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理論的生命：《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中的 「理念」 | 城與邦

作者：匡辰（ 本科畢業於聖母大學哲學系。研究興趣為古代政治理論以及近代激進政治傳統。）

導言

翻開《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的讀者或多或少會驚訝於這本小冊子的整體框架：在大量的篇幅被用於勾勒普魯士王國與俄羅斯帝國在歷史中的博弈的同時，巴枯寧也花費了不少筆觸去描摹一場成功的社會革命的所有先決條件。然而以上種種似乎都偏離了這本冊子標題帶給讀者們對於定義和理論的期待。對於對無政府主義傳統有著一定了解的讀者來說，嚴密科學的理論構造無疑是一場成功革命必不可少的基石：就像蒲魯東那本《什麼是財產？》所昭示的一樣，我們得先明白財產的概念(在蒲魯東看來「財產是盜竊！」)以及與之相關的抽象權利，才能真正的參與到無政府主義社會當中。但是在巴枯寧的這本小冊子里，概念和定義變得無關緊要。事實上，一直到附錄一，我們才看到巴枯寧對於「無政府狀態」的一個總結性陳述：

「它（巴枯寧心目中社會經濟學的範式）用這種方法也得出了人對國家和國家制度觀念本身的否定，即對以某種虛構的神學或形而上學的，聖者或智者的權力的名義，自上而下的社會管理制度觀念的否定，n並從而得出了相反的，因而是否定性的結論 —— 無政府， 即各個單位或公社的各個部分組成的獨立自由組織，以及這些單位或部分不是按照任何長官（即使是選舉產生的長官）的指示，不是根據任何學術理論的指導，而完全是由於生活本身提出的各種需要的自然發展，自下而上地組成的自由聯合體。」 (p.215)

這條陳述中顯而易見的是國家制度和無政府主義的直接對立。而這也正是巴枯寧通過對「泛日耳曼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的描摹以及對社會革命失敗經驗的診斷所想要揭示的一組關係。而另外一條隱匿的線索則是巴枯寧對於黑格爾和馬克思式理論構造的擔憂。兩條線索被收束在巴枯寧對於自上而下權威的否定上。

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反理論的傾向似乎暗含了某種矛盾：在分析推動革命的各種因素時，巴枯寧又特彆強調了「理念」n（ideal)n的重要性。問題在於，從何種意義上來說， 黑格爾，費爾巴哈和馬克思等人的理論構建，較之巴枯寧的所謂具體的「理念」，更加抽象？換言之，巴枯寧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他所謂n「理念」 的根源，如果不是理論構建，又是什麼呢？

2. 國家制度和革命

巴枯寧所有觀察的起點，是1870年普法戰爭之後的歐洲格局。這場戰爭標誌著在俾斯麥領導下的普魯士取代法國成為主導歐洲局勢的霸權勢力。而在巴枯寧看來，俾斯麥建立一個泛日耳曼帝國的企圖正是順應了集權式國家的內在邏輯：對於一切事物的篡奪與奴役成為了國家保持其形態的一種必要。一個泛日耳曼帝國必然是一個警察國家；而這也與德意志人的民族性相匹配。德意志人的血管中流淌著服從與命令的血液：對於國家他們是最好的士兵與公僕，可對於人民他們是惡棍與壓迫者。

與之相比，斯拉夫人對於自由的熱愛無疑讓他們成為了革命的生力軍。但巴枯寧在本書為數不多的其中一條腳註中寫道，正是這種想要將斯拉夫人從德意志帝國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渴望讓斯拉夫人被灌下了「泛斯拉夫主義」的迷魂湯。事實上，沙皇為了鞏固其父權式統治而採取的泛斯拉夫主義宣傳也是巴枯寧想要徹底反對的。兩種「主義」仍然預設了「國家」這一結構的存在。在巴枯寧看來，唯有通過革命毀滅這一結構才能重新創造一種合理的社會範式。

然而當反思十九世紀初至世紀中葉的各種革命浪潮之時，巴枯寧極具洞察力的指出了這些革命的不徹底性n—— 其根源在於革命的小布爾喬亞並不能真正代表生活在赤貧與絕望中的無產階級。中產階級民主政黨的上台並不能從根本上減輕「國家」這一結構對於社會金字塔最底層的剝削和壓迫。一場成功的社會革命，在巴枯寧看來，是普遍的，沒有國界的。一場可以摧毀「國家」結構的人民革命需要滿足若干先決條件，比如極端的貧困和絕望，但最重要的是，一種普遍的理念：

「必須有一個始終是從人民的本能（作者註：這種本能是通過一系列突出的事件和慘痛的教訓才培養，發展和明確起來的）深處歷史地形成的全民理想，既需要一個關於自身權利的共同觀念和對這種權利的深刻的，最強烈的信仰，可以說是宗教式的信仰。」（p.33)

3. 宗教性和理念

「宗教式的信仰」這一表達或多或少會造成一些困惑。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一樣，巴枯寧是宗教權威的堅定反抗者。就像馬克思一樣，巴枯寧也清楚地知道宗教是一種幻象。因此，我們需要對「宗教」和「宗教性」進行一些區分。事實上，巴枯寧在整本書中多次提到「理念「的宗教性。在鉤沉歷史中的各種變革之時，巴枯寧就指出，在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一種高於其他一切範疇的普遍「理念」。就這一點來說，基督教信仰無疑是這種「理念」的一個典型。而另一個例子則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對於至高無上的「自由」的信奉。n因此，當巴枯寧在「全民理想」和「宗教式信仰」之間划上等號之時，他所想要傳達的僅僅是「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與」成為一個宗教信徒「這兩種皈依體驗的相似性。就像依言翻開聖經的奧古斯丁一樣，投身於革命的普遍理念的人們信仰著言詞無法全然勾勒的一種圖景。而對於社會「不是」什麼的信仰也或多或少地映照著否定神學這一傳統n—— 我們不知道神是什麼，只知道他不是什麼。

而這也讓我們重新回到了本文開頭所引出的問題：這種近乎信仰的，對於「國家制度「的全盤否定，如果不是來源於理論性的沉思，又來源於何處呢？巴枯寧對於形而上沉思的厭惡是顯而易見的。在全書第五卷，巴枯寧便批判了黑格爾、費爾巴哈和馬克思等人的抽象哲思。在巴枯寧看來，黑格爾「絕對精神」的世界觀「與人世，生活，現實毫無共同之處，也與基督教的，神學的天堂毫無共同之處」n這種理想的圖景對於現實並無任何指導意義(p.142)。從邏輯世界到自然世界，隔著一條鴻溝。當布爾喬亞哲學家把國家政權中的代議製作為實現人民n意志的手段之時，他們恰恰忽略了一個事實：「真正的人民對這種思想和意志根本一無所知「 （p.149). 相反，真正的普遍理念並不來自於對於「理念」本身的冥想，而是來自於對於具體生命本身所需要的組織模式與人際紐帶的直覺式實踐。這種直覺就像一個人會躲避灼熱的火焰一樣自然。而破壞性革命這一政治行動本身意義就在於為這種直覺式組織實踐提供全新的土壤。n

而這種生命的直覺，既對壓迫的痛恨與對自由的渴望，又會與人類的歷史意識相結合。因此，真正的革命理念，在巴枯寧看來，是深植於一代又一代人的苦難敘事裡面的。n（這也是巴枯寧認為飽受摧殘的斯拉夫人會成為革命的生力軍和發起者的緣由。）這種對於歷史敘事的直接反思會讓受壓迫者們直觀地看到他們自身真正的需求。最重要的是，這種「理念」並不是外在地被賦予人民的。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小布爾喬亞形而上學家」n正是違背了這一準則。事實上，巴枯寧對於理論的厭惡與他對「國家制度」的全盤否定有著同樣的根源。這些形而上理論和「國家制度」依然意味著小布爾喬亞特權的專家和學者對勞動的無產階級們的壓迫並不會減少n—— 本質上這依然是強制人民去接受一種等級森嚴和小布爾喬亞的圖景。但這種普遍理念，在巴枯寧看來，本就對應著自下而上的組織模式和對於直觀生命體驗和歷史意識的提煉與總結。而一切的起點，正是對於「國家制度「（以及其餘各種集權式結構）的徹底破壞。這一破壞行動最初的主體，正是各村各鄉的農民與無產者們：他們的意志並不體現在哲學家們的抽象虛構當中，而是自然地流洩於他們的共同生活和日常需求當中。歷史會告訴他們什麼是他們不想要的，而流動的生命本身會賦予他們一種構建社會的本能。

結語

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討論可以或多或少的幫助我們理解巴枯寧在「共產國際」中的立場以及他與馬克思之間的紛爭（巴枯寧於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可以想見的是，巴枯寧亦會對諸如「無產階級專政」之類的主張嗤之以鼻。在巴枯寧看來，一場毀滅現有秩序的革命必然來源於對於一個普遍理念的宗教式熱情。而這理念根植於世界無產階級對於自身苦難歷史性的直覺以及對於自由生命的渴望。通過這本極具煽動性的小冊子，巴枯寧提供了一種否定性的視角：雖然我們無法確知一個純粹無政府注意的社會意味著什麼，但我們近乎直覺的覺察著「國家制度」n以及各種權威對於生命本能和需求的壓迫與剝削。因此，無政府主義者必須像信仰者一樣，堅信著一個無政府主義社會最終將被建立於國家的廢墟之上。

參考文獻

巴枯寧： 《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 （馬驤聰 任允正 韓延龍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關注微信公眾號城與邦（微信ID：Polis2016），可閱讀更多往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