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寫太長又捨不得刪掉然後問題又恢復了的。。。草稿
。。。本來捨不得這幾千字，打算放到專欄里。然後發現問題又被恢復了哈哈哈哈
謝謝 @劉柯 的邀請。可惜的是我對這個話題並不太了解，以前讀過一篇澎湃對霍夫曼的專訪，裡面倒是提到了這個話題，這是我個人比較感興趣的一個視角。
有興趣的朋友可自行閱讀原文（地址：專訪拉康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站在資本主義的反面），我貼出其中一部分：專訪拉康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站在資本主義的反面
澎湃特約記者 方露茜
2016-08-25 17:19
近期在西歐國家發生的恐怖襲擊有一個與以往明顯不同的地方，那便是涉案的恐怖分子大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甚至是十幾歲的青少年。很多人嘗試將這種現象歸咎於極端意識形態的誘惑和宗教的洗腦，然而，為何如此大量的年輕人能夠如此輕易地被誘惑和被洗腦？師承拉康的法國精神分析家霍夫曼提醒我們，看待恐怖分子的年輕化趨勢，不可以忽略青少年的主體性問題，尤其是那些被主流社會排除在外的青少年。他們正經歷著外在的身份認同缺失及內在的匱乏感。在精神分析中，一個主體只有通過被大彼者命名才能夠進入象徵秩序，成為語言的主體，也就是意義的主體。在生存的「無（意義）」和死亡的「有（意義）」之間，後者反而成了一條「生」路，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當然，恐怖襲擊並不是當今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爆發的唯一癥狀。另一個更為普遍和潛在的問題是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缺乏有意義的聯結。霍夫曼說，拉康早已預見這個局面。他在後期理論中著重討論「愛」，在他看來，愛是改變辭說的徵兆，而辭說即社會聯結，因而愛趨向於創造社會聯結。在這個意義上，精神分析可以說是站在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反面。近日，霍夫曼教授應邀來到北京回龍觀醫院為心理治療師舉辦培訓。澎湃新聞在他的弟子、精神分析家楊春強博士的分析室中對他進行了專訪。克里斯蒂安?霍夫曼教授（Christian Hoffmann），法國著名精神分析家，拉康嫡系弟子，巴黎七大（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教授，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博士學院現任院長，巴黎七大前副校長。 圖為霍夫曼教授接受澎湃新聞記者訪談現場。新型恐怖主義：尋求「意義」的自殺式襲擊
澎湃新聞：近期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發生的恐怖襲擊中，很多恐怖分子都是年輕人。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我們如何去理解他們的極端行為呢？霍夫曼：我認為近期在西方國家發生的恐怖襲擊是一種新型恐怖主義，它與之前的恐怖主義並沒有多大關係，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確實，這種恐怖主義涉及的幾乎都是青少年，或是年輕人。其中一個原因是，青少年總會面臨身份認同上的困難，他感到一種內在的空虛和匱乏，因為他找不到一個可以認同的身份，找不到他存在的意義。精神分析把它作為青少年主體性的一部分。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這些年輕人為何會急於採取一些別人提供給他們的虛假解決方案，從而獲得一個現成的身份。也就是說，這些精神上較為脆弱的青年，他們為了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身份，總是時刻準備著撲向別人提出的第一個方案。我們從一些社會學和司法的嚴肅調查中了解到，新型恐怖主義確實涉及很多處於困境中的年輕人，但不僅限於此，它也涉及一些中產階級出身、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新型恐怖主義與以往不同的地方正是在於，這些年輕的恐怖分子自願，甚至是下定決心去死。最早的法國恐怖分子之一，圖盧茲的梅拉赫（Mohamed Merah）說過，「你們熱愛生命，而我熱愛死亡」。梅拉赫的這句話在哲學的意義上已經成為了恐怖主義行動的座右銘。這些非常年輕的人為何決心尋求死亡？這對於我們當今的文明來說是一個問題。其中一種假設是，這些年輕人無法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所以寧願通過自殺和殺人來取得一個社會位置，成為烈士、成為他們家庭和社群中的「英雄」，他們寧願選擇死亡也不要繼續活在「虛無」之中。當然，我們也要從多學科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這些年輕人同時也是被一個有政治目的的組織利用了。這個組織向他們灌輸一種值得捍衛的理想，而這些年輕人願意去擁護這種理想，哪怕要以生命為代價。這種現象用拉康的理論來說就是，如果一個人在言說中找不到他存在的意義，也就是說，如果他不能成為言說的主體，他的言說不能賦予他存在的意義，如果意義被排除在他的存在之外，那麼這種在言說中缺席的意義就會返回到實在界（le réel）（採訪者註：實在界指的是不能被符號化的領域），直到出現在主體的死亡中。而在我們的時代，意義被排除的意思就是他們無法進入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象徵秩序。澎湃新聞：所以我們是否可以說這些恐怖分子很大程度上活在實在界？霍夫曼：正是這樣。他們生活在拉康所說的「字母的實在 (le réel de la lettre)」中，也就是說，他們按照字面意義去理解所有事情，而不能通過宗教文本或其他文本來反思自身。他們感覺自己活在一些實在的文字中，並且按照字面意義使用語言。這些是實在界的恐怖分子。他們一心向死，這時，任何象徵層面上的調解都失效了，他們不給語言任何機會。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恐怖襲擊中，特警發現語言調解根本是徒勞的。他們沖向死亡，召喚死亡，因此才有這些可怕的襲擊。通過愛，主體才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繼續創造和他人的聯結澎湃新聞：您說到一些年輕的恐怖分子之所以選擇死亡是因為無法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您也提到青少年多少都會面臨身份認同的問題。那麼，這種青少年獨有的主體性在法國或者歐洲社會中的普通青少年身上是如何體現的呢？霍夫曼：大部分情況下，今天青少年的困擾不再是幾十年前弗洛伊德那時候的關於性的困擾，而是更多地圍繞著愛情生活的建立。我們知道如今青少年階段已經延伸到20歲，甚至25歲。另一個問題，這個時代的青少年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會主動去嘗試各種各樣的快感，比如性，毒品等等，至少在西方社會是如此。然後，他們帶著一種焦慮來找分析家，說，「所有的快感我都嘗遍了，現在我問自己什麼叫做成為一個男人/女人，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如何在社會中成為一個男人或者女人，這個性別認同的問題也是深深困擾著他們的。 澎湃新聞：青少年抱怨越來越難建立親密關係反映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普遍病症，即人與人之間缺乏有意義的聯結。精神分析認為，個體之間是通過辭說來建立聯結的。主人辭說把主人和奴隸聯繫在一起，大學辭說把老師和學生聯繫在一起……唯獨資本主義辭說除外：它創造的不是人與人，而是人與物的關係，即個體與物品之間的消費與生產關係。所以拉康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都成了社會關係上的無產者。可否請您談談精神分析是如何應對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聯結缺失的？
霍夫曼：確實。在現代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人的主體性是物化的主體性，這個主體性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中由佔有多少物來定義（成功、自尊等等）。這種社會關係背後是一種自戀的認同，並不把彼者納入自身的精神結構之中。新自由主義過於強調個人自由、個性，認同建立在排他型的自戀關係上，以一個虛假自我壓抑對別人的愛。自戀的精神結構導致自我遠離別人，也因此造成了原子化的、一盤散沙式的社會。所以，現代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產生神經症的愛：表現形式也許是極端依賴別人、關心別人，然而目標是愛能夠返回自身，它的本質是自戀型的愛——沒有能力愛別人。拉康從第20個討論班開始著重探討愛，並且把愛作為我們改變了辭說的徵兆（「L』amour, c』est le signe qu』on change de discours.」）。對於拉康來說，辭說就是社會聯結，所以這句話可以理解為，愛能夠創造社會聯結。我覺得拉康在他教學生涯後期提出的這個觀點非常有意思，因為它給當代精神分析的臨床提供了一個方向。通過愛，當然這是一種不同於神經症的愛，一個主體才能夠在這個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中繼續創造與他人之間的聯結。除此之外，精神分析的臨床本身也是一種聯結，因為分析家和分析者通過移情被聯繫在一起，弗洛伊德說，移情是非常接近愛的。正是在這種關係中，精神分析才能夠揭示出分析者的主體性真理。拉康說，主體總是以一種倒轉的形式從別人那裡接收到關於自身的真理，也就是說，主體的真理總是由別人向主體傳達的。在這個意義上，精神分析可以說是站在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反面。澎湃新聞：在歐洲是親密關係的問題，而對於中國的青少年來說，最難的可能是處理跟父母的關係。他們太多地被大彼者，被父母的慾望所抓捕了。您如何看待這一點？霍夫曼：精神分析關注這樣一個問題，孩子在剛出生時處在一個非常不成熟的狀態，必須依靠母親才能存活，孩子因此將母親放在一個全能的位置上。這解釋了為何母親與孩子的早期關係是如此強烈。問題來了，一個嬰兒為了生存不得不依賴和母親之間的全能關係，那麼他如何能夠離開這樣的關係，脫離這種全然的依賴？這可以說是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出發點——一個人如何能夠從依賴關係中解放出來，獲得一些自由。弗洛伊德說，這需要母子二元關係向父親或某個第三者敞開。這很重要。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孩子才能脫離母子二元關係，繼而去尋求認同於某種社會和文化價值，脫離家庭單元，通過實現自己的慾望來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的身份。當然，孩子的慾望和父母的慾望是相連的，拉康說，人的慾望是他者的慾望。就像你說的，這個現象在中國可能更突出。如果是這樣，那主體如何能夠發現並且實現自己的慾望呢？拉康對此的一貫回答是，在這個自身的慾望即他者的慾望的結構中，孩子可能會落入一個精神陷阱，也就是去成為他者享樂的對象。在這時，孩子才會被困在他者的慾望中，被他者的慾望所主宰。反之，如果孩子可以用他者的慾望，也就是父母的慾望，來結構自身的慾望，那麼他就可以發展出一個能夠讓他獲得某種社會身份的慾望。因此，享樂是一個陷阱，我們要用慾望來處理享樂帶來的問題。
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些解讀：
其實說到新型恐怖主義，比較有特色的一點就是如霍夫曼在專訪里說的，這些年輕的參與者，並沒有在特定的意識形態里長久浸淫的經歷，ta們認為自己的選擇是自由的、自主的，而為了維護這種「自主感」，ta們拒絕任何語言的言說和調解。在討論恐怖主義的「精神入侵」時候，集體意識/精神-個體的連接往往被過度簡單化了。在知乎這類網路社區里的討論，恐怖主義依然以一個有權有勢可以控制其個體的big brother形象出現，彷彿它的「感召力」來自於它的入侵能力。譬如，製造恐怖爆炸的bomber都是經由它精心訓練和放置的釘子，從移民潮里來到新的「異教」城市，潛伏多年只為一夕殉教。然而，包括奧蘭多襲擊在內的這類情形，襲擊者都是本地人（或許有祖籍背景，然而我很質疑這個背景的意義，尤其在美國這種移民社會，Americanization的力量是否一定遜於祖籍文化的影響），更勿論有大量如報道中自己摒棄現有生活去投奔ISIS的年輕人。與911時代為人熟知的「輸入（攻擊地點）」恐怖襲擊不同，這種模式是一種（自個體）輸出式的，前者由一個緊密集體精神核心發起、計劃、控制、實施，而後者是一種自個體主動向外連接、與某種精神核心取得主觀的聯繫。同時，這種精神核心的內涵比看上去要多樣。以前跟朋友開玩笑，把這種多內涵的精神核心稱為一種「恐怖主義自助餐」——有各種各樣的菜供你選擇，某一種特別有吸引力、有一些你很喜歡、有一些你並不太在意，但是你可以自己選擇最喜歡的組合，然後去告訴所有人「我喜歡這個午餐」。對於主動向恐怖組織建立聯繫的個人（信息時代為這種多內涵高度集中的精神核心提供了更多自我建構和與個體互動反饋的空間），每個個體從這個意識形態的自助里建立連接的對象都可能不太一樣，宗教層面的特定意義不一定是唯一的。反資本主義者、反自由主義者、反現代主義者、秩序論者等等，都能在自助餐里找到自己喜歡的菜。甚至有的人帶一點精神「投機」的意味，沒有特定的身份感，只為了尋找歸屬感而選擇歸屬。霍夫曼強調的對象，就是這種情形，而且他認為這是一種更危險的結構性危機。最近被朋友推薦的另一本書里也提到了現代社會個體之間聯結困難而造成的心理危機。這本書叫做I Hate You Dont Leave Me. 作者是一位擅長寫作的社會心理學家，也是一位研究邊緣型人格（Boa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的精神醫師。其中他提到了有趣的觀點：
整個美國社會正在處於一種BPD傾向中，不但BPD的人數一直在增加，而且某些備受正面渲染的社會文化精神（例如entrepreneurship，常譯為「企業家精神」）其實就帶有BPD的特質。社會的撕裂、斷層和兩極化，乃至越來越明顯的nostalgia。人們對於社會變革的期待是兩極化的撕裂的重點之一。這種撕裂從社會也內化至個體，例如個體上的身份撕裂。女性在家庭角色與社會角色間面對越來越強的撕裂（與女權運動幾十年對家庭結構的改變有關），這也導致對孩子養育模式的變化、家庭關係的變化。家庭關係的變化與技術帶來的社交方式的變化，讓越來越多的人陷入空虛與孤獨感，越來越難進入親密關係更別提保持。一些人甚至難以維持一個較為明晰的self identity。等等。
其實基於對知乎這類中文網路社區的觀察，上述這種現象其實並不是美國社會獨有的。不過相對而言，代際問題綜合來說體現得更明顯一些。譬如很多家長對網癮的極其敏感，乃至陷入瘋狂講孩子送去電擊，但不能掩蓋其建立聯結的徹底失敗，而對孩子來說，網路成為社交的重要媒介（在網媒時代前，家長是兒童與成人社會溝通的幾乎唯一渠道，被一些社會學家認為是家長權威的核心來源），與家長聯結的構造失敗可以在網路上找到最便利的出口。
其實我很希望在寬鬆一點的政治環境里，能有人類學或社會心理學研究者，追蹤研究如新聞報道里這類中國本土年輕人。這個現象、這個群體應該被去掉扁平化的描述，被當做活生生的人認真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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