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央的手機

十九歲的甲央是我今年認識的四位喇嘛里，年齡最小的一個，也是唯一比我年輕的。甲央和在那片豐腴草地上成長起來的藏族孩子一樣，身形高大，虎背熊腰，皮膚黝黑。可是無論草原的風霜烈日將甲央的皮膚摧殘得多麼粗糲，一雙天性明亮的眸子馬上暴露了他的天真。

第一次見到甲央是在大粥的房間里。我不想難為大粥特意為我做一餐漢族人的米飯，執意告訴他酥油糌粑完全能吃得慣。大粥卻執迷不悟地要為我展示他的炒菜廚藝，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是，時令蔬菜看來不是大粥的必備物資，大粥又指使了一小喇嘛去縣城買些菜回來。很明顯，這個去縣城買菜的小喇嘛，就是我後來認識的甲央了。而甲央去一趟縣城也絕不含糊，下午兩點去了縣城，等他回來已是晚上九點，明亮的月光透過窗戶灑在我和大粥饑寒交迫的人身上。甲央看到我們的慫樣，只不過，頑皮地吐了舌頭。

大粥馬上就去做飯，沒多久牛糞爐火已經讓房間暖烘烘的。我和甲央並排而坐。他不慌不忙從僧袍里掏出手機，一部屏幕碎裂的Iphone4，玩起了微信對講機。川西北草原的某些區域因為敏感的自焚事件而全域斷網，而甲央在這裡卻輕輕鬆鬆玩著微信，我當時嘖嘖稱奇的樣子，就像鎖國之民第一次看到了西方奇巧淫技。

「你的手機能上網？」我問。

「縣城的茶樓可以。這裡上不了。」甲央回復。

後來我回到縣城才聽說，雖然全縣斷了網，但是一茶樓老闆和政府高官有著特殊交情，特意批准可用電信寬頻，而老闆為了招徠生意給茶樓裡布置了wifi。

那一晚上甲央沒跟我怎麼說話，他自顧自地玩遊戲。待大粥做好了熱騰飯菜，我動起筷子毫無禮數準備開吃時，甲央起身離開，告訴我和大粥，他在縣城吃過晚飯了。其實我和大粥都明顯其實的含義：比起縣城的飯菜來，大粥甚至整個寺院的伙食，都弱爆了。

「明天我找你玩。」臨走前甲央對我說。

第二日他如約而至，坐在大粥家老舊的沙發上，害羞地又彷彿孩子一般，猶豫了半天才開口，鼓足勇氣終於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叫什麼名字？」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就像英語蹩腳的我，說完hello以後不知再跟老外接著聊什麼話題一樣。

「我叫周XX。」我說。

「哦，周老師好。」他說。

自己無奈又被稱作老師。

甲央的漢語不流利，跟他交流必須要小心翼翼，要排除我們常說的漢語成語、歇後語、特別是新近網路流行辭彙，這些都會讓他迷惑不解。交流的時候你最好回歸到語言的最初，簡單的句型和結構才能讓甲央明白你在說什麼。而我確信他所說的安多藏語口音的漢語絕對堪比英語四六級聽力理解帶給你的挑戰，很多時候我裝作聽懂的樣子，猜度他的表情和身體語言，做出微笑或者大笑的判斷。

不過即使如此，我依然艱難取得了甲央一些基本的戶口信息：甲央，男，十九歲，僧人，在縣城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十八歲出家為僧，在寺院已一年有餘，至於初中畢業到十八歲之間他在幹什麼，甲央回復我：「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天甲央給我的第一個建議是去縣城，被我斷然否決，因為我知道他又想回到茶樓里上網。作為一個假裝田野的學生，我給他的建議是陪我逛逛寺廟，講解一下寺院的空間分布。我看出他表情上的一臉失落，但囿於師生和主賓的雙重關係，甲央勉強答應。於是陪著我走了寺院的三分之一後，把我引向寺院門口的茶樓。天寒風烈，我想我也只能陪他坐坐。

茶樓在二樓，一樓開著小商店，都是寺院自己經營的事業。一杯紅茶驅散了我身體的寒意的時候，茶樓里的一面牆上正放著T-pop（西藏pop音樂）的光碟，幽默的是電視櫃的對面牆上，是寺院活佛的巨型照片，還有匝匝密密的誦經聲。一面在談情說愛，一面又是超脫紅塵，很尷尬的共生於一個狹小空間。

恰好茶樓里再無客人，甲央提議去換一張光碟，未經我批准，他已經跑去前台，翻來覆去的找著光碟，我盯著的電視屏幕變成藍屏，然後忽然響起了一段非常熟悉的前奏，屏幕里也有一個熟悉的人,這種感覺就像從垃圾桶里撿回屬於自己的青春年少時光，感動。

蔡依林——愛情三十六計！

甲央很抱歉地對我說，這是他在裡面唯一能找到的漢語光碟了。實際上我沒有任何遺憾，能在方圓十公里絕對沒有漢族人的地方聽到台灣腔蔡依林姐姐的聲音，我奄然視作鄉音。

甲央說：「這首歌好聽，你教我唱吧！」

於是我機智地回復：「甲央你在寺廟之前有女朋友嗎？」

他無聲，臉卻紅。

那天以後我從大粥的房間搬了出來，去紅帽子老師房間居住。紅帽子老師向來威嚴，甲央一直恃憚他，所以也不敢輕易來找我。甚至臨走的那天知道紅帽子老師送我離開，他也只能悻悻地電話里問候一下。我回到成都很久後，甲央忽然加我微信，我猜他又是去了茶樓蹭網，跟他語音對講寒暄了幾句。感覺那些草原上的喇嘛們沒有忘記我這個異文化者，成都瑟瑟的冬日裡已是溫暖。

前幾日晚上我和好友散步，將好友送到BRT上才看了看手機，六條微信，基本上一小時一條的頻率，甲央在那邊問我：「周老師你在幹嘛？」那天的感動和愧疚，讓我在qq空間里寫下這樣一條說說：

「送別友人後翻看手機，六條微信語音，同一個人，內容都是問我：『周老師你在幹什麼？』電話那頭的甲央，是十九歲的藏族喇嘛，我想他一直在等我回話吧！——忽然眼睛一酸，就想給你教漢語拼音的樣子，想起你身邊屏幕粉碎的Iphone4——我錯過了很多遠方的人，也知道我不可再回去，只是，希望你們安好，不聯繫不代表不祝福！「

翌日沒想到有朋友回復，願意贈送一部新手機給甲央，因為自己的文字幫助了一個草原喇嘛，讓我有點喜出望外。我興沖沖地在微信里告訴甲央，他馬上就會有一部galaxyS4。可是後來我漸漸隱憂，因為連續三天、四天、五天，甲央都在微信上給我留語音，這很有可能說明他沒有回到寺廟去。

我不知道甲央處於何種目的出家。是父母之命？是自發感悟？無論如何漸漸現代化的草原和世俗化的教育，在他的心靈上種下一顆貪戀的種子，他已經離不開電視、網路和手機，就跟我一樣。甲央也沒有意識到，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在他身上正矛盾鬥爭著，並且在很多藏族人身上體現。一種莫名的吸引力，讓他們不想捆縛於傳統，卻又因為丟棄過去充滿了負罪感。於是一個在迅速變革洪流中生存的個體，每一步的判斷和選擇，都會讓一個美好人格撕裂。

今年跨年的方式是和好友一起看微電影《給我一天來做夢》，一個來自阿壩的年輕導演，用十六分鐘的時間，講述了一個九歲小活佛的故事：小活佛因為不習慣寺院的各種制度，偷了一輛三輪車悄悄跑回城鎮里，見自己的小夥伴，體驗城鎮的繁華。故事的最後，一日將盡，小活佛站在一個路口，一條路回到寺院，一條路回到城鎮。

誰也不知道，小活佛應該選擇哪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