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之役中的定州軍
景德之役中,宋將王超坐鎮定州,毫無建樹,這是大家都熟悉的史實,但王超及其所部定州兵馬不動如山對於整個戰役的影響,以及宋朝中樞如何應對,之前我是沒想過的。後來看了@紅茶魔術貓 談景德之役中王超所部表現對宋遼兩國選擇的影響(見宋真宗時,澶州戰爭時,明明是宋朝贏了,那為什麼還要給契丹繳納歲幣呢? - 紅茶魔術貓的回答),才有了一點兒往這方面考慮的想法,故不揣淺陋,擬作本文,不過是摭拾剩義之一二。文中觀點有襲自前述答案者,為閱讀方便計,未加標註,見諒。
據《宋史·石普傳》記載,景德元年(1004)初,宋朝已經知道遼軍將要入寇,並做了預案。當時的計劃是: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立柵以守。量寇遠近出軍。俟敵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李懷岊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寨,田敏、楊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斗,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為聲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一萬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敵由東路,則劉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為掎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
這個計劃將河北三路的主力集中在定州,目的是在唐河抓住遼軍主力交戰,同時各緣邊軍州堡寨也都加強了實力,做防守反擊的準備。到遼軍真正入侵的當年九月,布局發生了些微變化,比如孫全照已經從寧邊軍回了魏州天雄軍,但大局仍是這樣。然而在實際交戰時,定州軍的主帥王超「陣於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敵勢益熾」,算是把河北三路的主力給按死了,而遼軍在唐河也吃不下王超部,所以東駐陽城淀(望都縣東南七里),決定不啃定州這塊硬骨頭,轉而東行,這是閏九月時「敵騎已至深、祁以東」「東路別無屯兵」的緣起。
面對遼軍避實擊虛、王超部堅守不戰的局面,閏九月底寇準重做的計劃是:天雄軍一部北上支援貝州,作為戰役的一個支點,「如敵在近,仰求便掩擊,仍令間道約石普、閻承翰(石普守莫州,閻承翰應在順安軍)相應討殺,及募強壯,深入敵境,焚毀族帳,討盪生聚,多遣探伺,以敵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定州軍分拆,一部由桑贊率領趨鎮州加強防守,一部在定州城外翼城而守,「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原本開戰後預定前往鎮州的河東軍雷有終部被要求前往定州會合定州軍。及至兩軍合流後,發兵南下,最終在河北南部集結,與遼軍交戰,所以寇準要說「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按照戰役規劃,這時遼軍已深入河北,兵疲馬乏,後路又烽煙四起,進展會遭到極大阻滯。宋軍以隨皇帝進駐大名的親征軍作為總預備隊,南下的定州軍在邢州、洺州一帶布防,與東路的貝州軍、南面的天雄軍相策應,等待遼軍決戰。當然還有一個定州軍無法南下的後備計劃:「萬一敵騎柵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洺之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迤邐東下,傍城牽制。彼必懷後顧之憂,未能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戕害生靈,或是革輅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控扼。」這是讓王超所部的精銳分散出動,連帶命令原本屯駐邊塞、負責防守反擊的魏能等部東進,襲擾南下遼軍的後路,形成牽制。等於是前一計劃的改版,強化了敵後襲擾部分。
到十月初,戰場局勢又發生了變化。一則王超奏「契丹引眾沿胡盧河而東」,越過關南,開始進攻灜州,二則遼軍逼近武強縣,深、冀也面臨遼軍威脅,所以本來要去定州支援王超的河東軍再次改赴鎮州,本來需要翼城而守、與魏能等會合的王超部定州軍在十月中旬被要求南下,兩天後,已經北上騷擾遼國的四支軍隊中魏能、田敏、張凝三部也撤回屯駐定州,至於寇準原計劃用來加強鎮州防守的桑贊所部,《宋史·雷有終傳》說:「王超、桑贊逗撓無功。」可見一開始就並未南下。十月中旬朝廷令定州軍南下,應該仍是寇準閏九月底計劃的變體。因為此時遼軍東行,定州軍的壓力減小,可以指望他們南下集結於邢、洺一帶,做與遼軍會戰的準備。在寇準看來,王超軍至邢、洺,宋真宗率親征軍前往大名坐鎮,這一局就穩了。結果王超一直沒有動靜,直拖到十一月初。
十月下旬,瀛州解圍。十一月一日,朝廷賞守瀛州功。此時王超大概仍在定州,奏遼軍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於是原本準備在邢州、洺州展開的計劃只能作廢,防守主體改為天雄軍,所以「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七日,朝廷允許德清軍在遼軍將至前南撤(然而知軍張旦等人不知為何沒有組織官民南撤,半個月後戰死),等於連在天雄軍防守的計劃都不踏實了。十日,真宗對輔臣說:「聞敵兵沿河屯泊,侵擾貝、冀,窺深州,皆不利而去,彼皆有備故也。獨通利軍素無城壁兵甲,若敵兵漸南,王超等大軍未至邢、洺,即可憂也。宜分兵益為之備。」擔憂通利軍的守備,是宋朝將預定的決戰地點改在澶州的一個證據。另外,此時並代鈐轄張旻(後改名張耆)還朝奏事,真宗說:「今須守澶州、扼橋,而未得人,如之何?」也可證明宋朝一方確實準備在澶州迎擊遼軍。這與寇準閏九月時進言的後備計劃相似。可見進入十一月後遼軍不斷深入,宋朝一方預定的交戰地點也只能順應局勢一再改變。真宗此時已經不指望王超所部能夠在邢州、洺州迎擊遼軍,只盼定州軍能在遼軍抵達黃河前趕到邢州一帶,切斷遼軍後路,阻止遼軍繼續向前,否則通利軍失陷,不但澶州西北兩面受敵,而且遼軍可從今浚縣境內渡河,局勢將極度危險。當然真宗到澶州前,遼軍的攻勢已被阻滯,但這卻不是王超的功勞,寇準的後備計劃從宋方的角度說基本算是落空。
不過,遼軍可不知道王超這種打死也不動的態度,對他們來說,定州那個始終不動的重兵集團,乃是絕大的後顧之憂,萬一澶州之戰不利,回程遭遇定州軍截殺;或者定州軍潛師南下,猝然出現在澶州以北,遼軍都會受到沉重打擊。最終能形成澶淵之盟,無論從宋方還是遼方的角度看,王超所部不動如山都可算是背景之一。
總的來說,在景德之役中,王超所率定州軍始終是宋方戰役規劃中的一個重兵集團,要承擔主要的作戰任務,但在實際的戰役行動中,其所部毫無建樹。因為他的無所作為,宋朝中樞被迫反覆修改預案,最終在澶淵勉強以維持和局告終,這大概是戰爭開始前宋真宗和中樞諸臣做夢也沒想到的吧。
締結澶淵之盟後的景德二年(1005)正月,王超因之前按兵不動落軍職,貶崇信軍節度使。貶責詔書今見《宋大詔令集》卷九十四《將帥·貶責》:
侍衛馬步都虞候、天平軍節度使王超,總握禁兵,時推上將。一昨戎人犯塞,外屏留屯,既當督護之權,曾乏驅攘之效。稽違詔旨,緩失師期,訖致殘人,雅當責帥。尚念向於行闕,曾覽奏章,瀝血伸誠,省躬待罪。尋降矜寬之詔,復該赦宥之文。特示優容,止移藩翰,庶保君臣之分,無傷夙舊之情,屈法推恩,佇圖後效。可崇信軍節度使,便道之任。
詔書裡面提到「雅當責帥」,同書同部正好有咸平三年(1000)處分傅潛的詔書,裡面也引用了「責帥」這一「春秋之義」:
昨以引兵之黨,入寇邊封,爰擇武臣,授之兵柄。而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忠武軍節度使傅潛,都鈐轄、西上閤門使、富州刺史張昭允,遷延不戰,畏懦偷安,縱蛇豕之猖狂,抑貔貅之武怒,致其侵軼,毒我生靈。責帥之文,舊章斯在;訪於群議,合寘嚴誅。念其逮事先朝,屢經驅策,特從寬典,俾貸微生。宜並削除在身官爵,潛長流房州,昭允長流道州。
可以看到,傅潛「遷延不戰,畏懦偷安,縱蛇豕之猖狂,抑貔貅之武怒,致其侵軼,毒我生靈」,與王超實際犯的是同類錯誤,而他的下場是削除官爵、長流房州。於是我們不妨認為,對王超的處理,按理也該是這個路數,但從《責王超詔》看,王超大概在出問題以後曾經上表請罪,加上「南北通和」的背景,讓朝廷在「尋降矜寬之詔,復該赦宥之文」的前提下勉強可以放過他。
然而,主帥既然未遭重譴,下面的人就更不好處理了。與王超一起在史書上留下「逗撓無功」之名的定州軍主要將領桑贊於景德三年(1006)去世,當時他的身份據《宋會要輯稿·禮四一·雜錄》記載,為」河西軍節度使「。而《宋史·真宗紀》咸平四年五月乙未條記載:「大同軍留後桑贊為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可見澶淵之盟後他最多只遭受了落軍職的處分,甚至有可能連軍職都未受影響。比起所犯過錯,未免太過優待。王超、桑贊都出自太宗潛邸,宋遼議和後又不需要以重處將帥來振奮士氣、警示軍旅,這或許是定州軍犯了大錯卻未遭重罰的主要原因。
PS:史載馬知節在鎮州,曾寫信「誚讓」王超,促其發兵,王超以「中渡無橋」為辭,於是馬知節用預存的材料,一晚上給他造了一座……不知這是幾月的事情,但應該沒有起到促使定州軍南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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