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懸在虛空的大地？——李普曼《公眾輿論》閱讀札記

輿論：懸在虛空的大地？

——李普曼《公眾輿論》閱讀札記

黃旦｜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本文發表於《新聞記者》雜誌2005年11期

「輿論」這個東西有點「草色遙看近卻無」的味道，觸摸不著又無處不在。恰如王安憶《長恨歌》中所描寫的，像無聲的電波，在上空交叉穿行；像無形的浮雲，籠罩著全城，而且會釀就一場是非的雨，是那種糾纏的、綿密細軟的、飄飄洒洒霉透每個石庫門角落的黃梅雨。美國看來也不例外，否則李普曼也不會說：「一般都認為，存在著一種叫做『公眾輿論』的力量乃是理所當然的。」可也正是這個「理所當然」，使得輿論變成不必言說都能意會。至於其所產生的根源，關於它的發展過程，卻反而少有深究。這實在讓李普曼按捺不住，挺身而出，在1922 年寫了一本叫《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的書，不料一時洛陽紙貴，而且至今餘威猶在，影響未消。

一

輿論，在英語中為public opinion。千萬不能忽視了「publ ic」（我更主張譯成「公眾或公共意見」而不是現有的「輿論」），這與《老子》中的「雖有車輿，無所乘之」的「輿」，可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們的不少學者卻常常把二者混用）。「public 」最初是指「民有」，即民眾可以接近，後來逐漸含有「民享」、「民治」之義。按照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說法，18世紀公共意見中的「公共」（the publicofpubl icopinion）這個概念，是伴隨著自由經濟市場的經濟概念而來，猶如這個市場由自由競爭的企業所構成，公共的討論則是以身份、地位等類似的群體來劃分圈子。它附設在4個假設上：其一，個人的良知是判斷的終極所在和訴諸的最終判決；其二，在這些個體中，有一種自然的、平和的利益協調（harmony）；其三，在一定要採取公共行動前，必先在個體中進行討論以做決定；最後，確定了什麼是真理、正確和公正後，公眾總是據此而動，或者監督著他們的代表循此行事。既然如此，公共意見的形成，必然是雙向互動的過程，大家表達自己的意見，同時也聽取別人的意見；同時，這種討論不是雜亂無章，而是有很好的組織秩序，以至於當眾表達的任何意見都有機會得以即時的和有效的回應。討論中存在各種現成的發泄交流渠道，沒有誰可以成為別人的權威，甚至現存的那些權威機構也不對公眾進行滲透，公眾在表達意見時是自主的①。這概括不是太新鮮，大致也就是芝加哥學派頭面人物杜威、庫利、帕克等所念念不忘的互動的「共同體」。不過這一概括的確重要萬分，因為正是這公共討論的基礎以及由此產生的公眾意見，一直被公認為是西方民主憲政和理論的基石。

可李普曼以為這無異於天方夜譚。

從交流的角度，形成米爾斯那樣的討論首先需要材料，至少對有關討論對象的基本情況要有相當的了解，否則就像無米之炊，哪怕具有最好的良知也不免無的放矢。這就好比一個人群雲集的戲院：要有一個被人認識的舞台，有在舞台上進進出出的人物，以及對之的反應，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在這樣的三角關係中，顯而易見，起決定作用的是舞台和舞台形象。用李普曼的話來說，「世界在他們內心形成的圖像，是他們思想、感情和行為中的決定性因素。」「這種對世界的想像方式，決定著人們在任何特定時刻將要做出的行為。」自然也決定了米爾斯式自由討論的深度廣度乃至最後意見的形成。

站在這樣的一個研究「起點」一眼掃過去，李普曼馬上便發現輿論有了問題，而且是致命性的問題，那就是圖像的可靠性———人對外界情況的獲知。

二

每個人都具備這樣的經驗，由於直接面對的現實環境畢竟不是三堵牆構成的小舞台，它實在是太過龐大、太過複雜而又變幻莫測，應付如此奧妙、如此多樣、有著如此頻繁變化與組合的環境，是不可能面面俱到，左右逢源的。即便是事先充分準備，「全副武裝」，哪怕配置孫悟空式的金睛火眼，一走入現實，其結果同樣是捉襟見肘。為了在這個環境中活動，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在能夠駕馭它之前先有一個大致的認識和把握，於是就不得不用簡單化手法對之進行「重構」，猶如環遊世界前先製作一張世界地圖。

說是「重構」，其實也是差強人意。這還不是指其間所無法繞過的「簡化」，更在於在重構過程中，就摻雜著種種危險的因素：偶然看到的事實，創造性的想像填補，情不自禁地信以為真。這樣的重構，說到底便是真作假時假亦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虛構」，是人和環境之間的「虛擬環境」。即便有十足的精確度，也不等於現實，相當於賈寶玉神遊的「太虛幻境」。虛擬當然不是謊言，人不會故意自己欺騙自己，可這種人自身創造的且不存任何疑慮的「虛擬」，比人所共知的謊言要可怕。謊言讓人警惕，「虛擬」讓人無所顧忌，勇往直前。

回到那個「舞台—舞台形象—反應」的三角關係。現在看得很清楚，人們的反應——通常的意見，實質上就是對這樣的虛擬圖像的反應。圖像是虛擬的，反應卻是千真萬確的。假若反應所導致的後果是行動，那麼，這一虛擬的圖像，就是人們行動得以產生的「真實環境」。這不禁讓我們冒出一身的冷汗，因為它不是瞎子摸大象，而是盲人騎瞎馬，其後果沒有人不明白。照這樣看起來，其實人人身上都有唐吉訶德的影子，除非是一輩子都蜷縮在眼目能及的自家「一畝三分地」。也只有這麼一個屁股大的地方，唯一可能產生自發性的政治或輿論。本只在極有限範圍內的作為，卻被現代民主硬拉到一個超常龐大的環境中去施展拳腳。照此看來，「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說實在妙極，說到底就是「齊家」的經驗搬用到「天下」，像李普曼講的，「把更大環境的故事看作他私生活的模擬放大。」

即便是「虛擬」或「虛構」，也未必已經道盡輿論產生中的種種外在周折。反應者所生存的社會，有著無數大大小小的社團機構、聯合體，以及各種利益集團，還不提在政治領域具有支配地位的各種政治團體。這種不穩定的分散的利益隸屬關係，必然帶來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候都懷有各不相同的心思。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的搭檔愛德華茲，來自北卡羅萊納，據報載，由於北卡的紡織業受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的衝擊，所以愛德華茲主張嚴厲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相反，克里倒是支持貿易自由主義。可見都是，也只能是屁股決定腦袋。虛擬的圖像，加上反應時的各懷鬼胎，不必說意見的一致，或者退一步的求同存異，只要不進一步加深各自的偏見就已謝天謝地。最後若有什麼「一致」看法，不過是權術玩弄下利益平衡的「妥協」。「五光十色的混合體」被調配成了「中間色」。是製造出來的同意，不是互動交流所形成的一致。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對著這樣的東西開口說「是」或「不」，猶如「少數人提名後，多數人才能選舉」一樣，而政治領導人們是口口聲聲稱他們不過是揭示了早已存在於公眾頭腦中的意見或計劃———輿論而已。

不僅如此，信息的審查和所謂的保密；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模稜兩可；人們自身的時間、精力與謀生的壓力，凡此種種，在人們能夠接觸了解足夠的環境之前，就要碰上重重關隘。等到捱過這九九八十一難，外界的景象早已是殘缺不全。

三

圖像尚且不牢靠，公共意見又將焉附？可是話又說回來，即便假定所有這些外在的限制都被滌盪乾淨，人的處境，即對外界的認識又能好到哪兒？

人天生就抱有刻板印象，並以此體認自己的生存空間，否則就無法進行任何認識活動。不信，那就請你想一想，人都是在其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出生和成長，哪一個人不是傾向於按照自己文化所給定的、自己所熟悉的方式理解別人、環境以及自己？李普曼告訴我們，「多數情況下我們並不是先理解後定義，而是先定義後理解。」如何認識事實取決於我們所處的地位和我們的觀察習慣。待到通過教育，刻板印象更為根深蒂固，我們就只能看到自己所熟悉、所喜歡的景象，那些與之相抵觸的事實則會視而不見。「在每一套道德準則的核心，都有一幅對人性的寫照、一幅對世界的畫像和一幅對歷史的描述。」庫利眼中的人類生命歷史的長河，來自於兩條傳遞線。一條延續著生物的種質，另一條流淌的是語言、交流和教育②。可他沒有想到，當兩條河流緩緩糾結而下時，便也裹挾著混雜了各種養料，最終成就了李普曼所謂的「刻板印象」。

正是由此，刻板印象已不是一個能不能避免的問題，而是需要大力呵護和維持發揚，因為它是一個民族、一個文化長期延續而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我們個人傳統的核心，是對我們社會地位的保護」，是我們自尊心的象徵。就是在刻板印象的保護下，我們才找到我們在世界景象里的位置，而且在那裡有一種賓至如歸的舒適，猶如嬰孩安睡在母親的子宮中。刻板印象是我們投射在這個世界上的我們自身的意識，我們自身的價值觀念、我們自身的立場和我們自身的權利。它更像一個堡壘，在這個堡壘的庇護下，我們才可以並能夠繼續心安理得地堅持我們的立場並在想像的空間里遊走。「如果我們相信某個事情理應是真實的，我們就總是能夠發現一個用來說明事情的確如此的例子，或者找到一個相信事情的確如此的人。」

天生的缺陷，使人無法看到所有的景象，人註定只能以想像來彌補並構建自身所看不到的東西。人的想像，又是天生要以自己的意識框架為基礎。李普曼說，「一個人對於並未親身經歷的事件所能產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內心對那個事件的想像所激發起來的情感。」想像的情感，情感的想像，成了觀察、了解外界的補充———第三隻眼。人不能不看，人不能不帶著有色眼睛看，有色眼睛中的圖像成為人們決策和行動的依據，然後又推動人進行新一輪的想像。人走不出這一悖論困境尚屬命中注定。更可悲的，就是這樣的一種三角關係以及這一三角關係中所產生的反應——意見，被人們歡欣鼓舞地稱作輿論——眾口一詞或異口同聲，間或還夾雜著雷鳴般的掌聲。

四

自然，一部虛構的著作（比如地圖）也許也會具有幾乎無懈可擊的精確度，如果作者有這樣的能力、時間和細心。若都能充分重視而且達到這樣的精確度，結果應該還算理想，它至少不會造成誤導。問題是天底下有多少人又有多少事能被允許如此這般地精打細算？

不錯，很多人是把希望寄托在大眾傳媒上。「人們一般都承認，新聞報道是接觸看不見的環境的主要手段，而實際上幾乎所有地方的人們都認為，新聞報道應當自動地為我們做到原始的民主政體想像我們每個人都能夠為自己做到的事情，即每兩三天就為我們描繪一幅我們所感興趣的整個外部世界的真實畫面。」李普曼所提到的「人們」，恐怕不只是一般人等。在十九世紀得以迅速發展的傳播媒介及其技術，至少就讓芝加哥學派的杜威等大哲們激動難已。「憑傳播就能夠創造一個大的共同體」。如果報紙那樣的現代傳媒可以在大城市中將人們再次彼此連結，民主就能適應新的環境永存不朽。這是杜威的信念③。傳播在十九世紀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可以擴展人類性質和社會表達的能力。新的傳播意味著自由、遠見和無窮的可能，社會組織中的機械和專制形式將會消減，隨之興起的是更加人性的社會樣式。這是庫利④的預見。帕克更是身體力行，有過11年記者生涯的他，願意協助福特創辦《思想新聞》，就在於作為一種知識的新聞，在帕克看來，「其功能是對現實世界中的個人和社會進行導向。由此它不斷地可以維持個人的心智健康和社會的持久不衰。」⑤(恰如彼德斯Peters,J.）所指出的，於這些思想家而言，報刊不是紙張、油墨、詞句和畫面（ima ges），是一系列社會的和想像的關係，是傳播交流的渠道。這一批人與啟蒙主義不同，後者是把愚昧無知的鄉村和光彩熠熠的都市進行對比，而他們是把小小的共同體作為自由民主的領地。他們與浪漫主義也不同。作為對啟蒙主義的回應，浪漫主義是以鄉村的美來攻擊城市的墮落腐敗，芝加哥學派則試圖證明，城市可以被鄉村的精神所救贖⑥。如果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大眾蛻變為公眾，大眾社會就能脫胎而成前面米爾斯所描繪過的那種關係和諧、信息充分、雙向互動、民主自由的共同體。既然如此，形成共同意見——輿論，自然也就是輕而易舉，小菜一碟。

不過，大半生以報刊為業的李普曼早已識破報紙的奧秘。「報紙並不想照看全體人類」，新聞「也不是社會狀況的一面鏡子，而是對已經顯露頭角的那方面的報告。」他以種子為例：「新聞不可能告訴你種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長，但可以向你報告第一棵秧苗的破土而出，甚至告訴你某人對種子在地下的情況都說了些什麼。它還可能告訴你新芽並不是在預期的時間冒出地面。」所以，新聞只能是事實的某種表現形態或到達某一階段的狀況。由此就不難看出，新聞與真相不是一回事。新聞作用在於突出一個事件，真相的作用是揭示隱藏的事實，確立其相互的關係，描繪出人們可以在其中採取行動的現實畫面，就像讓你看見種子是如何在地底下生長然後又是如何破土而出一樣。

不僅如此，每天送到人們餐桌前的新聞，本來就是層層選擇的結果。它就像一道躁動不安的探照燈，搖來晃去，根據自己的或各種必要的條規，把一個事件擺到明處然後又光臨另一件事。人們不可能憑藉這樣的光束去照亮整個世界。這也就意味著，一個一個的插曲，一個一個的事件，一個一個七零八碎突如其來的變故，本就不足以讓人去治理應對社會。如果把廣告、頻繁進出報社的公關人員、報紙自身的價值判斷、操作慣例，以及社會集團的操縱等等包括進去，探照燈下的事件是否必要、必看也成問題，更遑論什麼真相。所以李普曼堅定地認為，把新聞機構當成一個直接民主的機構，設想成一個「輿論的法庭」或機器，並非切實可行。考慮到新聞的性質，更是不可思議。就像古老的原始民主傳統，不可能孵化出現代民主一樣，試圖讓現代傳媒繼承香火，獨力培育輿論的生成，無疑就是痴人說夢。

人所神往的輿論，就這樣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如神將大地懸在虛空。

五

虧了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強力，大地由動蕩和虛空變為持久與穩定。李普曼心目中也有上帝，他最後把拯救輿論的希望，全盤托給了社會精英。如果有一個獨立的專家組織為那些進行決策的人物挑明種種無形的事實，為社會、為媒介提供精確的材料和數據，輿論能夠正常產生並起到應有作用，代議制的民主機器也由此得以安然運轉。

這實在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不可思議的主張。儘管它像一顆九制陳皮梅，據說是由科學主義、實用主義、弗洛伊德主義、漢密爾頓的政治傳統等等諸多原料混制而成。別的不說，如果他們搖身一晃，真的成為像梁啟超所謂的「輿論之母」，那孕育輿論的種子采自何方，又以什麼方式交合？「專家們」又怎能撇除自己的成見？又怎能避免少數人對材料圖像的有意選擇從而造成輿論的操縱？不知道李普曼當初是否考慮過這些問題。這倒好，讓杜威看了笑話還得了便宜，他不無揶揄地說：「該書的後半部分探討了可能『治療』的辦法，而這一具有建設性的部分恰恰又是容易讓人躊躇不前、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的地方。」他也沒有忘記藉此再一次拿出自己的藥方並堅持認為：「民主要求更加徹底的教育，而不是官員、行政管理人員和工業主管的教育。」⑦杜威的方案比李普曼的未必強多少。現時美國的民主教育水平應該是不低，可關於反恐，關於伊拉克戰爭，民眾和社會視聽幾番受愚弄，能有什麼招？究竟達到何等民主水平，才能夠具備免除這種尷尬的能力，杜威同樣是曖昧不清。

其實爭論難休的又何止是李普曼與杜威。據普瑞斯（Price,V.）的說法，目前在研究中關於公共輿論至少存有5大憂慮：公眾缺乏能力、缺乏資源、多數暴虐、民眾的易被勸服或操縱、精英統治。李普曼和杜威不過是其中「缺乏能力」與「缺乏資源」二者的代表而已。這五大憂慮說到底，就是公共輿論的產生過程是否民主或能做到民主。換句話說，「真正的」公共輿論或影響政策選擇的意見，是否是在對公眾關注與影響政治決策者的意見進行了平等的、從下至上的傳播之後才形成的。照此來看，用什麼東西托住半空中的輿論，用李普曼式的「專家」還是杜威薦舉的「教育」並不打緊，最要緊的倒是得靜下心來好好想一想輿論究竟是在何方水土安身。曾為此而問計於國內幾本輿論學論著，幾無收穫，甚至李普曼及其觀點都不見提起，好生納悶也好不失望。萬一有好事者，仿照齊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那樣的問題，冷不丁問一聲「輿論是如何可能的」，真不知該如何作答。

在虛空中懸浮的輿論，一想起來就讓人心裡慌兮兮。

注釋：

①Mills, C.W .(1955).「ThePowerElite」. OxfordUniversityPress,Inc.p.300-304

②庫利著，包凡一、王源譯：《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第5頁，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引自羅傑斯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第169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半版

④Co oley,C.(1972).「SocialOrganization」. NewYork:SchockenBo ok s.p.81,90

⑤Park(1955.「Society」.Glencoe:Illinois. TheFreePress.p.86

⑥Peters, J.(1989).「SatanandSavior: MassCom municatio ninProgressive Thought」,.CriticalStudiesin Mass Com m unication ,6(1989),p.247-263

⑦Dewey, J.(1922).「PublicOpinion 」. TheNewRepublic,May 3,1922, p. 286—288

來自：輿論｜懸在虛空的大地？——李普曼《公眾輿論》閱讀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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