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社會黨走向何方？》

工農社會黨走向何方？

（1938年12月22日）

本文發表於1939年五月的《新國際》雜誌，題為《致馬索·皮維爾同志》。

親愛的皮維爾同志：

我得承認，當我決定給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不是沒有猶豫過。您和我政見相差甚大，是我猶豫的原因之一，但這主要是因為：從一個遙遠的國家，給法國的一位政治活動家寫信，討論一個涉及法國的問題，似乎太過冒失。儘管如此，我還是打消了這些疑慮。形勢已經萬分危急——法國的事態的發展，不僅將會決定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無產階級的命運，而且還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形勢的基本因素已是如此明顯，即使身處千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認為：必須在形勢尚可挽救的時候，向您解釋我的看法。

在1934年至1935年間，我寫了一本叫《法國往何處去？》的小冊子，從那時起，已經過去了三四年，在這段時間裡，法國的事態的發展，要比我當時的預測慢得多。同理論上的預測相比，活生生的現實總是具有更豐富的可能性，因而也更加複雜。不過，無論如何，事態的總體發展過程，與我們的設想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我在這封信里不打算詳談這個問題，因為我為了探討這個問題，已經專門寫了一篇《關鍵時刻》，我希望它不久就能被譯成法文發表出來（總之，我已準備了一份副本，隨信奉上）。事態的發展過程，已經逼近最後的決戰。結果要麼是建立法西斯獨裁——起初是親法西斯主義（波拿巴主義）的軍事獨裁——要麼就是無產階級的勝利。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您與我並無分歧。而且我還認為，您與我在時間問題上也沒有分歧：在我看來，最多再過一兩年，「最終」決戰就會到來，其結局多年內不可逆轉。

能夠挽救法國局勢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先鋒隊，它要由數千名清楚理解形勢、完全不受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黨」、「共產黨」、「無政府工團主義」等）輿論的影響、並且願意鬥爭到底的人組成。這樣的一個先鋒隊，將會找到通往群眾的道路。在過去十年或十五年里，我們曾多次見過這樣的情況：在重大事件的打擊下，各種重要的傳統政黨，以及它們的各種組織，一個個都被碾得粉身碎骨，比如（沒有鋼鐵的）鋼鐵陣線[1]和（沒有人民的）人民陣線等。只有那些靠著清晰、準確、絕不妥協的革命思想凝聚起來的政黨，才既沒有被打垮，也沒有被粉碎。

我還沒有機會去深入觀察貴黨的活動；我並不了解貴黨的內部組成；所以我盡量避免對貴黨妄下判斷。但我卻了解倫敦局的其他黨，它們已經存在了不止一年。我問自己：芬納·布洛奎[2]、瓦爾赫爾[3]、斯內夫利特[4]、布蘭德勒[5]，還有其他一些可敬的殘障人士，在各種革命事件中，他們不僅根本證明不了自己具有辨明方向的能力，反而還多次暴露出完全沒有進行革命行動的能力，在後來的歲月中，他們還暴露出完全沒有從自己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的能力，貴黨跟這些人攜手，又怎麼能應付得了各種重大的任務呢？這些政黨當中最優秀的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可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小資產階級輿論的畏懼，特別是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輿論的畏懼，正是導致西班牙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難道現在還有誰看不出這一點嗎？

現在有兩種可能：一是法國無產階級在遭到布魯姆、多列斯和茹奧之流的叛賣之後，力量大減，它會像德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無產階級一樣，在遭到突如其來的打擊之後不戰而敗——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深思熟慮是沒有用的：卑躬屈膝並不需要什麼戰略；二是法國無產階級會重新振作起來，將群眾團結在自己身邊，證明自己既能反抗，也能進攻。不過，要想把這種可能化為現實，就必須鼓舞群眾，喚起群眾的希望，加強群眾的自信，激起群眾的熱情，激發他們對敵人的仇恨，這就意味著要把首鼠兩端、庸俗無能之輩給趕到九霄雲外。只有堅決鬥爭的革命者，才能指導真正的群眾起義，因為群眾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在猶豫動搖，哪些人能夠做到堅決果斷。群眾起義必須要有穩固的領導層。如果沒有起義的話，在延遲一小段時間之後，災難就一定會降臨。

我認為，要想立即在法國建立一個革命先鋒隊，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將貴黨與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合併。我知道這兩個組織正在為合併進行談判，我不打算干預談判，也不會在這裡提出特別的建議。我是從更全面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在我看來，曠日持久的談判，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跡象，它暴露出了這樣一種情形：就連工人階級最先進的分子，他們的思想狀態也還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如果我發現自己錯了，那我會感到非常欣慰。

皮維爾同志，您肩負著重大的責任，這個責任，就跟安德烈烏·寧在西班牙革命的頭幾年所肩負的責任一樣重大。您能夠大大地推動事態發展。但您也可能成為致命的制動器。在政治危機十分尖銳的時期，個人的主動性可以對事態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您只需要堅決地作出一個決定：把革命進行到底！

我希望，我寫這封信的真實動機，能夠得到您的重視，我熱切地祝願您能夠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上獲得成功。

列昂·托洛茨基

[1]1931年12月16日，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全德工會聯合會（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國旗團（Reichsbanner）共同成立了「鋼鐵陣線」（Eiserne Front），它既反對納粹主義和君主制，又反對共產主義。1933年被取締。——中譯者注

[2]阿奇巴爾德·芬納·布洛奎（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於印度加爾各答。1907年參加獨立工黨，一戰期間因反對戰爭，曾三次被捕入獄。1931年至1933年出任獨立工黨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獨立工黨總書記。——中譯者注

[3]雅可布·瓦爾赫爾（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於工人家庭，當過車工。1906年參加社民黨。1910年至1911年間在黨校學習。之後在斯圖加特當記者。後成為左派組織者，1914年在斯圖加特組織斯巴達克集團，1915年被捕，被徵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會上任主席，把斯圖加特的獨立社民黨組織爭取了一半過去。1920年入選中央局，支持用總罷工來抵抗卡普暴動，並擔任罷工領導，支持工人政府路線。1921年任中央局書記，負責工會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國出席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把有關德國形勢的消息告訴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職，在1924年至1926年間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開除，參加了德國共產黨（反對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Opposition]），然後參加了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933年流亡國外，曾短暫接近托洛茨基，隨後又與托洛茨基拉開距離，參加了倫敦局。1939年在法國遭到扣押，1941年抵達美國，參加了民主德國委員會。1946年返回東德，被接納加入統一社會黨，1949年被免除一切職務。1956年平反並恢復職務。——中譯者注

[4]亨德里庫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馬林（Maring），荷蘭工會活動家，荷蘭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後參加荷蘭共產黨。曾幫助成立印尼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1927年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路線，成立革命社會主義黨。1935年革命社會主義黨與獨立社會黨合併為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納粹德國入侵荷蘭後，斯內夫利特組織地下抵抗運動，1942年4月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義。 ——中譯者注

[5]海因里希·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築工人，出生於蘇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奧地利，年輕時因工傷變成了跛子，1897年開始成為工會活動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參加社民黨，1904年以前在漢堡工作，在漢堡他領導了建築工會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萊梅工作，在不萊梅活躍於工會和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來到開姆尼茨，擔任建築工會的書記。1915年與赫克特一起被開除出社民黨，此後活躍於斯巴達克派，1917年懷著保留意見參加了獨立社民黨。1918年10月被驅逐出德國，但後來又通過艾斯納的巴伐利亞政府取得了德國國籍。返回開姆尼茨後創建了《戰士報》（Der K?mpfer），並建立了最強大的德共（斯）地方組織。支持列維反對極左派，在卡普暴動發生後立即在開姆尼茨組織工人蘇維埃的選舉，並擔任開姆尼茨工人蘇維埃主席，並發展出了工人統一戰線的思想雛形。1920年4月入選德共中央局並在統一大會上做了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1921年2年取代列維任德共主席，並在三月行動中擔任黨的領導。1921年6月被判處在要塞內監禁5年。11月獲釋，在莫斯科當了一陣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1922年秋天返回德國，擔任總書記。1923年擔任德共首腦，遭到左派的攻擊，他曾多次要求開除左派，但未獲成功。在莫斯科參與起義的準備工作後，擔任了蔡格納（Zeigner）的薩克森邦政府的部長。在開姆尼茨會議上擔任共產黨的發言人，當左派社民黨人退卻後放棄起義。對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承擔責任，並試圖為自己辯白，說自己沒有支持俄國的左翼反對派，但未成功。此後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違抗德共的決定回到德國，1929年1月被開除出黨。成立了德共（反對派），但未加入社工黨。後流亡法國，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隨後流亡英國，1949年返回德國，定居漢堡，並領導「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組。——中譯者注

馬索·皮維爾給托洛茨基的回信

親愛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把您的來信轉達給了我們黨執行委員會的同志們。我們認為，法國乃至國際無產階級已經到了萬分危急的關頭，這一分析得到了您的贊同，也得到了我們的一致贊同。因此，我們認為，儘管您和我們有著許多分歧，但是，雙方保持聯繫，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這可以使我們對重大問題得出相近的看法。況且我們早就擺脫了民族主義的偏見，一位像您這樣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戰士給我們寫信，我們並不會認為這有什麼「冒失」。我們應當力求實事求是，並誠實地做出判斷：我們的觀察中有哪些地方符合您的政治結論，又有哪些地方與您的結論存在明顯的分歧。在我們看來，您的來信與我們的分析之間唯一的分歧，也許只是您在1935年對事件的發展速度做出的預測要快上一些：我們知道危機正在臨近；但是危機既有可能提早到來，也可能推遲，這要取決於國際事態的發展，而國際事態的發展，又直接取決於我們這方面的形勢。如果您的來信能夠考慮到帝國主義陣營之間正在為全面衝突進行著緊鑼密鼓的準備，並從這一前景出發，估算一下危機的來臨會延遲多久的話，我們將會萬分感激。

儘管如此，我們雙方都得完成同一個任務：必須鍛造出一個隨時準備提出奪取政權的問題、並率領工人群眾走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的革命先鋒隊。聚集在工農社會黨身邊的戰士們具有這樣的雄心壯志。他們已經通過了兩道考驗：九月危機證明了他們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忠誠；11月30日的總罷工證明了他們具有直接行動的能力。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活動家，您瞧不起他們的政治能力，而我們這些同志對他們的看法，確實不像您那麼嚴厲和絕對，這種分歧，也許是由於思想傾向上的差異而導致的，而在我們看來，這種分歧在現在已經不再重要。我們實際上已經與他們一起建立了反對戰爭的國際工人陣線，這個統一戰線的政綱和目的，都應該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而不是屈從於某個大人物的名字。不過，您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同志作出了苛刻的評價，這在我們的活動家當中一定會激起一致的抗議，因為在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1936年7月之後的各種事件的人看來，導致革命先鋒隊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對第二國際、第三國際、或無政府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輿論的畏懼」；而是英法帝國主義、意德帝國主義和斯大林派的聯合絞殺。在工人運動陷入消沉與退步的時期，先鋒隊並沒有像前進的時期那樣，提出同樣完善的政策，這實在是太可惜了。但是，我們已經從這一悲劇性的經驗中得出了下列教訓：在有利的形勢下，一個大膽而堅決的工人階級戰略，可以產生無法估量的影響。有的時候確實需要「進行到底」。我們曾經歷過的1936年6月和7月就是這樣的時候；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時候。

您在來信中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將我們黨與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合併」起來。「談判」已經停止了，因為在我們看來，合併的建議實在是對我們黨的活動家的堅定感情的冒犯，早在我們黨的成立大會上（1938年7月16日至17日），就已經有人提出了參加第四國際的問題，這個建議當時就遭到了幾乎所有人的反對。不過，這個決定和這種態度，並沒有您想像的那種危險性。我們在綱領和章程中規定，自己是一個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並制定了民主的規章。所有同意我們的原則、同意我們提供的對民主的保證的活動家，都已經參加了工農社會黨，他們將會自己鍛造出工具，實現在1936年6月錯失的解放。正在參加我們的隊伍的共產黨活動家和社會黨活動家都完全理解這一點，而且那些已經參加了我們的隊伍的國際主義工人黨[1]少數派也完全理解這一點。

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我們還是想坦白地告訴您，我們發現有人在我們身邊玩弄宗派主義的伎倆，這些把戲造成了先鋒隊的退步，削弱了先鋒隊的力量。我指的宗派主義手段，存在於對部分活動家的革命智慧的擾亂和打擊之中——這些活動家在法國為數不少，他們慣於自己拿定主意，並且忠於無情的事實的學校。在尋找革命真理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錯誤是難免的，而用毫不寬容的態度去解釋這些錯誤，正體現了這種宗派主義的伎倆。最後，企圖通過外來的灌輸，對工人運動發號施令，要求工人運動做出各種並非來自工人運動的集體智慧的表態、策略或回應，也體現了這種宗派主義的伎倆。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已經暴露出它不但完全沒有能力去接近群眾，而且還完全沒有能力建立起一支久經考驗、嚴肅認真的幹部隊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這些宗派主義的伎倆。

這些伎倆讓工人運動深受其害，如果要提出同國際主義工人黨（多數派）合併的問題，首先得就這些伎倆進行討論。既然國際主義工人黨（多數派）與工農社會黨之間存在著重大分歧，那為什麼還要提出合併呢？如果合併的建議是真誠的，您以為我們就會拋棄自己心愛的革命黨嗎？我們的黨擁有民主的規章，它能夠自己指導自己的事務。如果合併的建議不是真誠的，那最好還是不要再提它了：我們要面對的是幾個強有力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我們還要面對資產階級的鎮壓，我們不想在這種爾虞我詐的把戲上浪費時間，還是讓我們干點正事吧。

請相信我，我們絕無個人或黨派的成見（目前只有庸人才會抱著這種成見不放），我們更願意去把由於思想分歧（比方說，關於可能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分歧）而分開的各個革命組織組成一個統一戰線，而不願意去進行不可靠的組織上的合併——這種合併產生出來的組織，生來就帶著誤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禍根。簡單來說，一切願意放下個人好惡、服從集體行動的緊迫要求的革命活動家，他們的友善合作都會得到我們的高度讚賞。組建革命先鋒隊的過程容不得拔苗助長。

托洛茨基同志，我們衡量了自己在工人階級面前肩負的責任，我們要堅決地證明自己完全能夠承擔得起面前的重任。

托洛茨基同志，我們向您致以感謝與革命的問候。

馬索·皮維爾

巴黎，1939年1月26日

[1]國際主義工人黨（Parti ouvrier internationaliste）是第四國際法國支部，1936年5月底6月初成立。工農社會黨成立後，第四國際要求法國支部打入工農社會黨，但國際主義工人黨為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在1939年1月15日的國際主義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反對打入工農社會黨的意見佔了上風。此後，支持打入工農社會黨的少數派便立即參加了工農社會黨。由於多數派堅持己見，拒絕參加工農社會黨，第四國際便在1939年6月15日下令解散法國支部。——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