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解決中的困境

01-30

來到諮詢室的每一位來訪者都是帶著一個自己的「問題」而來的。他們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來求助諮詢師去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但是諮詢師常常會說，「問題」本身並不是問題，你如何去定義、思考、理解和感受「問題」才成為問題。那何謂問題呢？

心理學家敦克（Duncker）早在1945年就給問題下了如下定義：

當一個人有一個目標，但又不知道怎樣做才能達到這個目標時，每當他不能通過簡單的行動從一種情境達到另一種需要的情境時，就要求助於思考。這種思考的任務是設計某種行動，這種行動能使其從當前的情境達到需要的情境。

可是這個定義是有局限的，它把問題的解決訴諸於「思考」，認為「思考」才是問題解決的途徑。

下面這個玩意兒叫漢諾塔（河內塔）：

這個玩意兒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在一次只能移動一個環的規則下，把這一串環按照從小到大的原始順序從當下的柱子移動到另一個柱子上。

這是可以做到的，並且數學家們還能夠計算出環有多少個時，最少需要用多少次移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運用的就是「思考」，這符合敦克的定義，也符合我們每一個人對於問題解決的常規理解。

所以我們常常會按照這樣的思路去解決我們生活中的所有問題：

這個過程需要的就是我們思考——當我們去確認當下的初始狀態，問題解決後的目標狀態，我們就可以通過比較二者的差異，通過我們的「思考」來發現解決程序的中間過程。

可是，我們常常無法很好地提出一個問題。或者說，無法準確表徵一個問題。Simon（1986）曾說，如果一個問題得到了正確的表徵，那麼它已經解決了一半。

所以一個來訪者來到諮詢室後，他最有可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敘述當下的煩惱（問題的初始狀態），因為這是他來到這裡的動力，是他最直接體驗到和感受到的狀態。但是——

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困境就是陷入到當下的狀態中而不知道目標在哪裡。

有些人會說，我們知道目標在哪裡啊，我們的目標是獲得幸福。如果你信了他的話，你就被催眠了。

漢諾塔的目標是把從小到大的序列環按原始順序移動到另一個柱子上，這個目標明確，操作性定義清楚明白，不會有歧義。可是「幸福」這個東西就不那麼明確了。

在教育心理學中對於問題的類型有一個分類：

結構良好的問題：指問題的初始狀態和目標狀態都作了明確規定，並最終會有一個明確答案的問題
結構不良的問題：指問題的初始狀態、目標狀態及可能的認知操作都不清楚，或者沒有明確說明。

那很顯然，從現在的痛苦中走出來獲得「幸福」就是一個結構不良的問題，痛苦的現狀或許可以清楚說明，但是「幸福」或者說「走出來」卻不是一個清楚的目標狀態。

在我思考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這個概念時，我想把這個概念具象化——在我的生活中有沒有這樣一個人，他/她是自我實現的呢？我一開始的瞬間反應是沒有。可是在我越來越多的思考和體驗之後，我發現我身邊最親的一個人，就是自我實現的。就是我的母親。她經歷過很多坎坷和挫折，但是我幾乎從來沒有從她身上看到過怨天尤人、懷才不遇、悲傷惆悵……她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與學生打交道，教授的內容也是她熱愛的藝術。她常常給我發她教課時的照片，臉上洋溢的笑容絲毫沒有修飾。

我也曾經接觸過其他的藝術生，他們或許從小被父母強迫著去學鋼琴、學聲樂，或許帶著能夠在今後的諸多表格中特長一欄能夠不空著而學古箏、小提琴。可是我在他們彈琴時從來沒有看到過那種自然流露，難以掩飾的笑容，常常是一種舞台上的表演狀態。同樣一件事情，一門藝術不同的人感覺截然不一樣。幸福難道有公式嗎？

有句話說，幸福的人往往都是一樣的，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總覺得，恰恰相反。

清楚表徵自己的「幸福」目標，是通往各自不同的幸福的第一步。

我自己的個人體驗就是這樣開始的，當時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個CAPA在訓諮詢師的長程來訪者招募，因為是招募所以可以議價，對於我來說有很大的吸引力。並且行內人士都說，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心理諮詢師，你自己需要先接受長程的個人體驗。因為便宜和考慮入行通行的「法則」，我找到了我的個人體驗諮詢師。

我比較清楚自己的現狀，我是在讀研究生，有穩定的親密關係，家庭是怎樣，同伴關係如何，我會因什麼焦慮，會在什麼場合緊張，會害怕什麼，會因什麼憤怒。我可以描述出許多自己當下的狀況。可是我想通過個人體驗獲得什麼呢？我想走到哪裡去？在最初的過程中，我完全沒有答案，甚至沒有思考過。

這也是很多來訪者都會遇到的情況，我們都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且人們往往相信，有一個「固定」的答案在終點等著我，只是我們現在還未找到。

現在我會發現，把目標放在心裡去思考它，它就已經開始在形成了，而且它會隨著你不斷經歷和思考而發生變化。

我們遇到的第二個困境是，現狀和目標之間的路徑不是那麼「可操作」。

河內塔之所以成為問題解決的典型例子，正是它的中間過程在問題定義中就「操作化」了。它的中間過程就是：「移動環，且一次只能移動一個環」。

我們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是「移動一個個環」，就達到我們想要去的地方。可是生活中的問題往往並不這麼簡單。它的複雜之處在於我們每天都在體驗和知覺無數無數的信息，但我們能夠在意識中記得的信息非常之少，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運用語言和文字來記敘自己的經歷，記敘的過程就把原本鮮活的體驗抹去了。

羅傑斯提出一個術語叫「分化」，當我們對現象域進行感知的時候，常常會對現象知覺進行概念化（羅傑斯稱為符號化），這種概念化的傾向是因為我們要用語言去表徵這樣的知覺，比如：「今天很開心/今天很難過」。而「分化」的意義在於把語言概念化的內容還原成知覺的原形，提高我們對每一個微小部分的知覺。羅傑斯舉了一個例子：

有一位母親說：「我容易被他激怒，對他感到憤怒，因為他很壞」。這就是一種概念化（符號化）之後的語言。當你要去理解憤怒的過程時，就需要「分化」這個概念，把路徑中的細節體驗描繪出來。「他讓我生氣是因為他在XX的時候自己做了決定，都沒有去聽一聽我的意見，這讓我感覺到他表現出了成人的能力，而這是我想要儘力避免的事情」。這個結論就變得更加明確，它建立在了現實的基礎上，而不是一個「因為他很壞」的概念。

「分化」的能力，是我們表徵問題的一個重要能力。

我們遇到的第三個困境是，當現在的痛苦非常醒目時，環境中的「工具」就隱身了。

這是一個問題解決的經典實驗，有很多實驗參與者沒有在限定時間內思考出如何同時抓住兩根繩子。

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這個現象。首先，問題本身掩蓋了環境中存在的東西。當問題提出，要解決的是同時抓住兩根繩子，大量的關注就放在了繩子上，我們會開始計算繩子的長度，人的身高臂長等等。很多人可能就不會去看桌子及其桌子上的東西。

這在很多來訪者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果我的問題是失戀了，那麼「如何讓自己情緒好起來/重新挽回ta/……」，帶著這樣的問題，或許就看不到我們在和異性相處中存在的模式，看不到當下情緒體驗中有多少來自失戀本身，而有多少來自失戀對於我的意義（這個意義可能來自環境中其他的內容）。因為我們只想儘快「解決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功能固著」，有些人可能看到了桌子，也看到了桌子上的扳手。但是那又如何，扳手是用來擰螺絲的，和我要做的事情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沒有想到，扳手其實也是一件「重物」，當我們把扳手重新解讀成「重物」時，答案就出現了。

我們常常把憤怒解讀成一種消極情緒，是我們極力避免和壓抑的東西。可是當運用「分化」的能力去看到憤怒的情境和原因時，很多人會發現，憤怒背後有渴望。

生活中的問題解決往往很難，它不像書本中的問題那麼結構良好，我們常常不知道目標在哪，不知道可行的步驟在哪。最後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僅僅在用解決書本問題的方法——思考/認知。我們忘了其實，人還有其他的問題解決能力，我們的體驗、情緒、直覺和感受，這都是可以用來去做運算和解題的工具。「功能固著」的傾向讓我們忘記了它們。

前些天看一個宣傳片，一名北大數學系的女生說了一句話：

「直覺、潛意識是最高級的運算」。

我深深被這句話震撼到了，它帶我進入了一個新的問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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