勞費既多，而官鑄所入無幾……望特詔有司講求其弊，厚銅之積，廣加鑄之數，重外泄之防，嚴銷毀之禁，庶幾國得專其權，而民用不乏。當務之急，孰先於此！

物貴為什麼能和錢少並存？宋朝的錢都去哪兒了？

我是北京大學2012級本科生張筱鈺，這個回答是世界經濟史的期末作業。以下回答屬於個人原創，沒有剽竊。

題主給出的文段是在將宋朝的錢荒。錢荒就是指流通領域裡的貨幣相對不足。有貨幣才會產生錢荒——中國早在夏商時期出現了貝幣，但當時經濟不發達，物物貿易為主，貝幣並不經常進入流通領域承擔貨幣的職能。
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形狀酷似小刀的刀幣。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以黃金為上幣，銅半兩為下幣。漢代推行五銖錢，黃金逐漸讓出貨幣的功能。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通貨膨脹-通貨緊縮交替進行的局面[i]。自三國到唐代，銅錢和布帛等共同承擔著貨幣的功能。唐代鑄造開元通寶，唐德宗時期開始行兩稅法導致唐朝中後期通貨不足，出現錢重物輕的現象，這個問題被延續到了宋朝。宋朝的鑄幣仿造開元錢的形式，但是在銅幣之外有鐵錢作為輔幣，後又產生楮幣（紙幣）。錢荒的問題到宋朝更加嚴重，到元代也未能解決。等到明清時期白銀成為法定貨幣，但中國不產白銀，當白銀大量流到海外時，就出現了新的錢荒——銀荒。

有意思的是，除了宋朝，以上提到的其他經歷「錢荒」的時期都是錢重物輕——物貴錢少非常違背經濟學常識。物價貴，那就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時候怎麼能說是錢荒呢？通貨膨脹那是錢太多啊，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說那政府應該緊縮貨幣政策減少貨幣流通量以平抑物價才對。而錢少的時候就是通貨緊縮，物價應該自然下跌，給老百姓造成「物賤」的錯覺才對。所以如果簡單地把宋朝的錢荒歸咎於貨幣發行量不足顯然是無法解釋的。題主給出的問題當中引用的文字來自於南宋時期，實際上早在（北宋）宋仁宗時候的官員們就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物貴錢少的奇怪現象——蘇轍在他的詩文別集《欒城集》卷二O《私試進士策問》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古者為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價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

物有多貴？錢有多少？

那麼宋人所感受到的「物貴」到底貴到了什麼程度呢？宋代不比今天，政府尚未形成完整有體系的經濟統計數據，所以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宋代物價的變動都是經濟史學家從浩如煙海的典籍中搜尋資料考證出來的。下面三個pdf里的表格都是參考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轉引自全漢昇先生《北宋物價變動》和《南宋初年物價的大變動》）、汪勝鐸的《兩宋貨幣史》和高聰明的《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製成。為了保持連續性和統一性，我只指摘取了其中江南兩浙地區的物價（關於兩宋的行政區劃詳見參考文獻[4][11]和文後附圖）。而金銀價和貨幣鑄造量則不分地區。本來為了方便進行時間上的比較我把糧價、絹價、金銀價格和鑄幣量都並在了同一張表中，但是……表格太大了沒辦法貼上來，所以分成了三個pdf上傳到網盤……(請原諒我這個技術渣吧，順便吐個槽：宋朝皇帝這個不斷更改年號的癖好啊……）

http://pan.baidu.com/s/1bhPeFk宋朝糧價和絹價

http://pan.baidu.com/s/1QUg4u宋朝金銀價格

http://pan.baidu.com/s/1bpqE8Q宋朝銅幣鑄造量

簡單總結一下。從這三張表上來看，北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間江南兩浙地區的糧價翻了十倍多，宋神宗年間有所下降，到宋哲宗之後又開始大幅上升，比起宋初竟然翻了三十倍。相比之下絹價增長幅度較小，宋徽宗年間的絹價也不過是宋初的兩倍而已。而北宋末年的金價和銀價分別是北宋初年的四倍多和三倍多。到南宋以後，物價步步升高，糧價到宋理宗的時候竟然達到了宋朝初年的170倍！而絹價、金價和銀價也分別翻了四倍、五倍和四倍多。從銅錢鑄造量來看，北宋的鑄錢量不斷增長，而南宋的鑄錢業在走下坡路。南宋的鑄錢量沒有北宋那樣的精確記載，不過汪勝鐸在《兩宋貨幣史》中總結了各種史書記載得出了大致的估算：南宋時期大部分年份鑄造銅錢數都在15萬貫一下，多時可達20萬貫，少時僅二三萬貫。

這裡我認為有幾個值得特別說明的問題：1.銅錢的鑄造量並不代表流通量，因為市場上總是同時流通新幣和舊幣的，而且除銅錢之外還有鐵錢和楮幣。2.價格水平不能完全反映銅錢的購買力。汪勝鐸在《兩宋貨幣史》中指出：南宋理宗、度宗在位時，楮幣（紙幣）嚴重貶值，以會子、銅錢標示的物價嚴重偏離。人們此時較多地用會子標示物價，因而銅錢的購買力情況往往隱藏在會子購買力情況的背後。上表中宋理宗嘉熙年間的米價來自於原始史料《許國公奏議》卷三《經筵奏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是以會子標示的價格。根據《宋代經濟史》一書中給出的同年楮幣和銅錢的比價1貫（1000文）會子=150文銅錢來計算，銅錢表示的米價應該為510文，與宋寧宗時期差不多。汪勝鐸也考察了南宋後期用銅錢標示的絹價和金銀價格，事實證明，南宋後期以銅錢衡量的物價水平漲幅並不太大，遠沒有楮幣表示的那樣嚇人。3.物品的價格有地區和季節差異。以糧價而言，上表只反映了江南兩浙地區的糧價水平，而江南兩浙較富庶，所糧價水平比其他地區偏高（南宋初年有民諺：蘇常熟，天下足）。其次，糧食是季節性商品，糧價在秋收時價格較低，春夏之交則較高。再次，僅拿表中的米價來舉例，米也被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等級的米價不同。以絹價而言，
不同地區的絹質量不一，受到運輸條件制約，物價在地區之間存在差價也不足為奇。

錢都去哪兒了?

同樣是錢荒，經濟史學家們公認北宋和南宋的錢荒還不太一樣，所以本文也會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部分進行討論。

北宋

如果在當今社會發生通貨緊縮，央行通常會採取一系列財政和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更多的貨幣。但是在北宋，從銅錢鑄造量來看，中央政府執行的貨幣政策已經相當寬鬆，鑄造銅錢的數量成倍增長，理論上來說可以適應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根據彭信威（[5]）的考證，北宋到元豐末年（註：1078-1085）為止，北宋官方鑄造的銅錢加上私錢、鐵錢、交子、前朝開元錢的折算，全部貨幣流通量大約是兩億五六千萬貫。而根據高聰明（[6]）的考證，熙寧年間（註：1068-1077）商品流通量大約在15000貫左右。這樣對比來看，如果貨幣流通不出岔子，完全可以滿足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

然而現實總不會乖乖按照理論來進行。在北宋的貨幣流通過程中，出現了三個問題，以至於政府寬鬆的貨幣政策沒能發揮實際作用：1.大量貨幣沉積下來，退出流通領域。2.銅錢大量流到宋朝疆域之外。3.私鑄和盜鑄成風。

在貨幣沉積這一條里，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官方聚斂，尤其是在王安石變法之後，新法增收更多的現錢，貨幣都進入了政府庫房。這種說法常見於北宋人的議論，包括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可參考的原始史料見附錄[iii]），但受到現代經濟史學家葛金芳（[12]）和高聰明（[6]）的批判。葛金芳認為，政府財政有收必有支，北宋政府「積貧」嚴重，政府開支捉襟見肘，庫存中不會沉澱太多貨幣，大部分貨幣賦稅通過各種渠道返回民間。高聰明更詳細地指出，雖然在元豐年間（註：王安石變法是在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國庫確實比較充實，但同時期西北軍費開支也相當大，一進一出，導致庫存積余並不多。

二說是民間富商大戶貯藏——這種說法得到了現代經濟史學家的支持（[3][12])。貨幣集中於少數人的現象是自中國有貨幣以來便存在的現象。北宋的官僚士大夫、地主階級、大商人和高利貸者、以及寺院的僧道對積攢金、銀和銅錢有著狂熱的偏好，而這種偏好往往助推錢荒困境的形成。我認為這些人手中持有的銅錢分為兩種去處，一種是放在地庫里存著，暫且把這稱為一種儲蓄，進入這種儲蓄狀態的貨幣完全成為不生息的資產；另一種是投資於商業資本和高利貸，類似於投資，但是這種投資沒有流向生產領域，因此不能成為生產資本。儲蓄貨幣的形成被歸因為「劣幣驅逐良幣」——宋代「錢荒」當中的錢指銅錢，因為銅錢具有貯藏功能，相較之下，本身價值較低的鐵錢不僅不會荒，反而是太多了。劣幣驅逐良幣這個部分我放在後面私鑄和盜鑄部分進行解釋。這裡先解釋用於投資商業資本和高利貸的貨幣。這一部分貨幣是生息資產，但是和現代社會中的投資不太一樣——現代社會當中的資本會流向生產領域轉變為生產資本，而宋代的投資主要流向商業資本、高利貸和土地。實際生產者（包括農業和手工業）在社會當中處於被剝削的地位，沒有能力進行資本積累來擴大生產，商品生產難以發展，只能保持在家庭和個人手工生產的水平。更詳細的即使由高聰明（[13]）提出：一件商品的最終銷售價格=生產者所得+商業利潤+運費（商業成本）+商稅。從政府運鹽、運米的運費來看，商人販運貨物，路途越遠，運費越高。宋代商品銷售價格中，運費佔有不小的比重。商業利潤=利潤率×商業資本周轉次數。由於運輸條件和生產周期的限制，資本的收轉速度有限，所以商人只有通過增加利潤率的途徑來實現，這種辦法就是壓低向生產者的收購價格，提高銷售價格。由此導致商業利潤高而生產者所得寥寥。政府從流通過程中取得商稅，號稱與商賈分利，但實際上這部分收入最終通過提高商品價格來實現。由此，社會財富更多為商人和政府所得，實際上構成了商人和政府對生產者的剝削。大量積累的貨幣（商人手中）不會投入到生產領域，而只能投向商業和高利貸，或用於購買土地，總之沒有轉化成生產資本，所以導致商品生產發展緩慢。擴大再生產成為不可能。可能有人會問到底哪些算商業資本？以漆俠（[3]）和高聰明（[13]）的解釋作為基礎，我認為商業資本活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市場壟斷力量的獲得。最初的商業資本起源於交引鋪、金銀彩帛鋪等商鋪，然後通過兼并等大魚吃小魚的方法不斷擴大增值，最終形成壟斷，使大商人階級和生產者之間的強-弱差距更加明顯，大商人進一步剝削勞動者的剩餘生產價值（根據漆俠的解釋，這裡的勞動者不僅包括生產者，還包括長途販運過程中諸如船夫、車工等）。簡單說這是一個正反饋的循環：壟斷→商人和生產者力量對比懸殊→剝削→壟斷力量加強。另外，漆俠（[3]）還指出，宋代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不斷地通過聯姻、買官、投靠等方式同官僚和地主結合，最終導致這些資本都轉化為土地，形成土地兼并的浪潮，而在土地兼并的浪潮（北宋初到宋仁宗，宋神宗到宋徽宗兩次）會導致物價猛增。

宋朝所鑄造的銅錢一直被遼、夏、金等政權通用。儘管北宋政府嚴令禁止並採取多種手段去堵防銅錢，卻依然無法阻擋銅錢外流的趨勢。葛金芳（[4]）把這種現象歸因於商品價值規律。他指出，宋朝銅錢的海外價值遠遠高於國內價值，所以自然而然會流向海外。根據喬幼梅（[7]）的研究，和北宋爭奪銅幣的主要力量來自於契丹遼國。遼國建國初期國內經濟還停留在物物交換的階段，在幽雲十六州併入遼國版圖後，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起來，主要是依靠掠奪其他政權發行的錢幣。遼太宗時期契丹人開始自己鑄銅幣，但數量少得可憐。銅幣從北宋入遼的途徑主要有1.榷場購進，2.走私貿易，主要是鹽和糧，3.鑄鐵錢易並北宋邊境的銅錢。

至於私鑄和盜鑄成風，取決於「劣幣驅逐良幣」這一定理。汪勝鐸（[2]）對宋代銅錢含銅量進行了考證，考證結果發現宋朝時期銅錢實際含銅量在不斷下降，也就是說銅錢的實際價值不不斷下跌。但他也指出，實際價值下跌的幅度遠小於其名義價值下跌的幅度。所以宋代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實際價值，結果導致一方面民間熔錢煉銅器，從中套取更高利潤，另一方面私鑄改鑄低劣貨幣，市場上流通的劣幣把良幣驅逐出去，沉積為不生息的儲蓄貨幣。北宋時期川峽等路流通的鐵錢更是因為鐵的價格低廉成為劣幣中的劣幣，最終形成「豪宗富師所蓄大小銅錢、舊鑄鐵錢，歲月浸久，其銅錢或散入夷狄，或遷而輸鄰路……蓋所獲利博，豈肯蓄藏於家？」（轉引自[3]）

以上分析證明，北宋的「錢荒」實際上並不是一種「荒」。喬幼梅（[9]）、汪勝鐸（[2]）和高聰明（[13]）對北宋錢荒的表面經濟現象做出了更深刻的分析，認為北宋的錢荒實際上是由於國家財政收支大循環導致的貨幣在空間上出現不平衡，由此給下層民眾（主要是小商人、農民和手工業生產者）造成「荒」的感覺。首先，喬幼梅指出錢荒比較突出地表現在江南兩浙地區。按常理說，江南兩浙物產富饒，商品流出後應該有相應的貨幣流入。但是高聰明指出，銅錢運輸相當麻煩，因此商人偏好回貨貿易。江南兩浙地區的商人把貨物運到消費地區，並帶回等值的其他貨物。問題在於，有些龐大的消費市場比如沿邊軍區沒有辦法提供等值的回貨，由此產生了信用制度，商人用有價證券來避免運輸銅錢。這樣一來，中央財政大量投放在京師和西北二邊軍事駐紮區的貨幣無法流回物產豐富的東南地區，反而東南地區的貨幣還不斷通過稅收的形式上交給中央又流到北方，由此形成北宋東南諸路的錢荒——從地區來看，
東南諸路的錢荒是真的「荒」。

南宋

北宋的錢荒是流通中的錢不夠，也就是說政府鑄造的貨幣數量是足夠的，但是由於上述各種各樣的原因，這些錢沒能進入到流通領域承擔起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而都去承擔貯藏功能了。而南宋的錢荒在我看來更加名副其實，就是銅錢不夠，無論是從銅錢的鑄造量還是從在流通當中的銅錢數量來看。

從上文的表格和總結中我們知道南宋鑄造的貨幣數量是在不斷減少的，這主要是由於采冶業的衰落。汪勝鐸（[2]）從《宋會要輯稿》中考證出：乾道初年歲產銅26.3萬餘斤，而舊額則為705.7萬餘斤（註：乾道，1165-1173，為南宋第二個皇帝宋孝宗的第二個年號）。這樣巨大的落差一方面是因為宋金戰爭中金人割去了宋朝不少的領土，這其中當然包括一些銅坑冶；另一方面是由於南宋沒有認真執行王安石變法時期推行的二八抽分制，導致采冶生產者沒有積極性[iv]。

北宋時期就存在的銅錢外流和私銷私鑄在南宋時期同樣存在，而且越來越嚴重。南宋的銅錢主要是流向金、日本和南海諸國。雖然南宋政府嚴令禁止，但由於官吏們不認真執行，再加上女真統治集團主動地有意識地通過發行交鈔、壓低物價套購、以短陌吸引和對國界商人課稅等方式大力吸收宋錢，南宋銅幣短缺顯得更加嚴重（[7]）。

高聰明（[6]）更加仔細地區分了南宋紹興年間和南宋後期的錢荒。他認為紹興年間的錢荒是流通手段的絕對不足，而南宋後期的錢荒是由於會子對銅錢的驅逐和政府的錢會中半納稅制。會子是紙幣的一種。最早的紙幣在北宋就出現了，但北宋時期僅僅在那些使用鐵錢的地區流通紙幣，範圍不大。南宋時候楮幣在全國各地進行推廣，除了四川和陝西，在東南、淮南和湖北等地也都出現了廣為流通的各種楮幣。紙幣開始流通的初期，確實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通手段的不足，但是南宋政府在財政支付壓力之下不斷增發楮幣，最終導致楮幣的瘋狂貶值，再一次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根據汪勝鐸（[2]）的考證，開禧年間（註：1205-1207，南宋第四個皇帝的第三個年號）北伐軍費支出巨大，會子的總發行量達到1.4億貫。而淳祐年間（1241-1252）會子的發行量達到6.5億貫，是有記載的東南惠子的最高發行額[v]。下表（見pdf鏈接）引自漆俠《宋代經濟史》，其中南宋時期楮幣貶值趨勢和程度可見一斑。

http://pan.baidu.com/s/1nuxHKQP 南宋楮幣銅錢比價

錢會中半納稅制是說百姓交稅時不能只用會子，而是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繳會子和銅錢。紹興三十一年，宋廷下詔，沿流州軍上供許用錢、會中半。乾道七年，比例變成七分錢、三分會子。乾道八年，九分錢、一分會子。如此引起會子劇烈貶值，乾道八年又恢復了錢會中半制（[2]）。按照喬幼梅（[7]）的說法，南宋政府投入市場的是會子，而取之於民時卻要求銅錢。如此一來，民間勢必感覺銅錢不足，產生錢荒之感，只不過此處「錢」單指銅錢。高聰明還認為錢會中半制使會價不能擺脫銅錢數量的影響，在銅錢數量已經很少的情況下，錢會中半制使銅錢的供需矛盾加劇，也恰好促使會子更快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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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i]東晉南朝商業繁盛，但政府不鑄新錢，沿用各種舊錢；加之銅料缺乏，導致即使宋文帝元嘉七年開始鑄錢後所鑄銅錢也是劣質銅錢，導致「盜鑄彌甚，百物踴貴」。南齊吸取教訓，減少官方鑄錢，但同時流通中的貨幣不斷以稅收的形式迴流國庫，由此導致錢荒。梁武時期官方大量鑄造鐵錢，再次導致私鑄之風盛行，鐵錢貶值被市場拋棄，民間被迫回歸銅錢，於是銅錢又開始缺乏[9]。

[ii]北宋和南宋行政區劃圖

（對不起諸位我沒法上傳圖片……不要問我為什麼我也不知道大概天性科技小白和一切電子產品犯沖。北宋和南宋行政區劃圖百度圖片都有的，有興趣的可以自行百度……）

[iii]史料參考（轉引自參考文獻[2]）：北宋人對錢荒的議論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九九《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札子》

羅從彥《豫章文集》卷八《尊堯錄·司馬光》，《宋朝事實類苑》卷一五《顧問奏對·司馬溫公》，司馬光《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卷一《手錄·呂惠卿講咸有一德》，《東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馬光傳》。

《蘇東坡全集·東坡奏議》

[iv]

二八抽分制王安石變法時期推出的制度，就是冶戶採掘冶煉的礦產品的十分之二作為礦稅上交國家，其餘八分自由處理。相比於北宋初年要求每年要上繳規定產量的課額制，二八抽分制下冶戶的積極性更高。但是到宋徽宗年間又開始實行二八抽分制和課額製得結合，即規定了低於北宋初年的課額，這一部分二分為稅八分自便，在此課額之外冶戶還能自由烹煉，這部分產品全部歸己。宋徽宗的這一制度被南宋王朝延續了下去，但是這種制度對冶戶的直接利益而言遠小於二八抽分制。

[v]

會子按界發行，每發行新的一界時會兌收舊一界。但是通常兌收沒有那麼及時，會出現兩界甚至三界會子並行的情況。詳細內容參考汪勝鐸《兩宋貨幣史》第四編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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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書籍

[1]錢穆. 中國經濟史.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

[2]汪勝鐸. 兩宋貨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3]漆俠. 宋代經濟史(下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葛金芳. 兩宋社會經濟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5]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6]高聰明.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0

[7]喬幼梅. 宋遼夏金經濟史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論文

[8]袁一堂. 北宋的市糴與民間貨幣流通[J].
歷史研究,1994,05:21-39.

[9]喬幼梅. 從中唐到北宋錢荒問題的考察[J].
歷史研究,1990,02:69-78.

[10]袁一堂. 北宋錢荒:從幣制到流通體制的考察[J].
歷史研究,1991,04:129-140.

[11]任克寧,鄭勝明. 北宋「東南六路」分合考釋[J].
滄桑,2008,01:22-23.

[12]葛金芳,常征江. 宋代「錢荒」成因再探[J].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2:46-52.

[13]高聰明. 論宋代貨幣流通中的幾個關係[J].
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02:91-99.

[14]方錢. 唐代錢荒問題研究[D].安徽大學,2014.

[15]鄭璋鑫. 唐宋及明清之際的錢(銀)荒與啟示[J]. 菏澤學院學報,2005,01:78-82.

[16]王磊. 東晉南朝「錢荒」初探[D].南京師範大學,2013.

[17]曹爾琴. 宋代行政區劃的設置與分布[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03: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