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富豪霸佔35%GDP，香港「撈底王」談現在與未來

根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GDP估值進行計算髮現，香港十大富豪的總家產相當於香港GDP的35%，遠超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從這個比例中不難看出，香港的貧富差距已經大到難以想像的地步。而香港社會近年來不斷升溫的不滿情緒，正源於此。簡而言之，超級地租和財富高度集中導致產業空心化，並讓社會上下流動幾近停止，年輕人沒有機會沒有選擇權利，自然只能選擇以激進的方式表達訴求，走上街頭和排外情緒高漲。而這又進一步導致外向型和高度依賴國內的香港經濟再度受創。香港關門拒客，只能是讓自己越陷越深。不願意花時間精力去研究社會和經濟發展遇到的根本問題，寄希望於普選特首就能「一人興港」無疑太天真。

素有香港樓市「撈底王」之稱的林奮強年前從香港的地理、教育、人口構成和民生配套的角度講解香港的現狀和危機，以及指出香港未來需要把握的機會。林奮強 創辦了香港黃金五十，一個獨立非牟利政策研究組織。他曾任瑞銀的亞洲高層管理人員，亦曾出任香港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及行政會議成員。

地理優勢

計算4小時飛機行程所覆蓋地區的GDP，拿這個數字來比較一個地方的經濟價值。紐約，18萬億美金，原因是4小時機程可以覆蓋大部份美國地方。倫敦，17萬億美金，英國本身的GDP不算多，但4小時可以覆蓋到莫斯科，這令倫敦有這個數字。香港，18萬億美金，因為4小時機程連北京都能到達。而新加坡，只有2萬億美金，很少，主因是4小時機程連澳洲北岸也不到，覆蓋範圍包括鄰近的印度尼西亞，人數多，但GDP不高。

而地理的優勢下,香港的人均GDP卻比新加坡還要低近8千美元, 可想而知香港仍要努力在各方面好好發展。從這個數字來看，香港有一個得天獨厚的環境，為何計算4小時機程呢？因為4小時機程對生意人來說可以當天往返，早上飛出去，晚上可以回來，所以企業選總部時多會考慮4小時機程所覆蓋的地方。以香港為中心的4小時機程覆蓋範圍的GDP比新加坡多9倍，但為何近年國際金融企業亞洲總部都考慮設於新加坡呢？我們看看這幾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幾年，香港沒有增加過辦公室，租金不斷增加，中環租金由幾年前的40多元升至160多元，這令國際公司部署退出香港而選擇其他地區。同時間，新加坡則表現的很好，7年前才剛成立Marina Bay金融區，今天已經有2200萬呎樓面，相等於整個中環區的辦公室樓面，香港在趕客，新加坡就接客，這些機會都是香港雙手奉送他人的。看看地理位置，新加坡處於亞洲邊緣，從地理及4小時機程覆蓋GDP，香港才是亞洲中心地區，國際公司不太可能想將總部設於一個赤道之上的地方，但今天這的確發生了，新加坡成功建出一個金融區來。

人才

另外，香港本土人才不絕，林先生舉例香港理工大學的酒店管理課程是全球排名第二，訪問的主持人還以為「理工」是指美國的「麻省理工」，原來是香港的理工大學。這麼厲害的酒店管理學生畢業之後在香港有機會嗎？香港過去5年來, 旅客數量增加近9成, 但看看過去幾年酒店業的增長，香港過去有7萬間酒店房，未來6年會增加7千間，大約10%，但這些新增的酒店房都是左加右加的劏房酒店（即廉價酒店）。反觀澳門，過去有3萬5千間酒店房，未來6年增加3萬5千間，即增加一倍，總數將會追上香港，而新增的多是世界級酒店。還有澳門旁邊的前海及橫琴發展區競爭, 港珠澳大橋未來2年內落成及開通, 到底會是吸引還是送走香港的人才和資金?誰也不敢斷定。但明顯地, 香港人的危機意識在長遠發展上, 顯得非常不足。

這樣的情況下，在香港讀書的人才，留港卻沒有機會讓他們發揮，他們只好到澳門、前海等地工作，管理人家的世界級酒店。現在這經濟模式, 有點像菲律賓，大部份菲律賓女人出國工作，例如來港當工人，這令大部份菲律賓家庭都不能一家團聚，這個發展方向對香港絕不是好事。繼續談現況，一定要談一下香港總體GDP，回歸時香港的GDP佔中國兩成，是一個十分舉足輕重的地方。今天如何呢？5年前上海GDP已經超越了香港，4年前新加坡超越了香港，3年前廣州超越了香港，今年天津超越了香港，明年深圳也可能會超越香港。回歸時，澳門的人均收入是0.4個香港人，今天已經是2.5個香港人了。澳門能把握機會, 於10年之內, 已把人均收入上升了6倍。

醫療

香港另一個大問題是醫療，香港的醫院在過去15年來差不多沒有增加過病床。預計10年之後，65歲的長者，估計會由現在100萬增加至220萬，而65歲以上的長者所需要的照顧資源是65歲以下的6倍，這將會是一個計時炸彈。大家還記得過去的流感所死的人數比沙士還要多，早前流感來襲更令病床非常緊張。

老年人的住院需求差不多是年輕人口的六倍——一個長者病 人平均入院次數是非長者的4.7倍，而平均留院日數是非長者 的1.3倍。換句話說，即使香港的人口停止增長，醫療服務需 求依然會以香港從未經歷的步伐增長，更遑論香港的人口將 以每年0.7%增長。只以公立醫院而論，長者便佔整體住院人數的42％。

醫療絕對是一個文明社會的配套，這就好像個人的健康，就算一個人再有錢、再聰明、再多親戚朋友也好，沒有健康都是徒然。

林先生認為這些問題之所以會產生，核心問題可能在於這幾年的財務配置上。過去5年來，每年的財政預算與現實收入有近3成的誤差，差不多每年都預計會入有1-2百億的赤字，但最後都是有豐厚盈餘，這5年加起來的差額總共比預期多了6000億元。

其實，早知有這6000多億，香港應該多作投資，可能今天的住屋、醫療、商場擠迫等問題都可以一次過解決。例如一間公共房屋成本約100萬, 可以興建很多間屋, 減低公屋輪候冊的人數, 社會矛盾都可以降低不少。又或者把醫療體系的資源增加3倍等。可惜過去多年政府每次都「看錯市」，令財務配置過份保守，失去不少寶貴機會。

比如說香港沒有土地，其實可以一早造地，早早造地的話我們其實可以造出足夠的土地。又或者發展地產項目時要有決心，好像西九那塊地皮在15年前已經存在，到今天還在曬太陽。林先生認為，香港人最重要是要知道自己需要做什麼，並下定決心去做。

人口

談到近年的民怨，林先生話當年，1945年的時候，香港只有60萬人口，到1951年就跳升至240萬人，6年間人數增加4倍，今天的問題相對當時都不算什麼，但當時香港還是沒有太多怨氣。他記得當時每個人都互相幫助，人人都當自己是難民，早來遲來的都是一樣吧。

本土主義是否可行呢？林先生舉了日本作分析，2007年日本有1億2千多萬，往後每年人口減少百多萬人，預計30年後將會變回8千多萬人，即跟二戰後的人口差不多。來的人少，去的人多，經濟都很難向上。

現在，香港比美國老了 5 年有多，僅比日本年輕 3 年！ 香港跟西方發達經濟人口老化速度的分歧早在 2000 年開始。當時香港的年齡中位 數為 37 歲，比英國年輕，只較美國年長少許。但由於老化增速，到 2014 年 香港比英國老 2.7 歲。而受惠於高生育率及積極的移民政策，美國的年齡中位數 將保持在 37.4 歲，相比之下，香港的年齡中位數將會是 42.9 歲，如果還未能想像到香港屆時會有多老，不妨看看現在的日本。

林奮強認為日本經濟迷失幾十年，除了貨幣問題，人口結構也是一個主要問題，人數少了，人口老化了，這樣的城市怎麼會有活力呢？

說回香港，如果回歸後不計算新移民，香港「本地人」其實只有620多萬，即今天每7個人需要減去1個人，林先生認為這樣的香港難以維持。香港不應關門，過去173年也沒有這樣的心態，香港關門的話根本生存不了，亦更不要說成為紐約、倫敦。700萬香港人服務700萬香港人亦不是一個好方向，若要幫助各階層，增加上流力，最好是吸引更多外來人，令香港整體富起來。

另一個大問題是人口老化，林先生做過調查，個人消費在退休後會減少7成，由於香港人口結構與日本人口老化現象相似，未來香港GDP由於人口老化將會每年下降1%。老化問題影響最大並非老人家，而是年輕人。他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位80後成員指他姐姐多年前結婚擺酒時，算完結婚時收到的「人情」（即份子錢）埋單算是有賺的，但多年後到他擺酒時，埋單計數竟要蝕本，主因是很多世伯到這位80後擺酒時都退休了，所給予的人情禮金「縮水」了。這故事只是一個消費經濟的縮影，人口老化所影響的是全港經濟，受害者就是年青人。

香港的老年人口正以總人口增速的 8 倍高速增長，65 歲或以上人口將激增。這個數字將從 2011年的 965,000 增加 50%至 2021年的 1,450,000，更在 2031年觸及 2,160,000。

林先生最不想看到的現象，是香港成績好的學生，由於留港沒有好機會，都要跑到別的地方去賺錢，要有好醫療的又跑去別的地方，沒有好規劃又迫國際公司的總部設於其他地方，本土主義又令人數越來越少，沒有新人加入令人口老化問題浮現。他認為近年有很多社會議題的討論，都只從單一個「小格仔」處去想問題，這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從宏觀一點去看問題，而不是在「小格仔」的範圍不停討論，損耗精力。

好像全民退保的議題，問題不應該是3000元是否足夠退休，重點應該是香港問題在哪？例如未來的醫療、長者生活、香港未來、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如何等等，這些宏觀問題未得到解決的話，就算幾十年後每月給你3000元，這足以解決退休問題嗎？現時，剩下大約得 5 個 適齡工作人口撫養 1 個長者；17 年後，更只有 2.4 人去承擔。換向話說：2031 年 的年輕人要承受比 50 年前重 4 倍的負擔。

過去30年美國中產實質收入收入是沒有上升過。美國首都華盛頓, 謀殺率是香港的75倍, 紐約是香港的30倍。全世界最發達最有錢的地區, 絕大部都開始面對人口老化及債務問題, 這都是對年青一代帶來非常沉重的負擔。由08年金融危機之後, 大部份國家的債務多了接近一倍, 歐洲國家年青人的失業率, 平均約22%。所有已發展的發達地方, 他們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

縱觀全球有很多國家都是普選制度, 但卻不見經濟有何大幅改善。最好的例子是希臘, 大選時國民都希望可以反對國家緊縮開支的政策, 結果最後政府仍是要面對歐盟的壓力下, 繼續緊縮政府開支。到底香港應該花時間及金錢去研究社會及經濟發展, 還是仍只著重於普選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部分內容整理自林奮強黃金五十電台訪問節目 及 香港黃金五十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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