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義」世界觀的產生與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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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an Ehmed, 23-Iyun, 2016

從 19 世紀開始，世界就處在一個連續的進步狀態，累積史無前例的財富，發展日新月異的工藝，養活越來越多的人，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於是 21 世紀回看歷史時，對百餘年前的世界已經沒有直觀印象的人們，習慣以宏大敘事的方式總結它，用各種名詞對它進行一些概括：民族國家的興起，工業革命的推動，自由市場的繁榮，諸如此類。一些先驗而脆弱的概念被賦予本體論的地位後，成為一幅思辨的歷史圖像的必備元素。

「現代化」首先在經濟高度發達的歐洲發生，隨著殖民經濟增長發展起來的美洲、亞洲各區域，後來也捲入了具有歷史必然性的這一番變革中。一方面，這是很常見的一種歷史認知思路，而且大有合理之處，不光是它的內容，還有它的作用。從內容來說，它的確以比較精簡的文筆勾勒出一個「框架」，以便人們形成一個簡明的時間邏輯，從而記憶這些歷史事件；而從作用上說，在物質財富仍然匱乏的當今世界，多數民眾並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智力去深入了解萬千世界的歷史與現狀，對他們而言，一種粗糙而簡略的圖像更易於理解和接受，「掌握歷史規律」的幻覺也成為一種竊喜的資本，一定程度上補償了貧瘠的精神生活。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權宜之計的「合理」，在內容上確實粗糙而失當，當那些脫離物質匱乏、追求切實的精神滿足的進步者，試圖接觸人類的文明發展脈絡時，很容易發現這種宏大敘事的缺陷；更危險的是，由於它太過於淺顯易懂，在有龐大的人口基數不假思索地把它視為真理時，那些小眾的思想進步者極有可能被大眾認知帶偏，從而使人類精神的發展走上一條糟糕的彎路，造成惡性循環。

所以，對人類社會的認知，對歷史的認知，始終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尤其在當前，人們習慣將政治組織視為社會的存在前提、存在方式，將政治史視為歷史的本質，將政體差異理解為不同社會之間的性質差異甚至立場對立。現實的例子俯拾皆是：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中，世界的框架是以各個國家機器為基本單元的，分為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墨西哥、日本、馬來西亞等等，諸如此類；而人們的歷史觀也是這樣形成，先是被教導「歷史的規律」為何，然後在各個「國家」區域內，依照所謂階級鬥爭、民族擴張或者文明衝突等政治視角來解釋歷史事件；當提及不同的國度時，人們有符號化的一些認知，比如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人暴戾而殘酷，資本主義的美國人無利不起早，教團治國的伊朗人天天想自爆。這些認知是為滿足社會下層的需求而生，但時代的發展使社會成員的流動越來越頻繁，這些底層社會「低成本」的知識，有機會——也確實——擴散到了主流社會，甚至支配著有進步意願的個體的理智。

就我個人來說，我傾向於把這種低成本的世界觀，稱作「國家主義」。「國家主義」的特性是：把世界劃分為若干個「國家」，賦予國家機器以本體論的地位，將國家機器視為生命體，並認為它們具有誕生、生存、發展、死亡的一些列人格化行為。

說到這裡，之前的若干段文字，我現在就可以用比較精簡的方式重新敘述了：從 19 世紀以來，世界各地區的底層民眾逐漸被一種通俗易懂的世界觀「國家主義」所說服，且隨著越來越自由的社會階層流動，使這種世界觀擴散到各個階層，在 21 世紀時已經成為最主流的世界認知方式。

為什麼這種世界觀在 19 世紀突然就流行開來了？如果能提出這個問題，或者能夠直接理解這種流行的原因，至少說明你沒有被我上述的「宏大敘事」帶偏，因為我也在用一個高度概括性的思辨方式概括這兩個世紀的世界觀演變。接下來就是相對更具體的內容。

在 19 世紀以前，世界各區域的基本單位是「社會」。為什麼是社會，而不是家庭或者個人呢？有一個悲觀主義的答案：因為我們的世界太窮困了，導致人們不得不以社會化的方式聯合起來，為最低限度的生存讓渡自己的一部分獨立與自由。遠古時期的人類是可以依靠採集來生活的，一個獨立的個體，每天一兩個小時收集水果、捉昆蟲就可以滿足生存需求，剩餘的時間就像曬太陽的獅子一樣，安逸悠閑地度過，動物性一目了然。後來發生地質與環境的改變，人類被剝離出輕易富足的環境，不得不嘗試其他的方式獲取食物——比如圈養動物和農耕，圈養動物需要精心地服侍它們，而農耕就需要勞作，人口多起來之後還需要和他人談判，設立田地的邊界，形成一些仲裁的機制，要參與一些多人的武裝團體，以防自己的財產被奪走。個體獨立從此一去不復返，社會化成為人類的基本生存方式，這是匱乏的物質基礎上人類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但社會化也有一些好處，首先就是使人類從動物演變為人。市鎮、村莊、街區等等天然的社會單元，不得不說是富有魅力的存在，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個體的閱歷與成長，比起動物的時代已經有了更值得訴說的豐富內容。人們發展各種藝術形式，改造地形，設計物品，把各種慣例與習俗傳承下來，形成「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的人文特徵，留下豐碩多元的文明成果。當然，這種多元環境下，每一個天然的社會單元的成員，由於對當地生活方式的習慣，產生自然而樸素的認同感。

從人類文明的產生，到 19 世紀為止，世界各地的社會狀況基本都是如此。天然社會單元有自己的慣例，有自己的認同感，以及自己的社會自由。不同社會之間由於接觸而產生交流，當然也可能產生摩擦，甚至產生一個社會的部分成員支配另一個社會的狀況，稱作「征服」。但在社會本位的時代，這些都不是太大的問題，因為所謂的「征服者」不過是當地秩序的接手人，即便享有有限的特權，其主要職能仍然是維持本地社會的生活方式，不讓它有太劇烈的變動，以免引起社會成員的不適。

但是從 19 世紀起，開始發生一些變異，變異的催生者是西歐的巴黎的拿破崙政府，更早一點（1789 年）的巴黎革命是它主要的歷史淵源。作為一場巴黎當地的社會自主運動，巴黎革命有一個獨特之處，它的參與者們提出了一個超社會的目標：建立「法蘭西」的自由、平等與博愛。換句話說，他們並不打算止步於自己的目標實現，還要幫其他地區的社會做選擇，然後把它們都納入「法蘭西」的大旗之下。一群莫名其妙的巴黎人要建立馬賽、布列塔尼、蘇瓦松的「統一自由體」，這聽起來就是糟糕的陰謀，所以這些「變異」的巴黎人毫無懸念地失敗了，所謂 1789 法蘭西革命在若干次政治變動中草草收場，但是為拿破崙，以及之後的奧爾良家族等無數行政者提供了一個思路，即給不同區域的社會帶上統一體的帽子，將它們納入到「統一」的政治管轄中。

恩格斯曾有這樣一個論斷：「任何意識形態一經產生，就同現有的觀念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並對這些材料作進一步的加工…人們頭腦中發生的這一思想過程，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這一歸納至少在 1789 年革命後的巴黎是成立的，巴黎革命者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清晰易懂，而「統一的法蘭西」對當權者更是有某種值得追求的利益，在拿破崙的執政改造與後來若干次全動員的巴黎戰爭中，國家主義的理念逐漸成熟，在各個原本獨自發展的各個自由社會之上，終於產生了一個虛幻的統一體——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的一個優勢在於，它具有規模化的動員機制，所以能夠在產生的初期集中力量辦大事，掠奪「外部社會」的財富並進行分配，以換取對自己力量範圍內各個社會的管轄權。但是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泡沫手法，當力量範圍擴大到足夠大，掠奪的數量無法再滿足各社會的需求時，國家機器只有三種道路可選：自行崩潰，強行壓制各社會的需求，或者乾脆鎮壓各社會。在 19 世紀，產生在巴黎的若干個國家機器雛形，及後來的完整國家機器，都分別運用過上述手段，內閣或者辭職下台，或者在報刊上指責「英帝國主義的陰謀」、「哈布斯堡家族的陰謀」和「普魯士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以轉移各社會的注意力，當這些手段都難以維繫時，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將槍口對準了民眾。

當然，邏輯上存在的缺陷阻止不了國家機器的成形，因為短期效率實在太明顯。國家機器是規模化的，補兵快，跳錢多，能夠很快對周邊地區形成威脅，並從而搶奪或敲詐獲得財富。於是歐洲各地的社會就整體面臨囚徒困境，典型如一些自治市鎮，他們只能有兩種選擇：讓渡社會自由，聯合建立一個國家機器，以防法蘭西國家機器的掠奪；或者任由事態發展，冒著被掠奪到破產的風險維持社會自由，靜觀事態發展。

西班牙王室、義大利諸城邦、莫斯科的亞歷山大二世是主動進行國家機器建構的典範，今天的奧地利、比利時、瑞士、荷蘭、波蘭等區域，當時也不得不進行跟著比較柔和的建構改造。政治威脅一波波地外擴，一戰時在俄羅斯催生布爾什維克人接手了沙皇的國家機器，土耳其催生「協會」的國家機器並被凱末爾接盤，遙遠的東北亞則出現「中國國民黨」和「中國青年黨」這兩個秉持國家主義理念的大規模組織，並在逐步實施。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國家機器的短期規模化動員效率日漸凸顯，終於在 1927 年的日本和 1933 年的北美也產生了完全支配社會的強力國家機器。

查爾斯·提利有這樣一句論斷：「政權催生戰爭，戰爭塑就政權。」他的這番論斷是用來總結歐洲的國家機器建構過程的，而二戰及之後的歷史走向證明它還可以用在更多地方。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擴張引發更多地區的焦慮，反共的需求催生了更多的國家機器，比如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支那半島，在南美洲的廣袤土地。原先就滋生國家機器的區域，在過去的數十年里力量更甚更進一步，從政治實踐「升華」到理論洗腦，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和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基本為國家機器從性質上奠定了尊嚴，「政治必不可少，關鍵點在於誰把控它」成為某種共識，甚至直接導致「納粹主義」的成形，並催生了北美的「麥卡錫主義」。這一切都在顯示世界各地的社會陷入難以逆轉的「國家化」泥潭中。

幸運的一點是，社會的力量也在不斷壯大，儘管被國家機器壓榨許多，但是工藝和科學的進步確實使社會財富不斷增加，一部分人可以擺脫社會困境的人，更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並試圖防範。在 19 世紀，卡爾·馬克思毫無疑問是典型而傑出的代表。在對國家主義理念的拆穿上，他曾有這樣一番表述：「不能讓德國人有一點自欺和屈服的機會。應當讓受現實壓迫的人意識到壓迫，從而使現實的壓迫更加沉重；應當宣揚恥辱，使恥辱更加恥辱。應當把德國社會的每個領域作為德國社會的污點加以描述，應當對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它們自己的曲調，要讓它們跳起舞來！為了激起人民的勇氣，必須使它們對自己大吃一驚。這樣才能實現德國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

馬克思提到的「不可抗拒的要求」，正是被國家機器壓制許久的社會自由。他還側面列舉了國家機器掌控社會的手段——國家機器不允許社會談論壓迫，不允許社會污點被公開提出，不允許對政治制度進行談論，以維持「國民自豪感」或者「民族自豪感」，並將自己作為這個虛幻的「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代表，維持政治秩序和既得利益。這顯然是非常成熟的國家機器樣式，不但有社會運行機制層面的把控，還進行有計劃的洗腦和思想管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受限於當時的通訊手段和交通手段，普魯士的國家機器還不能把這種洗腦和管控貫徹到底。這個限制在 21 世紀，甚至早在 20 世紀就已經被克服了，所以國家機器的管控力量和國家主義理念的洗腦，在今天並不是隨著世界的開放越來越弱，反而是越來越有效率了。

當然，整體地描述「世界」如何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措辭，仍應該精確舉例一些，以便直觀認識到各個地區是何種狀況，是社會力量強大到足以讓國家機器退步，還是國家機器受益於科技的發展，反而使社會虛弱到無法反抗？

歐洲和北非在二戰後基本上恢復了社會自由，北美社會在 60 年代的無政府主義浪潮後恢復了社會自由，但在「9·11」事件後逐漸被華盛頓國家機器的宣傳恐嚇到，儘管社會自由仍舊維持，但是前景不甚明朗；奉行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變異體的區域——比如「以色列國」和部分中南半島區域，部分的東北亞——國家機器力量空前強大，社會自由的生存空間狹小；在 70-90年代，一系列東方國家如伊朗、土耳其的社會自由得以恢復，它們是在一戰到二戰期間的國家化浪潮中失去社會自由的；印度、巴基斯坦、東南亞諸國等區域，國家機器的建構從未有效進行，只有國家主義的理念有所普及。所以總體來說，部分的東北亞與東南亞、俄羅斯、以色列是趨向於國家主義的，在可見的未來這些區域的社會自由前景慘淡，而歐洲與北非為首的地區是社會自由力量佔壓倒性的多數。

縱觀 19 世紀至今的社會世界觀、各個社會與統一國家機器的聯繫與形態，可以找到一些比以往更合適的字眼進行概括：在國家機器未產生，社會之間的聯繫主要是鬆散而自由，只是由於生存需要給一個武裝力量支付稅金以防被其他地區掠奪財富的時代，可以稱作「古典社會」，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拜占庭帝國、伊斯蘭諸帝國、倫巴第諸城邦、義大利諸公國、北非與印度諸邦、滿洲大清等，都是這種社會形態的典型；19 世紀以來國家機器建構及成熟的形態，「現代社會」是比較通用的稱呼；而二戰以來逐步以「人權高於主權」的思維重構起來的社會，是對所謂現代化的修正與否定，「後現代社會」是一個恰如其分的表述，當前的歐洲與北非是最典型的範例。

很多人會有某種「歷史的邏輯」，認定「現代化」具有歷史必然性，經濟的發展必定帶來社會自由，或者政治的變更會極大影響社會等等，醉心於歷史邏輯崇拜的人，多半變成所謂「工業黨」，或者在星辰大海的信仰中進入大和諧。他們認為時代的發展可以彌補一切歷史的缺憾，對未來持以線性化的期待。但正如前文所說，這些適合「低成本」的社會群體的認知，對有一定知識層次的人是不恰當的。這些宏大敘事的歷史邏輯，在遭遇現實時非常無力，只是國家機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另外一種表述而已。很多人無法承認這一點：構成歷史的並非邏輯與規律，而是機遇；失去一次機遇，可能再也沒有彌補的機會。

所幸的是，現在又是這樣一個時代，個人不必與社會的狀態死死綁定，儘管看起來社會自由的前景坎坷，但完全可以不在乎。20 世紀之前的現代社會，社會的苦難終久落實為個人的苦難，但是在後現代主義趨勢有所崛起的時代，個人的價值，個人的意志，個人的理念都可以從社會脫胎而出，國家機器死死掐住了社會自由，而個人自由卻得以幸免於難。

當然也有不幸的例外：在這種環境下，自由的個人往往認為自己有充分的選擇權，在國家機器的海量宣傳中被沖昏了頭腦而不自知，變成忠實的國家主義者，精神紅脖子或精神其他人，遠比當年只是領著俸祿抓壯丁的納粹軍官更可悲，也更難以說服。

嗯，還是重視自己吧，重視那些後現代主義正在興起的區域，重視更好的感官享受，少被「低成本」的國家主義紅脖子理念染髒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