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與文化：第二部分，制度與文化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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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與文化的關係

（一）文化對制度的影響

1、歷史事件對制度的影響

Fischer（1989）研究了美國的制度演化過程，他發現四個移民浪潮所帶來的不同文化信念導致了其不同殖民區域重大的法律差異。Greif（1994）比較了中世紀的馬格里布商人和熱那亞商人，前者具有集體主義特徵而後者具有個體主義特徵。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產生了不同的公共法律系統來維持貿易體系。Todd（1990）認為政治體系的發展是人們價值觀念的函數，而個人的價值觀念通常源於他的家庭。舉例來說，共產主義更容易在那些由權威家庭組成的社會中盛行，另一方面，絕對自由的家庭通常更容易產生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

2、文化對金融制度的影響

如果文化變數不給力，金融制度很難促進金融業的發展。法律雖可以強制執行金融合約，但如果缺乏信任機制，金融交易的成本將會變得非常高。Guiso et al（2004，2008）討論了信任在金融交易中的作用。他們發現信任與人們如何投資和參與金融市場高度相關。進一步的，在宏觀層面，當我們考慮文化變數後，一些金融謎題將引刃而解。例如，在那些信任度高的國家，其股市參與率也會很高。同時，國家間的雙邊信任體系也可以用來解釋外商直接投資。Guiso et al（2004）發現國家間雙邊信任的差異可以用來解釋貿易額度的差別，但這裡有個反向因果問題，雙邊貿易也可能加強了雙邊信任。其解決方法是選擇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基因距離來作為信任的工具變數。

3、文化對民主的影響

許多經驗研究利用跨國截面數據發現民主與發展具有重要聯繫，但當適用面板數據後，這種關聯消失了（Acemoglu et al,2008）。Gorodnichenko 和Roland（2013）構建了一個包含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民主化模型，發現基於個人主義的國家儘管面臨實施集體行動的困境，但還是較集體主義國家更容易發展民主。另一片文章中，他們發現個人主義對經濟增長更加關鍵。文化特徵不僅與民主的構建相關，並且還與其功能相關。Nannicini et al（2012）發現那些社會資本更多的地區，居民更傾向於支持政治家為社會總福利負責，他們會譴責政治家單純的追求利潤或者是從特定群體那裡攝取租金。

（二）制度對文化的影響

1、外生制度變遷對文化的衝擊

外生制度變遷的第一個案例來自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起和消亡。Roland（2004）發現東歐國家的文化特徵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而改變多少。國家的文化特徵更多的是與其長期的歷史相關聯。Shiller et al（1992）通過蘇聯和東德奔潰的事實探討了社會主義對個體價值的潛在影響。Alesina （2007）發現東西德國合併後，東德的人民更傾向支持政府行為，但東西德人民的價值偏好正在快速的收斂。第二種考察外生制度變遷的方法是研究同一國家所處的不同歷史階段（becker et al，2011；Grosjean，2011）。第三種是考察政治衝擊如何塑造了不同的宗教信仰。Botticini and Eckstein（2005，2007）研究了猶太人的歷史，發現其宗教規則要求父親給兒子很好的教育，但這在農業社會是無法持久的，因為文化知識並不能帶來更高的回報。

2、經驗證據

驗證制度對文化影響的另一方法來自試驗經濟學，即考察人們在不同制度設定下的行為差異。Henrich et al（2001）考察了15個小的前工業社會，發現市場整合度越高，合作的收益就越高。Gneezy et al（2012）研究了巴西不同漁村的信任與合作演化過程，發現其漁民的組織形式（個體主義還是集體主義）與其所在地理位置緊密相關。這一類的研究都顯示出，那些由特殊環境（戰爭、經濟衝擊）和特殊需求（例如巴西漁民）孕育的社會準則將被人們內化為文化和信念，同時，不同的制度環境將產生出多樣的社會準則。

還有一些學者通過可控試驗來考察人們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規則下改變其文化觀念的。Dal Bo et al（2010）設計了一個博弈試驗來研究內生和外生政策的效果差異。他們發現當一個政策是通過民主過程產生而不是由電腦強加的時候，合作行為會提高40%。這類可控試驗的缺點在於很難完全排除掉外部性問題，以一個小規模群體的互動結果去近似龐大的真實社會顯示是有問題的。Dal Bo et al.（2010）也承認用此類試驗結果去解釋國家層面的民主過程是不合適的，但這也並不意味著這類方法完全失效，研究結果依然有助於我們理解村莊、公司等小規模群體的民主過程。

3、文化與市場

Bowles（1998）向我們展示了市場影響偏好的五個渠道：由環境形成的直接影響、獎勵的形式，規則的演化，任務相關的學習過程和文化自身傳播的間接影響。他認為在任一社會中，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都受到一系列規則的制約，而這些規則的配置通常又來自國家、企業和某些組織的強制命令。這些規則的不同組合造就了「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不僅如此，這些配置規則還影響了個體發展的過程，其內容包括個性、習慣、品味、價值觀等。更重要的是，一些有關人種和歷史的研究結論也重申了現代經濟制度對原始部落和土族文化的影響。他同時也強調了，女權主義的興起、家庭規模的縮小、性行為的轉變等現象的出現均與婦女勞動參與率的上升息息相關。Fernandez(2013)和Fogli、Veldkamp（2011）也證實了這一論斷：當很少的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時，相關就業信息非常稀缺，勞動參與率上升很慢。隨著信息的積累，女性就業的效果開始顯現，其就業率也就開始慢慢提高。

4、規則與文化

不同的價值體系將產生迥異的規則。Gruber和Hungerman（2008）研究了宗教行為（禮拜活動）如何影響規則（商場營業時間）的。許多國家最初因為宗教原因禁止商店在周末營業。當其中一些國家開始廢除這一法律的時候，宗教活動的機會成本開始上升，宗教的參與率、開支和捐贈數目均有下降。然而，法律的廢止並非外生事件，宗教熱情的減退更有可能是導致法律廢止的原因，為此，作者控制了關於國家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條件。為證明模型的穩健型，作者選取了法律廢止前的兩年作為虛擬變數來進行安慰劑檢驗，結果發現該變數並不顯著。進一步地，作者指出，如果某些遺漏變數降低了教徒的宗教參與率，那麼它也將降低其它群體的宗教參與率。但實證結果顯示，該法律的廢除僅降低了教徒的宗教參與率而對其它人群沒有影響。

Di Tella et al.(2007)通過一個隨機給予土地產權的實驗發現，那些獲得地權的人的信念和價值觀極大地改變了。Kohn et al.(1990)的研究以來自日本、美國、波蘭的男性職員為樣本，研究時限長達30年。個人的職業地位將顯著影響他對孩子獨立意識、靈活思維以及自我引導的評估。總結一下，制度對文化影響的研究多是基於試驗和歷史事件的。但兩類方法都需要我們警惕：試驗證據很難在非實驗室的地方一般化，換句話說，相同的結論或許俄需要在非常特殊的真實世界中得出。如果吹毛求疵的話，自然試驗中對制度變遷的識別也是有爭議的，因為制度往往反映了制度構建者的文化態度（具體討論見Fisher,1989）。

（三）文化與制度的交互關係

無論是理論文獻還是經驗文獻，最有前景的是那些通過考慮制度與文化雙向關係來解釋經濟發展的研究。最近的研究顯示文化和制度的共生演化過程將導致以多種文化與制度相互融合為特徵的多重均衡。這一類研究的基本觀點是：一個國家（也或許是某個地區或者族群）分享了特定的文化理念，而這些理念又決定了特定的制度。

1、合作與制度的共生演化

Tabellini（2008b）發展了一個關於文化和制度相互作用的正式模型，該模型包含三個要素：（1）兩個潛在的文化特徵（廣義的道德和狹義的道德），其中一個特徵更加重視合作的價值：直系親屬和宗族（代表狹義道德）成員之間的合作更容易維持，而那些擁有較少交集的人們（代表廣義道德）之間的合作則較難持續。如果在囚徒困境中拒絕合作，人們將承受道德成本，即使該博弈是單期的。但這種成本會隨著人們關係的疏遠持續下降；（2）一種文化的垂直傳播機制，父母將合作的理念灌輸給孩子；（3）由多數人選舉內生出的強調合作的正式制度。

合作的參與者越多，人們從中獲得的收益就越大，也就會有更多的父母向孩子灌輸合作的理念。這種互補性導致了多重均衡，一個是狹義道德的均衡，另一個是廣義道德的均衡。好制度增加了不合作的成本以及讓更多的人參與合作。通過上面的互補機制，一個社會便可從狹義道德均衡變遷為廣義道德均衡。好制度強化了廣義道德，它是自我實施的。Tabellini的論文還強調了廣義道德在全球化（以陌生人的經濟交往為特徵）中的作用。

Acemoglu和Jackson（2012）只是部分同意了上述觀點，他們認為合作的準則可以快速演化，並且這種準則還可以看作是對領導人和制度變遷的回應。他們研究了義大利北部和南部的文化、社會結構與政治行為的差異。過去的文獻強調「超家庭主義」和普遍信任的缺乏使得人們無法為了公共利益而攜手努力（Banfield,1958）,但Acemoglu（2012）認為這一限制並非無法打破，他們給出了義大利南部和巴西東北部的例子（參見Locke（2002））,兩個地區有著相似的起始制度，特定的政治過程和「領導層」產生了信任與合作。那些鼓勵更多合作的制度和政策確實影響了社會準則。當然，由特定政治過程導致的普遍信任到底是例外還是成了一般規則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Bowles和Gintis（2010）運用文化演化模型來研究文化與制度的互動過程。他們將文化定義成偏好和信念的集合，並且這些偏好和信念是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動物只能通過遺傳和個體學習來獲得信息，而人類還可以憑藉社會學習來獲得信息。他們運用制度來解釋利他行為的演化過程。文章認為族群競爭和族群內部文化傳遞差別是解釋人類合作行為演化的關鍵所在。當制度結構中的族群差別持續足夠長的時間時，習俗便產生了。習俗可以長期維持也可能因為偶然的衝擊快速改變。移民迅速融入現存的制度不是因為其善於學習，而是因為這就是對環境改變的最好回應。成功的制度可以通過族群的增長而完成自我複製，基於失敗制度構建的族群往往因戰爭、環境和其它挑戰而趨於消失。該研究的新穎之處在於強調了以個體為主的制度將受制於選擇。例如，家庭內部的食物分享機制減弱了族群內部的生活狀態差異，也就減輕了族群內部的選擇壓力。這種制度（食物分享）強化了以集體利益為導向的個體特徵，利他行為由此而生。

2、文化與規則的共生演化

Aghionnet al.（2010，2011，2013）進行了一系列關於文化與規則相互作用的經驗研究。在2010年的文章中，他們嘗試解釋信任和規則的共生演化過程。他們構建的模型同樣包含三個要素：（1）兩種文化特徵：公民和非公民。人們自由選擇成為公民或非公民，二者的區別在於非公民會有導致負外部性的行為，而公民不會；（2）小孩關於公民和非公民的選擇會受到父母的影響；（3）有一個政策機制會約束負外部性過大的行為。規則會約束行為，但如果政府官員是非公民類型的話，他們同樣會因為被收買而選擇那些有負外部性的行為。當人們選擇生活在公民社會，他們預期會有一個低水平的管制和腐敗，因此恪守公民行為；在非公民社會，管制和腐敗水平就會變得很高。該模型有兩個均衡：一個是沒有管制和擁有大量公民個體，另一個是大量非公民個體加上嚴厲的管制措施。在對理論結論的實證過程中，他們發現不僅信任和管制有負向關係，信任和對管制的需求同樣存在負向聯繫。

在2011年的研究中，他們考察了規則與文化的關係。模型的博弈順序如下：貿易聯盟決定是否投資於工會；人們投票決定一個最低工資標準；工人決定是否加入貿易聯盟；工資由非聯盟內工人和聯盟內工人共同決定。在這一框架下，較高的最低工資制度降低了願意與企業合作的工人的收益。即是說，缺乏合作的勞資關係增加了對最低工資制度的需求。

2013年的文章考察的是家庭關係和勞動力市場的交互作用。模型包含三個要素：（1）不同的文化觀念；（2）垂直的文化傳遞機制（父母傳遞給小孩）；（3）多數投票的政策機制，它允許人們選擇勞動力市場管制的程度。

靈活的就業市場使人們可以跨區流動，找到與其自身能力匹配的工作以及獲得較好的收入。若勞動力流動是無成本的，這個模型將很有解釋力。然而，在一個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留在家裡變得非常重要。在一個不受約束的勞動力市場，本地企業相對於無法外出就業的勞動者擁有談判優勢，因此勞動者需要管制來對抗這種優勢。這將產生兩個均衡：一個均衡是出現擁有較高流動率和較少管制的勞動力市場，通常發生於家庭紐帶較弱的社會；另一個均衡則是出現一個剛性的勞動力市場，附帶最低工資法和解約限制的管制措施，發生於家庭紐帶較強的社會。給定以家庭為核心的這樣一種文化特徵，即使勞動力市場管制帶來的人均收入較低，它扔是一種更優的選擇。當家庭紐帶非常強勁的時候，由自由勞動力市場引起的家庭關係弱化現象可能導致個體效用水平的下降。

這一研究結論暗示著家庭紐帶與勞動力市場管制的雙向因果關係。一個內生的強家庭紐帶文化體系更偏好受管制的勞動力市場，反過來，後者使得強家庭紐帶變成一個更優的社會選擇。事實上，勞動力市場管制產生失業以及較低的均衡工資，這時家庭提供了必要的社會保險。這解釋了為什麼在歐洲那些擁有強家庭紐帶的地區，撤銷勞動力管制會變的如此艱難。

3、工作和再分配的文化

Alesina和Angeletos(2005)研究了涉及公平與再分配的文化和制度的交互作用。在他們的模型中，收入來源於能力和運氣，投票者們更多的會覺得來源於運氣的收入意味著更多的不公平。在其中一個均衡中，所得稅很高，努力水平很低，由運氣導致的不公平被投票者視為是一種負效應；另一均衡中，稅率很低，努力水平高，收入中的絕大部分來自於個體的努力程度。大量的文獻現實顯示，那些相信貧窮是由不幸造成的人更傾向於支持再分配政策。Alesina et al.(2012)指出地區間福利政策的差別是由這些地區初始文化信念的差別所導致的。想像一些地區，例如有著深厚封建制度的歐洲，初始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是由出生（貴族）導致的，而另一個社會中，例如移民國家美國，財富的初始分配更多的來源於自身的努力。由於之前並沒有封建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認為這裡是最可能實現共產主義的地方。

4、文化、制度與經濟績效

Doepke和Zilibotti(2008)研究了工業革命時期經濟機會與偏好形勢的交互關係。其觀點簡單而深刻。工業革命前（沒有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富人依賴租金收入且更價偏好閑暇。同時，需要努力工作的中產階級開始形成兩種文化觀念：耐心（低的貼現率）和勞動光榮的觀念。當工業革命開始在英國發生的時候，中產階級的這種態度成為其經濟成功的關鍵因素。這一研究的局限在於，為什麼這種模式只發生在英國。

Tabellini(2008,2010)運用制度與廣義道德的內在聯繫來解釋歐洲不同國家間的發展差別。在他的研究中，八個歐洲國家因為不同的歷史淵源而具有不同層次的廣義道德體系。作者指出，這些國家間廣義道德水平的差異是持久的。在遙遠的過去，制度導致了一種廣義的道德文化的發展，而這反過來又幫助培育了一個運作良好的現行制度。 Michalopoulos和Papaioannou（2013，2014）研究非洲文化和制度的相對重要性。在他們的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著眼於前殖民時期非洲民族的空間分布，展示出歷史的地方制度——特別是前殖民時期的政治集權而非國家的制度措施——可以解釋經濟績效在種族間的差異。在考察經濟績效時，作者使用晚上的衛星圖像光密度作為代理變數。為了排除前殖民時期的政治集權是捕捉一些其他變數遺漏的可能性，作者在民族層面控制了地理，生態，和自然資源稟賦等變數。此外，他們表明，結果不依賴於文化，職業和種族差異。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論述道，那些由族群內代代相傳的文化特徵所影響的社會制度並不會輕易瓦解，而正是這些內在的民族和文化特徵影響了非洲國家的經濟績效。作者主要的研究策略是，在非洲國家獨立前夕，政治邊界在相鄰的國家分割了200多個民族，然後對同一民族的經濟績效做出比較，由於屬於不同的國家，相同民族受到不同的國家制度約束。有了這一識別策略，便可控制住地理變數和種族文化特徵變數。他們發現，國家制度的跨國差異並未系統的轉化成那些被分割民族的經濟績效差別。當增加種族的固定效應後，國家制度和經濟績效的正向關係也消失了。

Engerman和Sokoloff(1997)的研究顯示了一個地理變數如何影響經濟績效的間接機制。不同的要素投入——種植糖、咖啡、水稻的土壤適應性——有助於創造一個小範圍的精英階層並且使奴隸制度得以擴散，這加劇了不平等並降低了投資與創新的激勵。這與基於種植小規模作物（糧食和畜牧業）的社會形成了對比，後者有一個更公平的財富分配和更好的經濟表現。

Padró y Miguel, Qian和姚洋（2013）研究了決定中國鄉村公共品供給的社會資本與政治制度間的交互關係。作者認為，在社會資本更高、普遍信任是與個體信任高度關聯的村莊，選舉更能有效地識別出那些更能夠為鄉村提供更多公共品的政治家。使用DID方法，他們考察了不同村莊在選舉前後的公共品供給狀況。文章的主要結論是：相比於擁有較少社會資本的村莊，選舉對那些擁有高社會資本的村莊產生了顯著影響。他們利用村莊祠堂的數據作為親緣關係的代理變數，嘗試從一般信任中區分出親緣信任，研究發現該代理變數和民主呈負相關關係。

四、結論

文化和制度如何影響一國的財富積累？那些僅強調其中一個變數（文化或制度）的研究都是片面的。文化和制度是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同樣的制度可能在不同的文化類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基於不同制度類型，文化可能會有不同的演化方式。本文討論了不同類型的制度，包括政治和法律制度、規則和國家的福利政策等。同時也論述了不同的文化特徵，包括信任，家庭紐帶，個人主義以及廣義道德等等。最後還就二者的交互關係作了詳盡的說明。未來的研究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首先，我們需要更好的理解制度與文化相互作用的機制。大多數研究都是從孤立的事件中來研究二者的關係。然而，文化與制度的動態交互作用是複雜且非線性的，因此線性回歸方法的適應性可能會受到懷疑。

其次，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二者因果關係的傳遞渠道。大多數研究都是通過工具變數方法或者外生的歷史衝擊來區分出其中的某個因果關係。文化與制度的互補性特徵增加了因果識別的難度。還需要更多的工作幫助我們理解這種互補性以及它們是如何對經濟績效產生影響的。學者們需要更多關於文化演進和制度變遷的案例來研究二者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