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混亂的地方有這麼多錢——婷姐的高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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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婷姐你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是：婷姐是個男人。

這個在他小夥伴秋影眼裡，經常「穿著爛棉T恤，肚子頂起，挎包正好放上面，像個停車場收費大叔」的交易員，在深港兩地的「科學炒股」界享有極高的江湖地位。

不過在討論婷姐的江湖地位前，我們先要交代婷姐為什麼叫「婷姐」。

「這是一個交易事故。」11月的一個傍晚，婷姐跟我在香港九龍太子地鐵站附近一家潮州麵館吃晚餐。婷姐穿著寬鬆的牛仔褲和棉T恤。那是他高中的紀念T恤，上面印著校訓：公、勤、仁、勇。他的T恤外套著一件黑色運動衫，衣領上沾著幾根白色的貓毛。

婷姐聽說我請客，主動要為我省錢，只點了八個餃子。他的兩個手機擺在桌上：一個iPhone6 Plus，一相同大小的三星。他用一個香港號，兩個大陸號。

麵館出門走幾步，就是婷姐在香港的住處，一棟孤獨地矗立在市井中的新公寓樓。在那裡，婷姐跟太太、三隻貓，以及他每天交易用的電腦和六台顯示器（四台23寸，兩台27寸，27寸的豎著放）朝夕相處。

婷姐所說的「交易事故」發生在2011年。當時他還在深圳一家公募基金當交易員。

「買方交易員太閑了，我那時在彭博上看聊天就比較勤快。」婷姐告訴我。很快，他就混到了彭博終端上T大、P大兩個聊天室的群主。

有一天早上，突然有小夥伴在聊天室里叫他「婷姐」，他那時正忙得「屁滾尿流」，有兩三個小時沒有出來闢謠。等他反應過來時，所有人都叫開了，婷姐說自己也「只有認了」。

「A deal is a deal」（說好了就不抵賴），婷姐用帶著濃濃的湖南腔的英語告訴我。

其實，婷姐的普通話並不比他的英語好懂。不管切換到何種語言，他說話總是帶有長沙小炒肉的腔調。他語速極快，思維跳躍，常開頭但不完整結束一個句子。這讓我聽他說話時不得不打起12萬分精神。

今年四月，婷姐從工作了五年的基金公司辭職，自己開始做高頻交易。

為了照顧在香港工作的太太，婷姐從深圳搬到香港，在家交易。在深圳的期貨公司，婷姐保留有一個大戶室。他每周都回深圳。去深圳的大巴站就在婷姐公寓樓樓下。婷姐算過，從出香港家門到進深圳家門，全程只需要70分鐘。

擦肩而過的做市商牌照

婷姐本科和研究生加起來共讀過六所大學。婷姐親切地稱呼它們為： T大，P大，N大，香港某大學，美國「玉米地大學」，美國「大蘋果大學」。

故事是這樣的：2002年，婷姐高中畢業，免試被T大錄取。到T大獃了五個星期，他就拿到了香港賽馬會的獎學金，轉到香港某大學學習。他在香港這所大學的第一個學期被派去N大培訓。大三第一個學期，婷姐作為香港學生「回」P大數學系交換一個學期。本科畢業後，婷姐到美國中西部的「玉米地大學」讀博士，中途罷讀，轉到「大蘋果大學」知名的「哭狼研究所」，取得數學碩士學位。

「我在玉米地每天早上看著太陽升起來，晚上看著太陽掉下去，看了一年就受不了。」他這樣描述自己在美國中西部讀書時的鬱悶心情。

我曾經問婷姐有誰可以爆爆他不為人知的料。「基本上很難，因為我在每個地方待的時間都很短，很難有人跟我重疊超過一年。」婷姐說，「我的『安全感』很大部分來源於此。」

2013年，婷姐把彭博終端上T大和P大兩個群合併搬移到了微信上。「藍旗營TP」群由此誕生。

「入群規矩只有一個，就是本科必須是T大或者P大的。」婷姐說。

今年10月，我參加過一次「藍旗營」的聚餐。聚餐地點在香港中環一家上海餐廳。來的人正好坐滿兩桌，90%為男性。除了在香港工作的群內金融人，還有專門從深圳趕來的小夥伴。很多群友都是初次見面。

婷姐那天穿著他的母校——大蘋果大學——的紫色T恤。容光煥發的他在兩桌之間輪流「答記者問」。

婷姐轉檯到我這桌時，兩個美女對他的交易業務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問題一個接一個。

「婷姐，你那邊回報率有多少？」

「我們這類型的策略不講回報率，只講每年賺多少錢。」

「婷姐，你的策略複雜嗎？」

「我們的程序連除法都沒有，只有加、減、乘、if……」

「婷姐，財務自由就靠你了啊。」聊到後來，幾個美女已經蠢蠢欲動，恨不得立即掏錢塞給婷姐。

「婷姐，你如果進去了我們給你送排骨飯。」這時，坐在我身旁的P大校友CZ對他吼了一句。婷姐羞澀地笑了笑。

小夥伴們拷問婷姐的問題，我都一一問過他。包括為什麼他的策略不講收益率。

「我們這類型策略的容量是流動性第二好的合約決定的。你一年能賺多少錢是有個數量級上的估計的，甚至可以估計到第一位小數是什麼。可能這個策略整個市場一年加起來就可以賺2000萬。投一個億就是20%，投200萬就是10倍。所以這個（收益率）沒有意義。」他說。

在這次飯局進行的幾個星期前，有一天婷姐到中環交易廣場接太太下班，我在樓下星巴克門口跟他聊天。那是我第一次見婷姐。是的，婷姐那天也穿著棉T恤，和一條寬鬆的牛仔褲。那一個星期，他剛剛把香港家裡的辦公室弄好，準備開始在這裡交易。

婷姐告訴我，出來創業的初衷，並不是想自己做交易，而是盯上了中金所期權做市商的牌照。

他今年6月參加了中金所做市商的比賽，以一己之力對抗境內外各個團隊，拿了不錯的名次。婷姐本來指望拿到做市商牌照，招納幾個高頻交易的團隊去他那裡做交易，大家一起分交易所返回的費用。

沒有預料到半路殺出程咬金。六七月份亞洲證券市場跌宕，內地監管機構新出台的政策和限制，讓婷姐的牌照夢越來越黯淡。

「當時我們想最壞的打算是，如果做市商的牌照拿不到，我們就做一些比較簡單的老策略。」

當初最壞的打算最終變成了現實。在股指期貨沒法交易的情況下，婷姐現在主要做國債（期貨）和商品（期貨）。由於政策變化，其他兩個本打算一起辭職創業的小夥伴現在暫時不敢裸辭，婷姐是他團隊里唯一一個全職的人。

婷姐白天盯盤，晚上寫程序，打補丁，空閑的時間看歷史書。

我問他交易進展如何。

「能養活我一個人吧。」他說。

我不是天才，但我比天才穩定

在潮州麵館，我死死盯著婷姐高中T恤上印的校訓看時，他告訴我，他的「外婆、媽媽、舅舅、姨媽、表哥、表妹」都是這個高中畢業的。我開始以為這是個冷笑話，但回過神，發現婷姐是認真的。

婷姐讀的高中盛產奧林匹克競賽金牌。到他入學那年，他所讀的理科實驗班從全省3000多個考生里招了80多個。那時，這個專註搞競賽的理科實驗班系統已經運轉了15年，贏得將近20塊奧林匹克競賽金牌。

「我們學校的老師絕對不會規定你看什麼書、做什麼題。但每個時間點都有考試，看你作為選手的learning curve（學習曲線）有沒有提高。」婷姐回憶道。

在講自己高中經歷時，他從來沒有用過「學生」這個詞，一直稱呼自己是「選手」。

婷姐依然記得自己高二第二個學期剛開始時參加過一個特殊的考試。學生在兩個小時內「做」60套試卷。這個考試的特別之處在於學生並不用答題，只需要給每道題目從1-10評難度，每兩分鐘評一套。評完後的兩個月內，老師再陸續發這60套試卷下來給學生考。

「老師會看你的答題表現和你當時評卷的匹配度高不高，如果對題目判斷和解題能力是相關的，說明你就是很一個很穩定的選手。」婷姐說。

相比起普通高中生每天數學習題要做好幾頁，婷姐記得自己高二時最多每天做五六道數學題，題目是自己選的。因為「重複勞動」對選手提高水平來說沒有意義。

「後來進了冬令營，我最多一天做三道題，一般兩道，有時一道。但每做一道都有提高。」他說。

一旦進入了冬令營，就意味著這名學生穩穩拿到了進入T大P大的入場券。婷姐選擇了T大。

「我們體系下沒有天才，但我們可以系統性地把天才搞掉。」婷姐告訴我。

「因為天才的發揮是不穩定的，而我們非常穩定。到了聯賽的考場，我們三道可以放棄一道，因為我們能算出來全國有幾個人可以做得出來這種題目。」（國家隊的教練在全國巡迴演講時，都會告訴選手競爭對手的學校里有哪些同量級的選手。因此婷姐們在上考場前，基本上都能對對手的情況心中有數。）

我問婷姐，會不會希望將來的孩子也進這樣的學校學習。

「為什麼不呢？如果他是一個有自律性的人，他自由支配的時間會遠遠大於高考（的體系）。」婷姐說。

跟婷姐一個高中畢業，也是搞競賽保送到P大的CZ對此持不同的意見。

「如果我再選一次，肯定會選不同的（體系），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中國的教育已經夠應試的啦。」他說。

婷姐最近把自己高中的奧賽教材帶到了香港，打算重溫。他告訴我，他還打入了一個P大數學系的北美校友群，群里的人正琢磨著把奧數教材翻譯成英語，教他們的下一代。

婷姐告訴我，實在交易做不下去，他就去做奧數家教。「在香港用英文教，收費比內地可觀很多。」

在中國，錢是賺不完的

婷姐說自己做交易追求的就是「賺錢」。我問他對經濟學有沒有興趣，他說那是屬於「社會科學」，他「不太相信」社會科學。

「我們做套利，不預測市場漲跌，就看（價格）偏離之後你能不能抓到。」他說。

婷姐熱愛數字，在電腦前面看一天也不累。他告訴我，哪怕在實現財務自由之後，他也會繼續做交易——唯一的不同是不會幫別人管錢了。

我曾多次問婷姐，他認為自己做交易的優勢是什麼。每一次，婷姐都毫無保留地表達這樣一個觀點：在中國，賺錢的空間是巨大的。

「國內流動性太好了。全世界找不到散戶參與人數遠遠超過機構的狀況，這也是大家選這個市場的原因——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混亂的地方有這麼多錢。」他說。

婷姐告訴我，境外都是機構跟機構拼，而在中國，只要具備基本的硬體，很多教科書上面的策略拿過來用，只要系統比較穩定、風控好一點，都可以輕鬆賺錢。

「按說Mispricing（錯誤定價）應該由套利去糾正。但你這個策略，10個億、15個億，哪怕30個億，相對於投機的那些人，根本不算什麼。套利的人做到100個億，都糾不過來，所以國內的Mispricing永遠在。」婷姐說。

婷姐說從來不擔心競爭，也不擔心沒錢賺，他反而擔心「被亂搞的人踩死」。

「股指期貨有的時候有人亂搞一個合約，所有套利的人衝上去，都不夠那一個人踩死的。或者一下子出來1000手把價差打到扭曲了。你這些做套利的人把子彈打光了都不能掰回去，這種東西比較危險。」他說。

在公募基金待了五年，婷姐說自己充分見識到了「太多錢」和「人亂搞」的情況。

「比如有10萬股，你境外做精細點不該一把拍出去啊。但人家公募的交易員可以輸個『100000』一把拍出去。」他說，「交易員很多關係戶，根本不管這些的，拍完拉倒。更別說一般意義上散戶，這些人根本不關心衝擊成本。」

「衝擊成本」是指在套利交易中需要迅速而且大規模地買進或者賣出，未能按照預定價位成交，從而多支付的成本。

「還有人拍了69萬9900，我都猜得到誰拍的。人家指頭都不願意動到7那個位置，因為7的指頭要往上面。但人家是董事長的侄女，無所謂。」說到這裡，婷姐很生氣，語速又加快了。

「這種人多了，錢是賺不完的。」婷姐淡淡地說。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助理教授李丹告訴我，國外主要是機構投資者，比較成熟，「Slice and Dice」（切單）的做法是常態。李丹說，下大單（即婷姐說的「一下拍完」）容易暴露交易需求：市場中的其他人看到之後會根據這個調整價格，導致自己的成交價格不利。

婷姐現在每天早上七點半起床，起床之後的第一件事是給太太做早飯。八點半，他會打開電腦設交易參數。開盤之後他一邊盯盤，一邊盯銀行間的情況，看看資金流有沒有詭異。中午婷姐會想辦法睡個午覺。下午收市後，他會通過其它渠道拿下數據資源，打打補丁。晚上，婷姐會編編程序——他最近在學Python。

婷姐跟太太結婚已經快六年。太太在香港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工作很忙，最近加班晚上10點才能回家。

婷姐跟太太領養了三隻貓。其中兩隻以電影《星球大戰》里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分別叫Yoda和Obi，另一隻叫小白。

「領養小白時，它得了很嚴重的貓癬，後來我們把它治好了，它就是三隻里最漂亮的。」婷姐說。

從今年2月28號到9月1號，婷姐每天固定地在朋友圈發「倒數」，從「D180」一直發到「D0」，一天不漏。

在潮州麵館，我問他到底那180天倒數的是什麼。婷姐說，那半年太太被外派到英國工作，所以他每天倒數，從她離開的第一天，一直發到她歸來的那天。

原來，「不相信社會科學」的婷姐，也可以如此浪漫。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

婷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華爾街一家期權做市商公司當交易員。

2008年，他從大蘋果大學碩士畢業，雖然拿到工作offer，但當年美國發給外國人的工作簽證H1B供不應求，婷姐面臨抽籤的巨大不確定性，心情抑鬱。重壓之下，他每天吃一桶哈根達斯解憂。

「後來抽到簽了，一開心，又吃了三個月。」三個月下來，婷姐的體重從120斤驟升到了140斤。他的體重至今仍在145斤徘徊。他認為這是一個「均衡態」。

婷姐說自己喜歡紐約，因為那裡的「臟、亂、差」讓他足夠自在，走在街頭，他感覺自己可以隨時消失在人群里。

高頻交易是另一件讓婷姐感到自在的事。因其極強的自反饋屬性，交易者能迅速知道自己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努力和回報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正比的。

「做基本面研究的，你被假報表虧了，或者被融資盤平倉虧了，錯誤信息不能給你反饋。但我們錯了，市場能夠給你帶來錯誤的信息。你改進代碼，加快網路速度，很大可能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穫的事。」他說。

上海一名資深交易員告訴我：「高頻交易是個非常鍛煉能力的行業，因為它能讓你通過『市場反饋——業績歸因——嘗試調整』的循環高速成長。我沒見過比這更快鍛煉能力的行業。」

針對今年7月以來，內地監管機構出台的一些股指期貨交易限制新規，婷姐說：「監管如果從降低波動性的角度出發，其實也是合理的。其核心是處理場外配資，可能有人怪它一刀切太快，但沒有人說不能切。」

婷姐從小就喜歡讀戰史，喜歡裡面展現的極端的人性。他最近在讀丘吉爾的《一戰回憶錄》。他告訴我，讀歷史給自己最大的影響是對「尾端風險」的天然恐懼，以及對市場的敬畏。

「交易時就算賺了錢，我也不見得會高興，反而有點完成任務的感覺。我不會覺得我征服了市場。永遠都不會。這也不是我的目的。」他說。

對於今後團隊的發展方向，婷姐說他想逐漸往自營方向走。「接幾個大客戶，做個兩三年就夠了。我是圖舒服，不是圖大。」

我問婷姐，對於希望或者正在創業的小夥伴有什麼建議或雞湯，他冷笑著說：「Dont do the crime if you cant do the time」（沒坐牢的本事就千萬別犯事兒）。

本文作者春曉是金融紀實新媒體交易門（ID：Tradingmen）聯合創始人。春曉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和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曾任職於紐約《世界日報》、路透中文網、香港《南華早報》等。現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