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不快樂，就是討厭自己和自己的城市
今天晚安曲：回不去的旅人（點擊進入收聽）
歡迎關注我的聲音類文藝公號：悠油（missyoradio），每晚9：30為您送上清唱的晚安曲和美妙的故事。悠油說：今天是上班的第三天。雖然這個假期我哪兒也沒去，但並不代表沒有地方值得嚮往或懷念，伊斯坦布爾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冬天我踏足這裡，並花了旅途珍貴的三分之一時間流連。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城市也是。我坐著色彩斑斕的輕軌，叮叮噹噹地穿梭於君士坦丁堡時期的千年遺迹當中；坐渡輪和一群貪食的海鷗橫渡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亞洲區吃一頓土耳其烤魚；還在加拉塔環望過夜景中的清真塔和閃耀的獨立大街；臨走前心血來潮想體會一下土國青年的日常，跑到新城區看了場電影，觀影中途竟還亮燈休息10分鐘……
當然，除了《Lonely Planet》，我手裡還有帕慕克的書。因而也鑽過他曾留跡的貧民窟和純真博物館。我慶幸這樣做，不然我不會知道他曾對這個美好的城市懷有深深的厭惡。遠方和故土的博弈幾乎貫穿了世界所有個體的成長史，就像成年麥兜浪跡天涯，卻在某個瞬間突然想吃一碗速食麵，然後在肖邦的鋼琴前淚如雨下。
不管承不承認，我們總是慣性般地厭惡當下，翹首遠方，彷彿遠行能解決一切難題和困境。我不反對在此問題上的任何選擇，但建議在理由的清單上多加帕慕克的一句自問：「那麼，我之所以如此受折磨，是因為失去了什麼？」他在半個世紀前對故土的躊躇，和我們當下別無二致。
所謂不快樂，就是討厭自己和自己的城市
節選自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回憶》，有刪節。帕慕克：土耳其當代最著名的小說家，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01當城市的憂傷滲入我，而我的憂傷亦滲入它時，我開始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就像這座城市，我是個行屍走肉，苟延殘喘的渾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與失敗的街頭巷尾。即使從醜陋的水泥公寓大樓（每一棟都在壓垮我的靈魂）之間瞥見如絲巾般閃爍微光的博斯普魯斯（伊斯坦布爾海峽），我心中仍未閃現希望。最黑暗、最兇殘、最真實的憂傷氣氛從街頭看不見的遠方鑽了進來，我幾乎嗅得到它——就像老練的伊斯坦布爾人可從秋日傍晚海藻和海洋的柔和氣味，得知南風將帶來一場暴風雨：就像趕回家躲避暴風雨、地震、死亡的人一樣，我也渴望回去把自己關在房間里。
我不喜歡春天午後陽光乍現，無情地照亮一切貧窮、混亂和失敗。我不喜歡從塔克西姆延伸至哈比耶與希什利、一路通往梅西迪耶廓伊的哈拉斯卡大道。小時候居住在此區的母親熱切地說起道路兩旁的桑樹，如今它們是1960、1970年代興建的「國際風格」公寓大樓；窗戶巨大，牆上鋪著醜陋的馬賽克瓷磚。希什利的彭卡、尼尚塔石的托帕加西以及塔克辛的塔林姆哈內等后街，讓我想立即逃開：這些地方沒有一點綠色，沒有博斯普魯斯風光，家庭糾紛使小塊土地分割成更小的土地，歪扭凄涼的公寓聳立其中。我徘徊於這些空氣渾濁、垂頭喪氣的街道的時候，心想窗口的每個大嬸和每個鬍子大叔都痛恨我，何況他們有這麼做的權利。
我討厭尼尚塔石和希什利之間儘是服裝店的后街，加拉塔和帖佩巴絲之間儘是燈飾店的后街，塔克西姆的塔林姆哈內附近，當時仍多是汽車零件專賣店的區域（在父親和伯父歡天喜地地把祖父的遺產，投資在一項又一項毫無起色的投機事業那些年，他們也在此地開了一家這樣的店，生意卻做不起來，於是把汽車零件的事忘記，玩惡作劇自娛，比方在撒滿胡椒後讓差役試嘗「土耳其第一罐番茄汁」）。
至於攻佔蘇萊曼附近街道的鍋盆製造商，沒完沒了的捶打聲與壓機聲，我討厭他們，也同樣討厭為這些地方提供服務而造成交通堵塞的計程車與小卡車。我看見他們，內心醞釀的憤怒使我討厭城市，也討厭我自己，看見城市裡的男士們以斗大的、鮮艷的招牌文字，宣傳他們的名字、生意、職業與成功的時候更是如此。所有教授、醫師、註冊金融顧問、進入律師協會的律師、快樂的肉餅店、日常雜貨店以及「黑海」食品店，所有銀行、保險公司、清潔劑牌子和報刊名稱、電影院和牛仔褲店、汽水廣告，賣足球彩票、樂透彩票和飲用水的商店，店名上方以字母斗大的招牌驕傲地聲明自己是領有許可專利證的液化氣零售商——這些都讓我知道，這城市的一切都跟我一樣心煩意亂、鬱鬱寡歡，我必須回到陰暗的角落，在噪音與招牌把我拖下去之前回到我的小房間。
02
為了逃開這混雜的文字世界，我想像一個黃金時代，一個純粹輝煌的時刻，那時城市「與自己和平相處」，那時它仍是「美麗的整體」。梅林時代，奈瓦爾、戈蒂耶、亞米契斯等西方旅人時代的伊斯坦布爾。但在我的理由又一次出現時，我卻想起我愛這城市並不因為任何的純粹，而正是因為它缺乏純粹。我內心那同一個實用主義者，那個寬恕我的缺點的人，也告誡我提防籠罩城市的「呼愁」，提防它的電報仍在我腦袋裡敲打。我從未完全屬於這座城市，或許這老早是問題所在。坐在祖母的公寓里，在假日盛宴後和家人喝酒，或某個冬日和羅伯特學院那些有錢的公子哥兒朋友搭他們父親的車四處閑逛，我的感覺就跟春日下午走在街頭的感覺一樣。我覺得自己一文不名，沒有所屬，我必須讓自己遠離這些人，躲在角落裡——幾乎是一種動物本能——但我想逃開的是朝我張開雙臂的大家庭，是神看見每個人、寬恕每個人的凝視引發了這深深的內疚。
我察覺使我陷入此種悲慘境地的，是伊斯坦布爾本身。不僅是我所確定的博斯普魯斯、船隻、太過熟悉的夜晚、燈光和人群，另有別的東西把城民聯繫在一起，消除溝通的障礙，做事情，生活在一起，而我卻與之格格不入。在「咱們」的這個世界，人人認識彼此，知道彼此的優點與極限，大伙兒擁有共同身份，尊重謙卑、傳統、長輩，我們的祖先、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傳說——我卻無法在其中「做自己」。身為演出者而非觀眾，總讓我無法感到無拘無束。比方在生日派對上過了一段時間——我甚至面帶慈善的笑容在屋子裡到處溜達，問「近來可好？」，拍拍某人的肩膀——我開始從外面觀察自己，猶如在夢中，看到這裝模作樣的傻瓜，使我厭惡不已。
十六到十八歲之間，部分的我就像激進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對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卻企盼歸屬於我憑本能、習慣、回憶而漸漸愛上的伊斯坦布爾。我小時候能把這兩個願望分清楚，不扯在一起（夢想同時成為流浪漢與大科學家，對小孩來說並無不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此一能力逐漸消失，使城市俯首稱臣——同時自豪地據為己有——的憂傷開始滲入我的靈魂。但或許其源頭不是貧困，也不是毀滅性的「呼愁」。倘若我時而希望像一頭垂死的動物蜷伏在一角，也是為了對內心產生的痛楚加以調治。
那麼，我之所以如此受折磨，是因為失去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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