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出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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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活力在根本上來源於人性

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害怕孤獨的

還剩下不到兩個月，我們卻幾乎可以確定，「房價」一定是2016年的中國關鍵詞之一。從2015年末開始，「去庫存」的口號就鋪天蓋地叫起來。進入2016年，從北上深的一線大城市開始，以胡煥庸線以東的城市為主導，一場熱鬧的房價盛宴次第展開。到了最後一個季度，在各種「泡沫」的警告聲中，大城市的市場開始穩中有升，而那些尚未分享到這場盛宴的小城，去庫存還沒有開始，便走向了結束。

房價飛漲的背後，就在2015年，上海實現了進入21世紀以來的首次人口凈流出。有坊間的解釋說，這種凈流出是因為對外來人口子女入學方面的「嚴控」，很多人帶著無法在上海入學的孩子離開了這座城市。有一種說法是，這座城市在篩選它想要的人。

這也就不難理解，在2016年10月末，上海市中心的一場講座中，一位聽眾站起來問：我可能要離開上海了，但我還是想知道，中國的房價為什麼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這個狀況對中國、對上海的未來，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是一場關於新書《大國大城》的講座，主講者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會場正在討論「關於中國城市化的深入思考」。中國的經濟是否過多集聚在了大城市？一線的城市，譬如北京上海，真的是太大而需要控制了嗎？

陸銘的答案是：「上海太小了。」他說，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太集聚了，而是長期以來，人口的集聚未能與經濟集聚同步。除了出示發達國家高塔一樣的經濟積聚程度示意圖，他還給出了邏輯清晰的解釋——不同地區的區域位置決定了各地有不同的比較優勢，適合發展不同的產業。某些產業，譬如製造業、服務業，有規模經濟效應，人口集聚會伴隨著更高的人均GDP；而對另一些產業，譬如農業、旅遊業、各種資源型產業，受到自然資源的制約，如果要提高人均產出，必須減少人口。

這位經濟學家傾向於把中國跟歐洲做對比，確切地說，是歐元區。作為一個統一國家，中國的市場分割卻非常嚴重，因為戶籍和公共服務的差距，中國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的難度，幾乎超過歐盟國家間的勞動力跨國流動。那一大群歐洲國家，為了能更好地享受規模經濟效應，通過統一貨幣和共同市場結盟在一起，而幾十年來，我們享受著大國經濟的發展優勢，卻並沒有充分認識到生產要素流動的必要性，而城市發展和經濟集聚的壞處，卻被高估了。

在國權路一家咖啡廳，陸銘穿件綠毛衣，手裡翻著繁體版的胡適的書，他說：「經濟學家談公平，跟社會政治學家談的公平有點兒不同。很多問題如果從公正角度去理解的話，常常會理解為分蛋糕的過程，但實際情況是，這個蛋糕並不是說給這個人多了，另一邊就肯定少了。經濟學家要關注的是，整個蛋糕變大還是變小的問題，如果你不公正，可能整個蛋糕都小了。」

陸銘說，自己成長在一個「移民家庭」：爺爺輩是寧波人，父母在上海長大，又去了安徽支援內地建設。1991年保送至復旦大學經濟系時，這個懵懂的少年還不明白經濟學可以做什麼。在復旦經濟學院讀到博士，成為講師，一直到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勞動經濟學，其間接觸流動人口、地區差異，陸陸續續十年，將對這類領域的關注整合在一起，就成了這本《大國大城》。

《大國大城》

這是本邏輯嚴密卻不乏激情的書。書里沉痛地提及了大量實地考察中的例子，比如西部大量過剩的工業園，希望能夠吸引東部沿海的製造業，卻因為沒有運輸或者其他方面的優勢，並沒有足夠的產業引入。事實上，跨國公司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工廠，更願意遷去東南亞，那裡有優良的深水港和低廉的運輸成本。這位經濟學家認為，在擔心「拉美化」之前，也許，中國真正該擔心的是另一個潛在危險，「歐洲化」。

避免歐洲化的一個重要方式是打破戶籍局限，促進勞動力更有效率的配置。讓所有的一切更好地遵循市場經濟的三大原則：價格由供求決定，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以及，保護私有產權。他很嚴肅地表示，「中國經濟中的大量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政府的手過於有力，伸得又太長了。」

他始終崇奉市場經濟的三大原則，卻又無奈地發現，譬如房子，「最近十多年以來，恰恰在人口流出地建房子，而在需求高的人口流入地，像北京、上海這種地方，限制供應，住房供應跟不上。」之後就導致人口流入地的房價高，就限購，限制需求。他說，在中國，大量的資源正因此從回報高的地方流向回報低的地方，政府的那只有力的手，伸得實在太長了。

在書中，陸銘討論了大城市的細節。他引用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觀點：究竟是低密度、寬馬路還是高密度、窄馬路更宜居？而城市病，是不是因為大城市在規劃時對人口增長估計過低，導致基礎設施嚴重滯後。他說，「回頭看看城市以往的人口規劃，是件很幽默的事。」

1983年出台的規劃提出，要把北京市2000年的人口規模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然而，僅僅三年後的1986年，北京市總人口便已達到了1000萬。《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1250萬左右，事實是，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達到了1382萬人。同樣的事情繼續發生著，《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的總人口規模要控制在1800萬，但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961萬。

類似的現象同樣出現在上海。2003年，媒體報道說，2020年的上海城市將以2000萬人為目標，比原定的1700萬城市人口又上了一個台階，而實際情況是，僅僅在2013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就已經達到了2371萬。城市人口的一再突破「規劃」，常被作為需要控制人口的理由。然而，為什麼不能反過來想一想，這個人口數目究竟是一種預期還是控制目標？陸銘特意給書中的某一章取了個名字——「大城市不死」，大城市的活力根本上來源於人性，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帶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質量，同時，人口密度帶來更多交流和知識傳播。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害怕孤獨的。

現在對將來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他說：我們目前的很多方向性選擇，也許決定著之後二三十年的發展。這讓他覺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顯得特別必要和及時。」

大城市的房價為什麼這麼貴？

人物周刊：你說過，像中國這種，因為供給不足引發的房價上漲，不算泡沫。

陸銘：對。我舉個例子，如果現在房子是敞開供應的話，大概月薪一萬的人都買得起房子。現在供給減少，大家的收入都不變，那就只能提高門檻，讓更少的人才能買到房子。比如，我把門檻提到月薪兩萬、月薪三萬的人買得起這房子。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來算房價收入比，這個比值就變得越來越驚人了。用房價收入比來討論房價是不是有泡沫，只在供給沒有問題的情況下才成立。我們目前的情況，供給受到了限制，這種因素導致的房價上漲，這不叫泡沫。泡沫是由需求方定義的，而一線城市現在是供給方不足導致的房價上漲，三四線城市就沒有這個問題。假如現在擴大住房供應，房價可能跌了，這種情況不叫刺破泡沫，只是價格受供求影響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中國的住房市場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對供給方的控制。中國的房價有沒有泡沫？我也不能說絕對沒有，但中國房價的主要問題還是出在供給和需求不匹配上。

人物周刊：那政府為什麼要控制房子的供給呢？

陸銘：因為，從人口角度來講，他們覺得（大城市）太大了，北京上海太大了；從城市發展的角度來講，他們把均勻和平衡這兩個概念搞混了嘛。你現在問一個地方政府官員，中國老百姓的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大，是不是問題。估計所有人都會回答，這是個問題。你再進一步問，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怎麼辦？絕大多數人會告訴你：給錢。北京上海是不是太大了？太大了。要不要限制？要限制。這是我們慣常的一個思維方式，但我們從來不問，別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他們會怎麼辦？比如，你到紐約、東京，你去問他們，紐約、東京是不是太大了？要不要想辦法去限制？

事實上，其他國家不會問這種問題，沒意義。他們一沒有戶籍制度，二沒有強大的國家來調配土地資源。但為什麼別人不限制，他們也發展得蠻好？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把資源從發達地區轉移到欠發達地區，這不就是把資源從回報高的地方轉移到回報低的地方去嗎？你想，如果是一個正常的市場機制的話，資源會往回報低的地方流還是往回報高的地方流？我們很多時候會忘記問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其他國家會做嗎？很多事情，比如戶籍、土地，還有特大城市種糧食。全世界的特大城市，稱自己是全球城市的，哪裡還在種莊稼？這麼寸土寸金的地方，按道理來講，這塊地就該用來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吸納就業。中國現在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時候，這些地方，都是幫助大家致富的地方，為什麼還要再去種莊稼？我從前問過政府官員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回答我，「上海種蔬菜，有保持生態的功能」；另一個人則告訴我，這是出於上海的糧食安全考慮。國家才需要考慮糧食安全，一個城市是不需要的，如果要保持生態，可以多種樹。人口向城市集中，特別是向大城市集中，他們佔用的土地要比解放出來的土地多，反而更有利於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生態保護。

上海，一位市民抱著孩子在密密麻麻的住宅樓前散步

人物周刊：你在書中談到過，距離大城市450公里以外的地方，可能不適合發展製造業，它們可以發展農業、旅遊業。那他們如何找到自己的特長呢？

陸銘：這個是看城市地理位置所決定的比較優勢，而且我說的是總體上，距離大港口遠的城市國際貿易成本較高，相對來說，發展製造業的成本較高，但這並不是說距離大港口之外的所有城市都不適合發展製造業。有些城市適合發展製造業，有些城市適合發展服務業，比如說旅遊，有些城市是農產品加工運輸的節點型城市，有些城市是資源型城市。每個城市在市場經濟體系下應該去找自己的定位和比較優勢，尋找自己的位置。城市和城市之間應該有分工。什麼是尋找這些定位的最好的機制呢？就是市場。你的產品造出來，不管造什麼，能賣得動，你就繼續，如果賣不動，可能說明你的定位有失誤（與別人相比，你的價格、品質沒有優勢），你就虧損，然後做不下去。這就是市場的原則。我們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我們的很多東西都是政府做的。政府投資投錯了，還不糾錯。比如,在山區發展工業，你真的那麼相信那裡有工業的比較優勢嗎？已經有很多地方試過了，工業園造好後沒有企業去的，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是不是工業園應該關掉了？你的佔地應該復耕成農業用地了？

我們現在的根子出在計劃經濟，出在政府的這隻手太長了。而且政府在做的，不是像十八屆三中全會一樣，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現在做的，恰恰跟市場經濟要做的事情反過來了。

人物周刊：你書中曾經提到，以人均GDP，而不是以地區的總GDP為標準，可能會緩解一些城鄉差距的問題。這一點容易做到嗎？政府有意圖想去做嗎？

陸銘：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動，誰還會在意總量，窮人一定往收入高的地方流動，到最後，即使在欠發達地區，因為它的產業結構就是農業旅遊業礦產資源，人少了，人均也高了。最後人均上就均等了，這是真正的平衡，雖然不均勻。

我書里說的意思就是，我們不管20年或是30年以後才能實現（人口自由流動），目前官員考核體系下，考核人均總比考核總量來得好。而且可以給不同的地區設不同的指標權重，如果真要是人口流入地，那麼就更加看重總量，如果是流出地，更看重人均就對了。以這個標準來看，現在很多做法都有問題。比如，東北是人口流出地，人口流出地的經濟增長還是正的，那麼，人均就會增長很快。從東北的這個地理位置來看，它的港口到冬天基本上是要結冰的，而且氣溫太低，不具備太多搞製造業的優勢。東北的未來，如果成為中國的北海道有什麼關係？著重發展農業和旅遊業，不也挺好？

我們現在的思維方式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東西，就是無工不富。對於一個國家，這是對的，但對一個地方、國家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對的，因為地區之間是有分工的，有分工就沒有必要讓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地方都去發展工業。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大城市的生存為什麼這麼難？

人物周刊：有一種說法，說現在的上海對年輕人關上了大門，這裡對年輕人的門檻越來越高。還有種說法,上海沒有對所有的人關上大門，它是在挑選自己適合自己的人，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陸銘：我覺得說現在上海對年輕人關上大門都說輕了。現在連企業家都在說，上海繼續這副樣子，我就要走了。為什麼呢？他們招不到人了，企業家們說自己招不到合適的人了。

表面上看，目前的制度就是在挑選人才，可是間接受影響的人很多。首當其衝的就是希望留下來的企業家們，成本高了。前段時間有媒體報道，一個世界500強的公司老總說：成本太高，我受影響。其次，每一個市民都會受到影響。越是限制低端勞動者流入，保姆是不是越貴？在餐館裡吃飯是不是越貴？這就是為什麼現在上海的服務價格，幾乎可以跟香港有一拼了，要知道，我們的人均收入只有香港三分之一。這種情況，越是在上海待著的人，就越受影響。真正高端的人是無所謂的，他們可以去新加坡去香港，中游以下的人受影響最大，這就是市場經濟被扭曲的結果。政府以為他們做這些事情可以保護本地市民，實際上受損的就是在本地住著的人，能走掉的才無所謂。

下面我再具體說說挑選的事情。一個人收入水平會不斷提高，這只是速度和早晚的問題，隨著你的收入水平提高，你大量的新增消費是服務性消費，到餐館裡吃飯，找人幫忙打掃衛生……而這些服務行業的從業人員就是你現在想趕走的人。我想講一個美國的數據來說明一下。在美國的城市，一個高科技的人進來，會相應的帶動五個工作崗位，一個律師，一個醫生，後面三個分別是：餐館服務員、家政服務員、超市收銀員。「高端」和「低端」——如果一定要用這個詞的話——他們的人數比例是1:1。低端的人被你趕走了，價格就往上漲了，你付不起，那你生活質量就下降，比如，有些人本來可以雇一個保姆的，現在雇不起了，本來是在餐館吃飯的，現在就得自己做了。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對於這部分人來講，他不光生活質量下降了，他的生產效率也會下降，如果這部分人還有一個選擇，那就移民。對於上海來講，很多高端的人才就這麼走了。

一個城市的人口，實際上是在不停地移進移出，越是你想留的人，全球範圍內的各大城市也都想留。這些人會比較兩件事情：我在哪兒掙得多；我在哪兒花得少。按這個邏輯，城市的公共服務提供給低收入者，實際上是有利於提高服務業供給者，有利於提高城市的吸引力。越是公共服務傾向於低收入者，第一，你可以實現公平；第二，一些從事服務業的低收入者就待下來了，服務價格就降下來了，生活成本就降下來了，你想引入的那些人就花得少了，你就有競爭力了。這就是為什麼香港要不斷引進菲佣的道理，新加坡引進印度人，也是這個道理。

上海，一位清潔工在外灘一棟正進行內部裝修的建築物里擦玻璃

人物周刊：但在中國有個大問題，社會保障缺乏一體化，地區間的福利差距很大。尤其在北京上海這種城市，當地居民作為既得利益者，反對肯定會比較強烈的，如何去說服他們？

陸銘：這不是你手裡的橘子要拿走的問題，外地人來的時候，經濟蛋糕在做大，也許你的橘子變成了兩個，你把外地人關在外面，相當於你自動放棄了把蛋糕做大的可能性。而且，外來人口在幫你養老，現在的人口流入地都是老齡化很嚴重的地方，外地人的進入就是因為你有需求，本地的勞動力供給又跟不上了，才要來填補你的空缺，而這個填補的空缺創造出來的就是第二個橘子。很多時候，這隻橘子都是被拿來養本地的老人了。

人物周刊：但外來人口的養老和教育也都要錢的，而且北上的社會福利會遠高於地方。

陸銘：這是問題的一方面，目前中國地區之間的福利是有差別，社會保障缺乏一體化，接下來，中國要在社會保障上建成一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些事情是要做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目前阻礙勞動力流動的政策是對的。社會保障養老沒有一體化，你可以說是國家的問題，那麼不讓外來的孩子讀書是誰的問題呢？更不要說我們已經有憲法、義務教育法，這些法律都應該保障一個孩子應該在他所在地方接受義務教育。

人物周刊：你從前好像有一個想法，讓農民工的孩子可以帶著當地的福利到工作的城市，在這裡，他們哪怕上私立小學，也可以用教育券抵償部分學費。

陸銘：這些都是解決問題當中的一些過渡性措施。也就是說，由於存在現在的一些制度，比如，中央政府財政補貼人口流出地，當那裡的人流出的時候，可以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一塊帶到它人口流入地來，這可以作為一種改革的過渡措施。但這只是過渡措施，不是理想目標。什麼是理想目標呢？就是我在你這裡工作就對你有貢獻，我幫你養老了，所以平等的公共服務是我該得的。雖然這個目標短期內很難實現，但全社會應該明確逐步向這個方向邁進，早晚總要做到。

人物周刊：但是北京上海這邊的政府就會說我這邊教育資源不足啊。

陸銘：實際上，現在中國出現的情況不是教育資源不足，最近上海出現的情況是面向外來務工子弟的民辦學校招不滿人，因為他們能招的學生都不能滿足政府的入學條件。另外，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可以讓市場去做。廣州的外來孩子在廣州讀書，政府不投一分錢，問題也解決得蠻好的。像現在，在上海很多外地的孩子要讀書，有企業家說，「如果政府不提供，我來造學校」，但政策不允許，這能叫公共資源不足嗎？我再問一句，超大城市要給外來人口提供教育了，政府說沒錢了。但政府控制人口要不要花錢？你控制人口的錢，恐怕就已經可以造好多學校了。

不要以為外地人來你不提供公共服務，你就保護了自己。大家在一個國家內部，他不來，人在老家，因為當地資源有限，沒有掙錢能力，花錢得借債，如果還債能力不足，那麼誰幫他還？還是全國人民。誰還得更多啊，按GDP算下來，還是發達地區還得多。發達地區的人，你不要以為這事跟你沒關係了，這個錢既然要花，花得更有效總是好的。

再看看未來，現在的中國，一方面勞動力短缺，整個國家生育率下降，卻還有六千多萬的留守兒童，加上三千多萬的隨遷子女，這是總量大約一個億的未來勞動力資源。尤其在我們現在勞動力總量慢慢不足的時候，這一個億應該著眼於把質量提高，這是我們未來的資源，他們不是外國人啊。

我們在討論具體政策問題的時候經常忘了一點——大家講的一些想法和政策主張符合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趨勢嗎？

人物周刊：你這個想法是否過於理想化？

陸銘：我在書中反駁過這個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也許不可能馬上解決，但至少應該作為目標。像上海的2040規劃，整體上沒有考慮公平，或者我們剛剛提到的流動人口問題。我覺得，越是長期的規劃，不管是國家的規劃還是城市的，都應該多提點理想，不是說你今天就要做到，有很多原因會使得你現在做不到。但是，既然是長期規劃,就要多提些目標，讓其他國家看到中國（特別是引領中國發展的大城市）的努力方向。另外，務實地說，今天的上海，是按照人口1900萬來設計的，現在已經2500萬了，學校數量、基礎設施數量，會有一些缺口和矛盾。但出現這樣的問題時，你要把理想講清楚，就是未來應該增加供給。不能等到若干年之後發現，規劃又做得不足，那時城市病更嚴重。我想提醒的另一條就是，今天我們在做的很多事情，到了2040、2050年，還能做嗎？到那時候，中國肯定是發達國家了，上海的人均GDP好的話可能到五萬了，差的話，三萬估計也能達到的，這就是今天香港和東京的水平。到時候，我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比如教育控人）還能再做嗎？

最近，我經常談到一個詞，文明。我最近經常在講這個詞，文明就是對弱者的關懷。你可以從一個國家怎麼對待弱者來看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

短期的悲觀和長期的樂觀

人物周刊：我原來一直以為經濟學更注重效率，你這麼一說，好像經濟學最後落腳到了公平上。

陸銘：說經濟學不注重公平，只看效率，本身就是對於經濟學的誤讀。公平本來也是經濟學應該關注的問題之一，而且公平和效率這兩個東西是不矛盾的。像我剛剛講的例子，你覺得它們矛盾嗎？像我們分析公共服務的時候，可能要公平，這種公平的最後就是為了使得城市競爭力上升，它與效率毫不矛盾。

人物周刊：你對中國的未來是悲觀還是樂觀？

陸銘：短期的悲觀和長期的樂觀。

短期的悲觀就是基於我前面講的一個非常基本的情況，我們現在的一些行政力量在逆市場力量做事，具體的體現就是把資源引導到回報低的地方，而有發展潛力的特大和超大城市被政策所限制。這樣導致整個中國的投資效率很低，地方債務很高，在社會的維度上，不公平的東西始終得不到解決。但長期來看我是樂觀的，因為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如果事情做對的話，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空間，你知道，沒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日本的問題就出在「沒有問題」了，1980年代以後，日本在政策上沒有什麼太多可做的了，什麼都挺好的了，成熟社會、法治民主了，但是，人口老齡化出現了。中國今天的問題不是這個樣子，我們講的任何一個問題，城鄉間的問題，大城市的控制問題，土地的問題，戶籍的問題，你動任何一個，都可以創造巨大的機會，更不要說幾個一起動了。我甚至可以這樣講，短期越悲觀，長期越樂觀。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大的社會變革就是在問題多和危機大的時候出現的，你看人類歷史，每一次大的變革，都是在危機的時候，因為好的時候，就沒有動力了，好的時候把很多問題都給掩蓋住了。所以，我的短期悲觀和長期樂觀是相互對應的。

——純手工插畫每周更新

問：大城市的出路在哪？未來中國會怎樣？

答：大城市對年輕人的門檻越來越高，讓大部分人立足艱難，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房價問題，教育問題，養老問題等等時刻困擾著老百姓，這很現實，但總的來說，短期越悲觀，長期就越樂觀。人類歷史上每一次大的變革，都是在危機的時候。也正應驗那句古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所以讓壓力轉化為動力，奮力崛起！

? 我要你 任素汐《驢得水》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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