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職場拚命三郎們的群體畫像
這是早就定下來的約會。晚上七點半，在北京一家高級西餐廳的包間里，5男5女根據性別錯落地坐在大桌子的兩側。坐在靠門位置的吳東林是組織者，人一到齊，他便敦促大家分別自我介紹，想讓氣氛變得活躍起來。
在傳遞餐具和酒杯的過程中，交談終於開始了。吳東林殷勤地把生蚝分給坐在兩邊的女士，順帶聊了聊各自的職業。一個小時後，他在餐桌上把話題自然地引到促成這次聚會的社交App——INVITE上，從它的logo設計靈感開始介紹，再跟大家徵詢這個App的功能需要怎麼迭代。這是吳東林重複了很多次的程序，作為這個App的創始人，對他來說，這頓晚餐既是一次約會，也是一次工作——8小時之外的連續工作。
在滴滴出行工作的李博也很久沒有正常上下班過，他說自己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是常態，周末偶爾才能休息是常態，訂好的旅行計劃在上飛機前因為工作取消是常態，為如何更好地處理問題而焦慮也是常態。
在這種工作節奏下，李博甚至抱怨每天回家時超市都關門了——他本來周末還有空去趟家附近的家樂福，但最近屬於自己的時間太少，連排隊都被他認為是沒效率的事。當他走進一個理髮店，如果不但沒被推銷辦卡，還可以在15分鐘內安靜地剪完頭髮順帶眯一會兒，他就會覺得非常高興。跟朝九晚五的公司人相比，吳東林和李博算得上是「拚命三郎」，他們的上下班時間並不固定。待在辦公室的時候，他們隨時要處理多線程任務，就算離開辦公室，做到物理空間意義上的下班，他們的腦子裡也永遠有一部分在想著工作。
對這群人來說，在工作跟生活之間劃一條清晰的界限本來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更何況無孔不入的技術還會模糊這種界限。甚至都不用打電話，工作總是會通過微信和釘釘這樣的通訊軟體隨時冒出來。這些App右上角冒出的小紅點就像無形但聲音尖銳的鬧鈴，催促著握著手機的人趕快看到它們。
點開App，回復消息，處理工作，聯絡其他同事，儘管那可能是一個周六的早晨或者是工作日晚上10點鐘。忙碌就這樣通過電波在一個又一個人之間傳遞，形成一張越來越密的網。換句話說，忙碌正成為在都市職場彌散開來的一種狀態。
忙，可能是你周圍幾乎所有人的感受。問題是，吳東林和李博並不覺得自己是因為忙碌而疲於奔命的一群人，或者說他們並沒有為此沮喪。與此相反，在忙碌中，他們充滿希望地覺得自己抓住了看得到的選擇生活的機會。
正如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所說，「幾百年後，當我們回看歷史洪流中的當下這個時代，史學家們可能會發現，最重要的不是技術，不是互聯網，也不是電子商務，而是人類的境況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擁有選擇的人的數量有了極大的增長，我們的社會卻還未準備好應對這一切。」這句話套到當下正在發生變革的中國職場同樣適用，重點不是忙碌，而是忙碌意味著什麼。
談婧真正意識到自己想要什麼生活，是在離開投資銀行之後。
從清華大學經濟管理系畢業然後進入投資銀行工作是順利成章的事情。在談婧以應屆生身份求職的2007年前後，投資銀行或者4A廣告公司還是非常熱門的選擇。儘管父母輩強調著公職工作的穩定性，但在年輕人當中，這些壓力很大但回報非常高的工作才是同學聚會時值得略帶驕傲提起的話題。談婧的確也是這麼選擇的。在投行工作時，談婧過著「每天早上九點半到晚上一兩點，稍微好一點的時候，晚上九十點可以下班」的生活。從小到大作為「別人家的孩子」，談婧的想法是「社會要我努力工作，所以我努力工作。」
直到她感覺自己每天都很困。一開始她以為自己生病了，但是去醫院檢查並沒發現異常，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年多。後來她才明白，睏乏的原因並不是工作強度大，而是自己每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沒有挑戰。談婧自認為思維活躍、愛好廣泛，可是投行每天高強度的工作不過是在辦公室里反反覆復地改文件。有一次，同樣愛好天文的朋友都去看日全食了，而談婧還在辦公室加班，「當時那個對比太強烈了。世界這麼大這麼壯麗，日全食這種百年一遇的事情我沒時間看，在辦公室里加班到凌晨5點竟然是為了和別人爭怎麼分錢。」
她在擁擠不堪的工作和生活中度過了畢業後心情最為低落的兩年，不斷在加班中確信自己的興趣與能力和崗位並不匹配，儘管別人都認為那工作「高大上」。
辭掉投行的工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癥結倒不在於錢，而在於跟上一代人的溝通甚至是對抗。對上一代人來說，不確定性無疑是需要在生活中盡量排除的因素，而跳槽意味著未來的不確定性。
談婧最終還是辭了職。為了重新考慮自己的方向，她參加了一個workshop，甚至和朋友去非洲航海。現在回憶起航海的經歷她還覺得心有餘悸，在海上遇到暴風雨，吐了好幾天，行李也丟了，「是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覺，後來就覺得以前別人期待你的光環其實都沒那麼重要了，我怎麼活下去才重要。」談婧說。
但她還是選擇了忙碌，打算去麻省理工學院讀個MBA，在那之前她先找了份Uber的實習工作。談婧加入的時候，這家公司在中國的員工還不超過10個，她的工作既包括找司機、做培訓這種最基本的事情，也包括在業務量增長後「差不多每個月都要把下個月的運營體系重新設計一遍」。由於業務增長的速度很快，她常常需要在安排現在的事情的同時考慮3個月之後會怎麼樣。
吳東林則是從紐約的社交圈消失，回到了北京。與那天在高級西餐廳精心打扮的他不同，吳東林的日常是穿著襯衫，窩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汗流浹背地敲著鍵盤。他的公司設在北京三環邊一棟不算新的居民樓里，兩層的室內空間由於擺放著緊挨著的辦公桌而略顯擁擠，腳下的木地板因為年頭太久已經看不清本來的顏色。一群男女在幾個房間里盯著顯示屏工作著，其中不乏履歷漂亮的海歸和擁有大公司背景的年輕人。
在兩三次不算成功的創業之後，INVITE是吳東林再次押上希望的產品。沒人能保證這次就一定能夠獲得成功，起碼到目前為止，INVITE還算不上熱門App。創業是成功率不到1%的事情，但是在跟別人描述自己夢想的時候，吳東林還是帶著超過100分的澎湃激情。跟前幾次一樣，他仍然堅定地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極有意義且方向正確的事情。做社交軟體的出發點是他自己的需求——辭掉華爾街的工作回國之後，他發現自己在國內找不到可以消遣玩樂的地方，於是乾脆自己做了個立足於公司人社交的移動應用。
管林也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開始創業的，夢想這種宏大的辭彙她倒不常提起。她自稱是個喜歡打工的人，創業原本不在她的時間表裡。但作為一位喜歡逛街買衣服的女性，28歲的管林經常發現自己買不到多少合意的衣服。這促使在國外讀過設計專業的她從一家大公司辭職，創立了自己的時裝品牌Short Sentence，她想從頭開始做一個自己喜歡的品牌。
今年上海時裝周開幕前的兩個月，管林幾乎從早到晚泡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因為對快遞員潦草的包裝方式不滿意，她的工作還包括了教快遞員怎樣才能把要寄出去的服裝包得儘可能地平整。
她的合伙人，在設計諮詢公司上班的項贏瑩也保持著同樣的加班節奏。當上班和創業同時進入攻堅階段時，除了要到其他城市頻繁出差，她還要在諮詢工作以外的時間到工作室來，與管林一起籌備時裝周。
項贏瑩與管林一起創立品牌，更多是希望「將自己在商業設計領域的技能投入到真實的市場中去」，上班和創業對她而言是一個互相啟發的過程。
「我們會把工作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管林解釋道，「比如我不想在格子間里工作，更喜歡這種影棚里的工作室的感覺，那我就為自己創造這個氛圍。「她的工作室設在上海一家創意園區里，隔壁就是一家攝影棚。
為滿足自己的喜好創造點什麼，以及想要行使自己的選擇權的願望讓越來越多的人脫離傳統大公司和常規的職場生活，積極擁抱忙碌和不確定性。
「創業者本身都有很強的進取心，他們需要在每個急迫的時間段里分出輕重緩急，有些事情就註定要排在後面。」徐傳陞說。他是經緯中國的創始管理合伙人，而經緯中國是目前國內最活躍的風險投資公司之一。根據他的觀察，為了工作而把家人送回老家、自己留在一線城市裡奮鬥的創業者很多。這種競爭氛圍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在一些風投眼裡，過於追求生活和工作平衡的創業者甚至會被判斷為成功概率比較低。
這是被緊迫感牢牢鎖定的一群人，創業者要面臨的是快速變化的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從2000年進入風險投資領域開始，徐傳陞經歷過4次中國創業潮的輪迴。我們正身處的這一次，就算不是程度最為狂熱的一次，也是大眾影響力最廣的一次。在全民創業的口號下，每個人都被未知的可能性所激勵和吸引，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創業是自己在原來乏味的職場生活之外多一次選擇的機會。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陷入忙碌，而忙碌最終的目的又是為了能夠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眼前的場景就像30年前的矽谷。在《矽谷熱》里，作者埃弗雷特·M·羅傑斯和朱迪思·K·拉森描述了在風險資本、創業激情和財務自由夢想的多重刺激下，席捲矽谷的拚命工作的熱潮。在1980年代，蘋果公司被翻譯成阿普爾公司，仙童半導體的名稱還是費爾柴爾德半導體，作者花了不少筆墨來描述矽谷新富的生活方式，比如為了避免落伍而賣命工作，喜愛積極的、體育式的休假——比如潛水和滑雪——同時也十分關心體形和身體健康，開始長跑鍛煉，避免食用肉類、土豆和肉汁，喜愛魚、東方食品或半塊三明治。
對當時剛改革開放沒多久，民營企業都算是稀有之物的中國職場來說，這些生活方式是難以想像的。30年後，這些生活方式終於成為我們身邊的主流。2015年，中國健身房最多的前10個城市中，有8個的健身房數量增長率超過50%。咕咚運動和新一線城市研究所聯合發布的「最愛跑步城市」排名中，前10個城市在2015年有記錄的跑步歷程達到了6.36億公里。這10個城市中，除了北上廣深，有4個是省會級新一線城市，且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區以及西部的區域中心城市——這些城市的競爭和壓力讓更多人選擇投身運動來平衡。市場研究機構益普索在2015年10月發布了一份關於跑步生活方式的在線調研報告，在跑步動機這一問題下，緩解工作壓力被52%的受訪者提及，另有38%的受訪者表示希望通過跑步來磨練心智。
如果說有的人是被迫忙碌，那麼有的人則是故意讓自己忙碌。李博就是有意給自己調整了速度，在銀行工作過5年之後，因為想走出舒適圈，他選擇跳槽去互聯網公司。他先後在人人網、百度工作，工作節奏都不算太快，一直到加入Uber中國，他用了差不多5個月的時間才適應了生活的變化。
「以前在銀行做計劃是按年來的，互聯網公司是按月來的，到Uber之後是按周算的。」李博說，他也同樣從最基本的找司機、培訓司機開始。他對工作強度的描述是，「業務增長比人手的增長快，正常9天做完的事情，一周就要做完，不吃飯不睡覺瘋狂地工作，等你舒一口氣，一個月後業務量又增長了3倍。」
對於這樣的人，你會忍不住問，這麼拼，為什麼？
李博的回答很簡單，他想實現財務自由，但他強調財務自由並非全部目的。「更多的是你怎麼變成一個更好的人，在一個地方能學習到什麼東西，對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更有幫助。」李博告訴《第一財經周刊》，他每年都會給自己做一次評估，特別是在一個環境里待久了之後，成長的曲線就會相對平穩，到那個時候，他就又會考慮自己的下一站。離開Uber之後，他現在的身份是滴滴出行快車事業部總經理助理。
談婧的軌跡跟李博相似，在Uber工作了一年半之後，她又加入一家創業公司回家吃飯擔任COO。談及職業目標的時候，這些人都不會給出關於年限或者數字等太確切的答案。「我其實沒什麼具體的人生目標，就是覺得應該去發現更多新的事情。」談婧保持著與李博類似的工作節奏，但是會盡量每周都去健一次身，保證空出一些讀書的時間，利用周末的時間去參加一些行業活動。
快節奏的職場生活意味著這些年輕人可能沒有辦法像上一代人那樣，花太多時間在家庭生活上，好在技術和商業模式的發展替這些年輕人解決了很多問題，京東、淘寶等電商解決了日用品的需求，至於生鮮採購也有固定的去處。甚至大多數電商的快遞員還會提供送貨時順便扔垃圾的服務，幫助這些忙碌的年輕人解決了以前需要耗費時間的生活瑣事。
擠出來的時間更多被花在學習和進化上，在排得滿滿的工作之外，他們通常都想通過各種渠道來提升自己。旅行是為了開闊眼界，逛街是為了收集最新的市場趨勢，很多時候，刷手機也是害怕落伍，擔心錯過朋友圈和微博上流傳的行業信息。
這種害怕被落下的焦慮感讓時間變得越來越寶貴，越來越多的產品試圖抓住這些職場拚命三郎的需求。如何自我激勵、如何提升效率是是公司人最希望解決的問題。亞馬遜圖書發布的2015年上半年圖書銷售數據顯示，心理勵志類圖書在圖書總體銷售中的佔比呈逐年遞增趨勢，且一直是近幾年的暢銷類別。一份針對亞馬遜圖書消費者的調查表明，80％以上的讀者閱讀是為了擴充知識，而碎片時間閱讀和淺閱讀（每天瀏覽社交媒體超過一小時）的比例也在持續上升。
羅輯思維旗下的「得到」也因為抓住了這個潮流而被市場追捧。根據羅輯思維聯合創始人脫不花的說法，「得到」平台上的內容分為兩類，一類是幫助用戶殺時間，另一類是節省時間。前者是段子式的，後者的立意則是給用戶提供快節奏、速食式的知識。像電商的代扔垃圾服務一樣，這類服務也是為了彌補職場人群因為忙碌而緊缺的時間。
心理諮詢變成了剛性需求。這是每個社會轉型期必然出現的狀況，我們現在的狀態更類似於發達國家前三四十年的階段。一個佐證是，企業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員工幫助計劃，旨在以公司為主體，為員工提供系統的、長期的援助與福利項目，幫助員工及家庭成員解決心理和行為問題）服務也是近5年才在中國初步呈規模化。
「跟上一代的集體主義相比，現在選擇多了，年輕人就更想要個體化。但在從集體到個體化過渡的過程中，安全感、歸屬感會缺失，所以心理諮詢會成為剛需。」慧心心理諮詢中心諮詢師朱慧解釋道。
從業8年以來，朱慧最大的感受是隨著經濟發展得越來越快，高收入人群在心理諮詢方面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她的來訪者的年齡段主要分布在近30歲到45歲之間，正是職場上處於中堅層的群體。
就算是沒有選擇投身忙碌的人群，同樣也會因為對夢想、現狀的攀比和眼見別人的加速度而不斷重新打量自己的位置。忙碌讓這一代人自我感覺擁有了比之前更多的選擇，也導致焦慮互相傳染，成為這個時代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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