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大燜鍋：NBER 富人比窮人更自私嗎？

01-30

「我們學會了把世上一切事物分成好的和壞的以後，對世界的了解還是非常非常可憐的。我們還要繼續學習一切是如何發生、如何變化的。這些知識會衝擊我們過去形成的是非標準，這時我們就面臨一個重大抉擇，是接受事實，還是堅持舊有的價值觀念？事實上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卻成了接觸世界與了解世界的障礙，結果是終身停留在只會「明辨是非」的水平上。王小波《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什麼時刻都有人死去，當他們永遠閉上雙眼，我們會悲傷，也會流淚。可是，好多年後，並不是每個人還能經常地想起那些逝者。每年四月，網路，電視，紙媒都開始爭相紀念作家王小波。小波是1997年4月份去世的。因此，四月份確實是紀念他的時候。

黑與白、對與錯、正義與邪惡、革命與反革命...其實這個世界並不是那麼的二元對立和涇渭分明。這看似十分簡單的道理，卻是絕大多數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所幸的是，小波正是八九十年代不這麼思考的少數人之一。深受小波文字的影響，我萬分幸運。他的作品我到現在還在閱讀。文字還是那些文字，閱歷不同，感悟也會不同。他的文字，告訴我真實不是兩根筷子、一件旗袍那種感受。也讓我知道單純是比憤怒、謙卑更能催生理想主義的東西。

在這個6月，在紀念王小波的聲音漸漸弱下去的時候，我探出頭紀念一下他。也在尋找自己的同類，共同招呼一聲。

小波死了，小波萬歲

本文是團隊外編輯鄧涵之的第一篇推送。

各位好。我叫鄧涵之，來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政府學系，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系。我未來計劃從事中國近代政治經濟史的量化研究，對金融市場、財政體系、國家構建等諸多話題很感興趣。我的個人郵箱是 hzdeng403@126.com，歡迎批評指正與勾搭……不，溝通交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_全球最大中文百科全書

論文鏈接：Are the Rich More Selfish than the Poor, or Do They Just Have More Money? 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這是論文大燜鍋的一篇推送

富人會比窮人更自私嗎？是否人越有錢，就會對社會公益事業越發漠不關心？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富豪階級集聚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對公共政策制定表現出了越來越強勁的影響力——諸多現象使得探討財富與利他主義的動機和表現變得尤為重要。然而，我們對於「富人更自私自利」的直觀印象很難在實證研究中得到驗證。首先，富人的所謂自私行為（如積極避稅、寧願繳納罰款而故意違章停車）也許只是由其激勵結構做出的理性決策，並不能由這些行為得出「富裕導致自私」的因果關係。其次，實證研究只能觀察到行為，而不能計算出動機，研究者難以把利他主義的動機單獨剝離，因為人們的利他行為很可能還受到助人成本（如收入）、助人情境（如匿名與否）等的強烈影響。此外，實證研究的模型設定、樣本選擇等也都存在著諸多挑戰。現有文獻中同時存在正相關與負相關兩種結論。

J. Andreoni、N. Nikiforakis與J. Stoop三位學者的論文「Are the Rich More Selfish than the Poor, or Do They Just Have More Money? 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發表於NBER工作論文系列，他們利用一個「故意送錯信」的自然實驗，通過富人與窮人的送還行為來檢驗人們的利他主義程度和助人表現與其財富之間的聯繫。實驗的好處在於：首先，作者可以避免選擇性偏誤；其次，實驗被試者毫不自知，因此其行為避免了社會壓力；此外，實驗結果不依賴於自我申報，避免了被試者主觀誇大自身動機與行為。該實驗的基本思路是：研究者根據荷蘭政府機構提供的數據，在荷蘭隨機抽取了富人與窮人家庭各180個，並分為多組；研究者有意地「誤投」信件到不同組的被試家庭，這些半透明的信封中內含有銀行轉賬卡或歐元現金等物品；最後，研究者檢驗這些家庭將「誤投」信件送還的頻次，並進行統計檢驗。

作者在選擇家庭樣本並分組時，利用荷蘭政府提供的信息並藉助市場房價數據對樣本個體進行了仔細選擇，確保了分組的隨機性（利用Kruskal-Wallis檢驗與Fisher檢驗）。上述實驗給出的描述性結果是，富人送還信封的比例（81%）遠遠大於窮人（38%）；就銀行轉賬卡與現金而言，窮人送還現金的比例比送還銀行轉賬卡的比例低42%，而這一結果在富人群體無明顯差異；此外，信封中如果包含歐元現金，則現金的金額也會對送還比例產生影響。作者採用Probit模型進行回歸，並加入了諸多家庭控制變數，結果保持穩健。

然而，富人返還率高的原因並不能直接證明其利他傾向與責任感。一個可能性是富人家庭的財務壓力小，有更多能力與時間來處理多餘信件——即富人送還信件僅僅是因為他們更有錢而已，與品德無關。為了捕捉真實的品德效應，作者接下來構建了一個簡單的模型，利用Probit模型的實驗結果，有效地度量了助人指數、財務壓力指數、拿取現金的效用指數等諸多參數，並檢驗了富人與窮人的群體差異。結果表明，富人與窮人的助人指數並無實質性差異。此外，窮人家庭的財務壓力指數顯著影響了他們的返還行為；窮人家庭留存信封中的歐元現金可以顯著改善其效用水平，而這兩種效應在富人家庭中均不存在。因此，作者的得出結論是，富人的確比窮人群體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意願、利他主義傾向與助人行為，但這僅僅是因為富人家庭擁有更多財富而已；兩個群體的品性並無本質差異。為了證明這一結論，作者補充了多個穩健性檢驗，有效地將人們的助人心理從助人行為中分離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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