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政治與互聯網上「消失的中層」

應驗的禱告比未應驗的禱告更加讓人痛哭流涕。

——德瑞莎修女

美國通信傳播中的那些巨大變革，很少立即影響美國政治。從馬賽克（Mosaic）瀏覽器的發布到迪恩利用互聯網打破競選籌款紀錄，十年時間已逝。大量的美國居民家庭在1949和1950年開始購買電視機；然而直到十年之後的肯尼迪-尼克松辯論，政治學者們才擁有清晰的證據表明電視已改變了總統競選的套路（Kelley 1962）。在電台作為少年男生們的音樂交流空間時，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爐邊談話（fireside chats）的遠期效應幾乎還看不出來。從一開始，關於將電報留在私人手裡所帶來的利害得失，就有著熱烈的公共辯論（Starr 2004）。然而，很少有人預見到，電報的壟斷將導致美聯社的新聞壟斷，及其對鍍金時代（Gilded Age）政治的令人驚愕的影響。通信傳播革新的社會與政治維度，總是要比技術本身要更緩慢晚熟。

這本書因此是對處於青春期的網際網路的一種記錄。觀察家們急於首先去預測網際網路在何處引領政治；本書要加入這一群體已是姍姍來遲。在政治領域，網際網路尚未完全成熟；網上政治活動的某些方式仍然是實驗性的。

《數字民主的迷思》

然而，儘管許多細節還有待補充，但是這本書的論證表明，網際網路政治效應的大致輪廓已經塵埃落定——且已經落定了一段時間。本書在政治流量方面所發現的不平等模式，十年以來已在互聯網的其它部分被記載和證明。谷歌搜索引擎第一次上線是在1997年。網路政治的許多重要機構與策略，也遠不是什麼創新。到本書出版時，http://MoveOn.org——可以說仍然是卓越的由網路動員起來的倡議團體（advocacy group）——將慶祝其十周年紀念（關於MoveOn的更多信息見下文）。網際網路已足夠成熟為現代政治運動的一種核心要素。如果說網路確實擴展了普通公民的政治表達，那麼這種效果就應該已存在著大量的證據。

在考察網際網路的政治影響時，歷史上最清晰的經驗教訓之一是——廣義上的——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對於媒介的政治可能性的影響。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當電台作為一種大眾媒介出現時，政治學者們幾乎清一色關注於播送和接受無線電波所需要的技術。「廣播」這一名稱本身即已暗示出，電台將會被廣泛的民眾所收聽到，甚至讓「未開化的廣大文盲」也關注政治（Bromage 1930）。電台所要求的社會廣度，被認為對民主實踐來說是件好事。

但是幾年之後，當美國政治科學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自己的公民教育電台被NBC撤消時，政治學者們才確定他們最初的評估太操之過急了。他們憤怒的事後剖析，不再聚焦於技術本身，而是聚焦於電台廣告的作用、電台網路和其分支機構的關係、生產一個成功的電台節目所需要的資金，以及一名廣播名人所必需的珍貴個人品質（NACRE 1937）。優秀的政治學者托馬斯·李德（Thomas Reed，1937）放棄了他最開始的天真狂熱之後宣稱，這些最初被忽視了的特徵，將廣播轉變成了「對文化和民主的一種潛在威脅。」

對我們而言，經驗教訓很大程度上如出一轍。和在電台那裡的情況一樣，關於網際網路所包含的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政治學者們的認識並不完整。讓網際網路上任意兩台計算機之間實現交流的TCP/IP協議，確實相當開放。用於創建大多數網頁內容的HTML允許直接鏈向任意的在線文檔。

然而在界定基礎結構時，我們應該超越技術方面的單純工藝細節，而去關注使之得以可能的那些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認知上的過程。即使是最便宜的硬體和最開放的協議，也不能排除在政治內容創建方面的不平等，或者——若這內容在網上——在搜尋這一內容時的不平等。學院派以及公共觀察家們，通常太過於只是關注網際網路建築結構中最為開放的那些部分。在這些過程中，我們對網際網路政治效應的理解，被系統地扭解了。

這並不是說，關於網際網路之於美國民主的影響的懷疑論就是全新的見解；在此方面本書擁有大量的同道。其他的學者們考察了政治方面的數字鴻溝、公民興趣（或不感興趣），以及那些既有機構——尤其是新聞組織、政治黨派和利益團體——轉移到網上的能力。儘管所有這些因素都至關重要，但本書關注了一些不同的旨趣。在作為結論的這一章中，我想首先重申本書業已強調過的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某些障礙。然後我想，以我稱為「消失的中層（the missing middle）」的事實為核心，至少粗略地勾勒出對網路政治的一種敘述。

馬修·辛德曼 （Matthew Hindman）,《數字民主的迷思》作者，喬治·華盛頓大學媒體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網路政治的局限

低水平的政治流量：

政治流量是網路使用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對政治網站的訪問量，比許多懷疑論者所預料的還要稀少。非商業性的政治信息源，沒能構成對傳統媒體的真正挑戰，只獲得那些新聞與媒體站點所獲流量中的極小一部分。如果比起其它類型的網路使用，政治站點的訪問量看起來更加微乎其微。根據Hitwise數據，色情內容獲得的訪問量差不多是政治網站流量的100倍。

如果公民們總體上消費著極少的政治性內容，那麼這會具有影響深遠的後果。越少的關注眼球，意味著越少的資源，並且還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網路化的公共空間」實際上究竟有多少公共性？

鏈接結構與站點能見度：

互聯網的鏈接結構限制了公民們所見的內容。當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創建了第一批HTML網頁時，其最偉大的創新在於網際網路文檔之間相互鏈接的能力。鏈接不僅只是向衝浪者提供路徑；隨著谷歌的降臨，指向某個站點的鏈接數成為搜索引擎藉以找到與排列內容的關鍵性手段。

如果說鏈接數有助於決定站點的在線能見度，那麼這些鏈接的分布狀況，就會更多地告訴我們「誰在網上被聽到」。本書表明，全球性的模式也在政治性內容這裡重現。互聯網是分形化的（fractally）組織，其每一層次都有著贏家通吃模式。鏈接數的重要性，挑戰了認為網路平等會輕而易舉或不可避免的那些觀念。

搜索引擎與搜索行為：

大多數的搜索引擎使用，是膚淺狹窄的。不僅政治興趣的平均水平低，而且公民們所使用的搜索策略也限制了他們所見的政治內容。這一問題部分體現為，導航式查詢（即搜索某個特定的站點或在線媒體）與內容式查詢（即搜索關於政治話題或政治人物的信息）之間的區別。很大程度上，公民們是在用搜索引擎來找到已知的站點和媒體。

在谷歌與雅虎這兩大頂級搜索引擎之間，導航式搜索產生幾乎完美的結果一致性。即使對於那些並不搜索特定信息源的查詢來說，不同搜索引擎之間的結果重合度也是很高的。如果用戶親睞於簡單的搜索詞，並且只點擊所返回結果中的前幾條，那麼搜索引擎所收錄索引的大多數政治性內容就是無人問津的。

內容生產上的經濟學：

即使在數字世界中，某些內容也是製作成本高昂的。開設一個博客或許便宜——網路用戶甚至可以在像Blogger、 LiveJournal或MySpace這些公司那裡免費開博客——但如果將博客或小規模政治倡議網站與傳統新聞行業混為一談，則是個錯誤。即使在網上，也是傳統新聞機構提供了大多數的公共政治新聞與信息。

說網際網路正在降低進入門檻，這類總括性的看法因而是誤導性的。很多網路企業面臨著在眾多行業中創造了「自然」壟斷的那些同樣的經濟壓力。谷歌和雅虎這樣的公司，相比於典型的電話公司來說，其營業收益要更多地花費在設備上面——此外還要花費數十億美元在研發方面。

媒體公司長久以來由於同樣的一些原因而傾向於集聚化。網際網路在降低了「昂貴生產的內容」的發行成本時，並沒有逆轉這一集聚化的經濟邏輯——而是放大了它。如果額外的讀者需要最低的額外成本，那麼網際網路確實保障了龐大的規模經濟。當政治新聞與信息的市場，展現出見之於其它網路市場中同樣的集聚化水平時，我們不必感到大驚小怪。

網上的社會精英：

即使是在那些沒有現成參與者、個人能廉價生產內容的領域，社會等級也迅速顯現。一次又一次地，我們聽到有人說網際網路正在從政治精英那裡移走權力。人們以為網際網路會讓更多的聲音通達數量不菲（nontrivial）的受眾，這些新聲音被認為是更加代表了一般公眾。

政治博客或許是對這些主張的最重要檢驗；博客可能只通達一部分的公眾，但它們現在是美國最廣泛被閱讀的政治評論形式。儘管其分布的尾巴（tail of the distribution）囊括了成百上千萬的政治博主，但一小群一流（A-list）博主實際上獲得的政治博客流量，比其餘公民總體獲得的流量還要多。相較於經常為博客所批評的那種精英媒體，這些頂級博主們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可能是男性、更少的族群多樣性，此時要說博客賦予普通公民以權力，這聽起來就尤其虛偽。

變得更窄的網路：

因此有很多原因表明，為什麼網路政治不如許多人所期望的那樣開放。對於這些因素（包括其他學者們已指出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進行梳理，仍然有待於將來的研究。但是勿庸置疑的是，網際網路並沒有從幾個大型的媒體出口簡單而整體性地轉變為許許多多的小型出口。網上存在著小規模的、由公民生產的內容，正如星羅密布的政治博客所表明的那樣。然而，網上新聞媒體和政治網站的受眾，被兩種強大而對抗性的傾向所塑造：在最具人氣媒體那裡持續和加速的集聚化，以及在罕被閱讀者（the least -read）那裡的碎片化。幾乎在每一網路利基領域，我們都發現人們越來越壓倒性地去關注兩類站點：一小簇成功者，它們獲得了流量的絕大部分份額；而一大群微型網站，它們加起來才獲得大多數剩餘的訪客。我曾經將這一現象標識為「消失的中層（the missing middle）」。我將指出，在最大型和最小型站點之間的這一尖銳的鴻溝，正是網路政治中許多令人費解的悖論的核心問題。

人們仍然熱衷於對網路上那些小型的信息生產者小題大做。這類討論採取了許多形態，從早期對窄播與點播的討論，到談及「我的每一天（the Daily Me）」與個人化的內容，以及晚近以來對長尾理論的熱心。班科勒（Benkler）對「網路化的公共空間」（對此我下文會述及）的辯護也屬於此類，它聲稱無數小微網路信息生產者們的貢獻，正在將政治轉變得更好。甚至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信息烏托邦》（Infotopia，2006）——在某些方面顛覆了他的早期著作——也提出，新的自我修正的聚合技術，使得不計其數的小微信息生產者得以貢獻於公共生活。那些卓越的博主們所談論的「小大衛之軍」、「信息革命」或者普通公民如何用網際網路「闖入門庭（crash the gates）」，也都遵循同樣的邏輯。

這種對小微內容生產者的關注，某種程度上是值得的；作為一個群體，這樣的小型信息出口在網上的確比在傳統媒體那裡，獲得更多的總受眾。甚至在一些眾所周知的案例（儘管數量不多且有濫用之嫌）那裡，小流量的網站好像引發了一場「網路洪水（cybercascade）」，讓事實真相與議題獲得廣泛關注。

但是，討論小規模的在線內容，也可以是具有深刻的誤導性。與其說網路媒體在「不可避免」地碎片化，不如說和報紙雜誌這樣的傳統媒體相比，網路受眾實際上更加集聚在十到二十個頂級媒體那裡。第五章曾指出，網際網路並非是一種媒體羅賓漢，從有大量受眾的媒體那裡搶劫，然後轉送給那些受眾貧乏的媒體。實際上，在讀者數量方面遭受最嚴重相對衰落的，恰恰是那些中間等級（middle-class）的媒體。

網路受眾同時向最具人氣和最缺人氣的媒體出口的這種分流，需要被更加寬泛地理解，尤其是在網路政治的語境中。我們在互聯網的每一層次都發現了這種「中間缺失（missing middle）」現象，或者說至少在本書所考察的每一領域都如此：總體的網路交通流量、新聞與媒體站點的訪問數、政治性的網路流量、政治倡議群落的鏈接結構，甚至是在某個政治論戰中屬於這一方或那一方的網站子群落（subcommunities）那裡。克里斯·安德森及其他人的問題在於，他們沒搞清楚所考察的現象的規模；他們將長尾巴就當成了整個的一條狗。至少就新聞媒體站點以及政治站點來說，說那些最小微的信息出口加總起來獲得了大多數的流量，這根本是不符合實際的。甚至還差得很遠。

網路公共空間：

「中層缺失」的政治後果是多方面的，但或許沒什麼別的地方要比在網路公共空間顯現得更清楚。本書尤其批判了關於網路話語的那種向上滲透理論。根據這類理論，支配著博客寫作以及其它在線組織（online organizing）形態的社會等級制（social hierarchy），是群落化生產（community-based production）的某種本質和原初的部分。整個網路的流量或許高度集聚，但那些更小微的政治利基被認為會遵循更多的平等主義模式。人們相信精英博主們會把眾多細小力量會聚成能代表眾人的、有助益的整體性力量；那些高能見度的博客，過濾著汪洋大海般的網路意見，並且（據說）有大量的守門人（gatekeepers）提供了無數路徑，讓普通公民得以向公共討論中注入他們的關切。谷歌這樣的搜索引擎，似乎使得即使是最鮮為人知的內容，也能為那些有足夠動力去搜索它的人所找得到。

然而「中層缺失」現象則表明，這種向上滲透理論建基於靠不住的假設之上。網路政治空間的提倡者們一般會主張，應當參照傳統媒體的基準來評價網上內容——但他們不承認網路受眾其實和紙媒受眾一樣，集聚於那些頂級媒體渠道。博客或許今天是最為廣泛被閱讀的政治評論形式，但（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我們普查中的博主們明顯不能代表廣大的公眾。儘管谷歌和雅虎索引著幾十億的在線文檔，但搜索引擎的設計、互聯網的結構以及公民們粗淺的搜索策略，都限制了某一具體政治話題可獲得的「上架空間（shelf space）」。

關於網路政治的向上滲透理論，顯然還寄希望於有一群廣泛的、有代表性的中等規模（moderate-size）的表達渠道，從而使得「更加巨大」數量的公民能找到某個聽眾（Benkler2006，242）。不過怎樣才算是「中等程度地被閱讀（moderately read）」的渠道，這還不是很明確；而且需要多少這類中等渠道才能發揮班科勒及其他人賦予這些渠道的關鍵作用，這也不是很明確。但是鏈接和流量的冪律分布已經是如此地兩極分化，以致於沒有哪種既有的關於「中等程度被閱讀」的特別定義能夠被滿足。中等程度被閱讀的表達渠道，確切來說是互聯網所不能提供的。

班科勒還主張，網站群集（cluster）於頂級群落的傾向，改善了更普遍的集聚化模式，他說如果我們考察更小微的網站利基和子利基（subniches），就會發現「集群中的站點不再是默默無聞」（2006，248）。本書堅持認為，這樣一些結論包含了一種常見的但卻關鍵性的誤解。「中層缺失」並不是這樣的現象，好像只要更切近地考察排名在下的站點，或者把互聯網劃分為越來越小的站點類別，就可以規避掉。確實，不同的內容範疇，顯示出某些不同水平的受眾集聚程度。然而許多計算機科學研究已經揭示出，互聯網表現出自相似性（參見例如Song,Havlin和Makse 2005；Dill 等人，2002）。在分形地（fractally）構造起來的互聯網中，局部的贏家通吃模式，在整體的贏家通吃模式中被複制。可以這樣說，我們在整個互聯網所見到的流量冪律分布，正好也體現了組成互聯網的所有群落的流量特徵。少數範疇的網站可能偏離於在整體網路流量上所見的這種集聚化，但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政治性的站點確實是如此集聚化的。

醜聞：

進而言之，各種網路民主理論，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它們錯了，而在於它們不承認，網際網路的政治成功是以某些損失（trade-offs）為代價的。儘管本書著眼於描述性的而非規範性的研究，但是顯而易見，網際網路正在以一些民主價值為代價而強化著另一些民主價值。網路政治的冪律結構，似乎與關於公共監督的「火災報警」或「防盜報警」模型相當契合（Mccubbins和Schwartz 1984；Schudson 1999；Arnold 1990；J.Snider 2001；Zaller 2003；還可參見Bennett 2003a）。即使是那些不計其數的僅有少量讀者的博主，只要曝光了新聞機構或精英博主們認為特別有價值或聳人聽聞的信息，他們也能獲得全國性的關注。高度集中的博客讀者群，將公眾的注意力保持在了少數值得信賴的守門人那裡，當政策制定者與公眾的關切偏離太遠時，這些守門人能拉響警報。只要大型的全國性新聞機構仍然保持強勢，那麼博客空間就可能對傳統表達渠道提供一種有益的補充，通過另外一類限制條件、興趣關切和偏見過濾著政治信息。

網際網路最顯而易見的政治效果，在於它所曝光的那些醜聞，或者至少是它讓這些醜聞更快被披露。但是很多人希望，網路公共空間所做的應該不只是將醜事公諸於眾。醜聞並不構成某些理論家們視為關鍵性協商論證（central justification for deliberation）的那類道德討論（參見例如Gutmann和Thompson1996）。原因之一在於，它們通常並不涉及那些棘手的道德爭執領域。馬克·佛利(Mark Foley) 議員是否應該性騷擾未成年的國會侍應生，對此很少有爭議。也沒有人會認為，CBS新聞應該基於偽造的文件進行新聞報道。洛特在參議員斯特羅·瑟蒙德生日派對上的發言究竟何意，黨徒與名嘴可能各持己見，但雙方都會高調駁斥作為瑟蒙德1948年競選基調的種族隔離主義理想。醜聞是強有力的政治要素，簡而言之，是因為它們指控政治人物做了公民們已經一致認為不可接受之事。

因此醜聞是不同尋常的。它們承載著極其高價值的政治信息，訴諸有廣泛共識的政治價值，且通常是易於理解的。大多數情況下，醜聞都有利於這一派或那一派黨徒的利益。所有這些特徵，使得醜聞在網上尤其易於傳播。我們或許因此期待醜聞成為這樣一個領域，在那裡由長尾巴所覆蓋的驚人寬廣的網路，確實會至關重要。

然而，儘管有少數默默無聞的博主引發人們關注之前未知的政治醜聞，這也並不必然意味著過去的局外人（outsiders）現在就能在網上輕易被聽到。頂級博主們能夠指揮受眾持續和普遍地關注其觀點和喜好，而其它的博主則需要廣泛被閱讀的那些表達渠道的通力合作，才能被聽見。當小博主們的某些偏好與精英媒體的觀點相契合時，它們就有可能被重複和放大——否則，它們就會被視而不見。

成功觸發醜聞事件的那些人物的背景資料，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即有效利用互聯網的正是那些精英們。「Buckhead」，自由共和國網站上那位匿名的發布者，正是他指出CBS新聞使用偽造文件，結果他原來就是共和黨老人哈利·邁克道格爾德（Harry MacDougald），這位卓越的亞特蘭大律師，曾領導了取消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律師資格的工作（Wallsten 2004a）。最早匿名發布馬克·佛利議員給前侍應生的「過分親密」電子郵件的博主，原來是拉納·胡德森（Lane Hudson），人權運動組織（Human Rights Campaign）的一名成員，這是最大的同性戀倡議團體（Levey 2006）。在這些顯著的案例中，網際網路並沒有賦予普通公民什麼權力；毋寧說，它倒讓那些滿腹牢騷的精英們得以繞開制度性的約束。

「中層民主」與消失的中層：

從協商民主的視角來看，消失的中層還引起其它的問題關切。正如我們所見，某些人一直期待賽博世界的公共空間會與那種哈貝馬斯式理想有點兒接近——即是說，政治話語將更加不受企業社團的影響，政治討論將會更加包容和更加深思熟慮。然而，如同安德魯·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2002）所指出的，「通往電子民主之路，到處散落著各種失敗方案的灰燼殘骸。」正在進行著的網路協商，經常被嚴厲批評，甚至是被那些最初的熱心支持者所批評。有些人得出結論說，網路空間的設計安排，更親睞於消費者而不是公民，有利於企業社團的利益而不是公眾利益（Lessig 1999，69；Mclaine 2003；Gamson 2003）。網路討論似乎很難導致相互的尊重，後者正是民主協商所必需的條件，特別是考慮到廣泛充斥於網路論壇中的「蓄意中傷」與「熊熊怒火」（參見例如Kayany 1998；Herring 2002；Wilhelm 2000）。另外一些人同樣擔憂，網路「迴音室（echo chambers）」將會促進分極化（polarization）傾向，而不是促進和解（Sunstein 2001；Shapiro 1999）。當然，由於看起來沒有公民精神（uncivic）的那些做法，政治博主們在媒體上一再地受到批評。

但是如果說網路討論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協商，那麼這就向那些協商民主懷疑論者們的憂心忡忡傳達了新的緊迫感。林恩·桑德斯（Lynn Sanders）聲稱，協商民主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在用理性和合理的措辭清晰表述自己的觀點方面，一些公民要勝於另外一些公民」；其聲音未能被聽見的那些人，「很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在正式的政治機構中本來就沒有被充分代表，並且系統和實質性地處於劣勢，換而言之即婦女、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窮人」（1997；348，349）。彼特·伯克維茨（Peter Berkowitz，1996）認為，協商民主讓更加小範圍的一群公民獲得權力：

既然它將權力從普通人那裡轉移到他們中的那些深思熟慮者（deliberators）那裡，那麼協商民主……在效果上就顯得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貴族統治。在實踐中，權力就流向了院長和導師、教授與名嘴，以及所有由於教育領先、思維敏捷和表達流利而能使他人信服其高超議事技藝之能力的那些人。

「大V」效應

與伯克維茨的展望非常相似的情況已經接管了互聯網。網路政治空間已經事實上是一種貴族統治，它由那些熟練掌握高超議事技藝的人所主導。

政治組織與消失的中層

如果說本書所呈現的網路公共空間圖景讓協商民主人士垂頭喪氣的話，那麼在另外一些方面，網路政治還引起了諸多新的問題關切。弔詭的是，擴大的政治參與同樣會擴大政治精英們的作用。藉助受眾集聚化，前面討論過的那些門檻正在提升著頂級媒體運營人士的影響力。政治籌款或者選戰志願者工作這類活動，可能會變得更加包容（inclusive），但即使在這些方面也很難得出結論說，政治精英們的權力已經削弱了。

網際網路的強項似乎在於將大量的、鬆散的和地理上漫布的群體彙集起來去追求共同目標。通過http://Meetup.com（見面會）這樣的網站平台，迪恩能夠從分散於全國的那些利益訴求中創建出本地化的志願者組織。依靠幾十萬小額的在線捐助者而非一小撮大額捐款人，迪恩得以打破籌款紀錄。從西雅圖的WTO抗議到百萬母親大遊行（Million Mom March），其他學者們同樣推斷說，網路化的政治正在改變集體行動的邏輯，並且越來越有利於廣泛分布的那些利益訴求（Bennett 2003b；Bimber 2003a；Lupia和Sin 2003；Postmes和Brunsting 2002）。

相關網路熱聞：「帝吧出征」

另外一個顯著的例子是http://MoveOn.org，在網路組織方面它是最著名的灰姑娘故事。http://MoveOn.org在1998年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地由韋斯·博伊德（Wes Boyd）與瓊安·布萊茲（Joan Blades)這兩位軟體企業家所創建。博伊德與布萊茲建立了一個網上請願書，呼籲國會中止對柯林頓總統的彈劾，而代之以「公開批評和繼續前行（censure and move on）」。他們發給不到100名親朋好友的一封電子郵件，迅速傳播開來，從而他們的網上請願書最終收集到了超過五十萬的簽名。在反彈劾運動中組建起來的電子郵件列表、網站和社會關係網，成為他們未來事業的核心資源。

從任何標準來衡量，http://MoveOn.org都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組織性成就。MoveOn網站聲稱這一組織擁有超過300萬的會員。根據響應政治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數據，http://MoveOn.org的527個政治組織在2004自然年度共支出了2000萬美元，使得它在所有倡議團體中排名第八。不過，從某一方面看來，這一成功故事表明，網路政治比它所顯現的要更加淺層化（shallower）。http://MoveOn.org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此類組織；此時還很難想像有任何其它的網上倡議團體，像MoveOn那樣在一個周末籌到大約100萬美元（Whittington 2005）。正如我們在第三章所見，網上有成千上萬小型倡議團體；但是，關於網際網路政治效果的大多數證據，都來自一小撮大型組織。

迪恩競選運動和MoveOn的案例、倡議站點（advocacysites）中的鏈接與流量模式，以及奧巴馬競選的早期證據都表明，網路組織工作中同樣有著「中層缺失」現象。MoveOn主導著它的政治細分領域（niche），正如亞馬遜（http://Amazon.com）主導著在線售書領域或者易趣（eBay）主導著在線競拍。過去的十年中一直存在著要複製MoveOn現象的各種嘗試（參見例如Allen 2007），這些嘗試中很多都是資金充足的，包括有卓越的政治人物和老練的政治團隊的參與。但是沒有那個能動員起像MoveOn那樣的活躍分子軍團。

對於仍然圍繞著網路政治的那種神話，很有必要強調一下顯而易見的事實。每日獲得幾十萬點擊的那一小群博主顯然是政治精英。像http://MoveOn.org這類優秀的在線團體，仍然嚴重依賴於正式和非正式的精英來運營其組織。政治候選人和他們的拿工資的團隊成員當然足以稱得上政治精英。關於網路政治的所有最受稱讚的案例，都依賴於政治精英，以便去遊說、協調和組織動員。此外，這些新的網路精英，並不必然比舊精英們更加代表普通大眾。宣稱網際網路正在讓政治民主化的那些人，應該首先正視這些關鍵事實。

新技術，老缺陷

在本書結束之前，有必要評論一下另一個更老的學術派別，它似乎也對網際網路的成功與失敗有所見解。至少從1950年代起，政治學者們主要依靠多元主義理論來解釋美國政治中的權力分配。多元主義者將政策制定描述為在利益集團和政府官員中間的一種談判，不同組別相互競爭的精英在不同的政策領域各佔優勢。多元主義者們主張，政治資源是不平等的但也是「非累積性的（noncumulative）」——大多數公民都擁有某種權力資源，並且沒有哪類政治資源（特別是財富）會使所有其它政治資源喪失重要性。由於在政治決策的制定中有著多種多樣的權力中心，並且由於這一政治制度提供了各種機會來影響政策，所以多元主義者們認為，美國民主會阻止某一公民集團或階層持續地進行統治。

然而正如前一章的E.E.沙特斯耐德引言所顯示的，多元主義即使是在它自己的同類那裡也從來不缺乏批評者。關鍵性的批評在過去半個世紀中一直顯而易見地持續著——也即是說，美國民主沒能提供超越種族和階層的足夠的代表性，沒能彌合政策精英與普羅大眾之間的差距。

如果這些確實是美國多元主義最不容忽視的問題，那麼到目前為止也很難得出結論說網際網路已解決了這些問題。當然，在很多政治領域，網際網路的長期影響仍然朦朧不清。但是在政治博客那裡，在MoveOn的博伊德和布萊茲這樣的政治企業家中，甚至在廣為人知的「拉瑟門（Rathergate）」和佛利醜聞這樣的政治事件中，其政治表達被放大了的那些人，大多數都是白人、中產階級上層、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在證據最為明顯的這些領域中，網際網路似乎是對美國政治還未曾有過的某個問題之回答。

數字鴻溝的持續存在，使得多元主義和網路協商的失效更加顯而易見。在訪問（access to）互聯網方面，在查找和處理在線內容所需的技能方面，以及在網上搜索政治信息的需求方面，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已經紀錄了持續的不平等。但是，如果說去閱讀政治博客需要相當的技能與動機，那麼本書也已指出，要能在網上被人閱讀的話，其所必需的技能和投入就是幾個數量級的更多的排他性（more exclusive）。

因此最終來看，就普通民眾的政治表達而言，網際網路似乎既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網際網路使得競選籌款更加兼容並包（inclusive），讓那些廣泛分散的利益訴求更容易被組織起來。對於活躍公民來說，海量的政治信息只有一個點擊之遙。網際網路政治並非只是平日里司空見慣的政治；網上的利益訴求並非是對線下政治版圖的一種完全反映。

然而，網際網路未能兌現其承諾的地方，也恰恰在於政治表達的那種最直接形式。如果要說普通公民寫出東西來，他人就會看到，那麼在這種能力方面，網際網路離人們一直對它的斷言還差得很遠。在賽博空間中表達或許很容易，但想要被聽見卻仍然難之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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